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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雙重標準的動物。詭異的是，在我們眼中似乎社會的人和事普遍有著雙重標準，唯獨我們甚少承認問題發生在自己身上。雙重標準並非一面倒的壞事：「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是一種雙重標準的取態，但不見得可憎。由此可見，雙重標準惡不在於標準的不等稱運用。雙重標準之所以可惡是其運用所帶出的不公義或偽善（hypocrisy）。例如否定別人說謊，自己卻徹頭徹尾地撒謊便是雙重標準的典型例子。既然雙重標準相當普遍，我們必須瞭解其中肇因並時刻反省，免得令社會蘊釀出習慣性的偽善和不義。以下文章會嘗試解構導致雙重標準的思維元素（非惡意性的雙重標準），希望對讀者有所啟發。
各位市民，聖誕快樂。昨天我們介紹了明朝的抗稅故事。在聖誕節這個特別的日子，我們想起耶穌挑戰帝國統治的故事。有牧師來稿，為我們講解耶穌對納稅給不義政權的看法。無論閣下是否基督徒，希望有所啟發。
【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 （文：陳牧師）
敵對耶穌的法利賽人想利用政治矛盾來陷害耶穌，就找了一個陷阱來陷害他；「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這問題的惡意，在於如果耶穌答「可以」，就會得罪以色列的民族主義者，甚至失去普遍以色列人的支持；如果耶穌答「不可以」，法利賽人就可以用耶穌的這句話指控他搧動反對羅馬政府而陷他於死地。
耶穌看穿了惡計，就反問他們有關羅馬政府所發行的錢幣上的頭像和名號屬誰，要知道當時錢幣上刻有凱撒頭像並有拉丁文寫著「提貝里烏斯，神聖奧古斯都的兒子」，背面則寫著「最高大祭司」，意思是以凱撒為神。
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錢幣既有凱撒的頭像，所以凱撒造的錢幣可以交還給凱撒，即是納稅是可以的；但下一句「神的物當歸給神」就帶來另一個新角度：凱撒雖自稱為神，但他真是神嗎？原本對神的效忠及敬畏不應給凱撒奪取了，因為凱撒也不過是被造之物，所以絕對的效忠只可以歸給神。這樣看來，地上政權對人的權柄只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政權只是神設立為要賞善罰惡的工具，神才擁有絕對的權柄。
如何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近年成為教育界關注焦點之一。而為了支援這些學生，教育局設立特殊學校，且在中小學推行融合教育，除了津助，尚有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提供評估、輔導及培訓等。此外，當局亦為老師提供不同層級的相關培訓。中小學的融合教育開支去年為10.8億元，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人數接近34,000人，人均開支約32,000元。而本年度有關開支預算為12.4億，較去年增加1.56億（14.5%）。
幼稚園的情況又如何？儘管幼兒教育並不屬於強迫教育範圍，且幼稚園皆屬私營性質，但本港適齡幼兒的入學率達百分百，而所有本港的幼稚園均根據《教育條例》註冊，受教育局規管。即使以往由社會福利署管轄的幼兒中心，在2005/6年亦透過「協調學前服務」撥交教育局屬下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管轄。因此，幼稚園屬於教育局的管轄範圍，實是無容置疑。
香港足總在上週日（12月21日）晚以「2014世界盃技術分析報告」為題舉行教練講座，並邀來國際足協技術分析小組成員、香港足球名宿郭家明，和港隊總教練兼技術總監金判坤作為主講嘉賓。金判坤以講解港隊的訓練方法為主，當中涉及青年球員的訓練概念；至於郭家明則列舉國際足協的連串數據，解讀決賽周各隊的技戰術走向，為是次講座的焦點。
三後衛陣式的復辟
就各隊的陣式變化看，「智多星」指出本屆世界杯的潮流是回歸三後衛，或德國的4-3-3陣形。去年洲際杯尚且流行踢4-5-1（甚或切換成4-2-3-1）陣式，但本屆世界杯卻出現兩種趨勢：一，前場佈下三位進攻球員以加強人數優勢；二，邊後衛的助攻屬性更甚於防守。在第二點的前提下，較多球隊排出三後衛陣式，以釋放兩翼衛的進攻能力。在三後衛的基礎上，更有球隊如哥斯達黎加選擇5-4-1陣式鞏固防守，後排五名後衛能一致向對手發動進攻的一側邊線靠攏；又或如墨西哥，雖然擺出三後衛陣式，但在馬基斯居中指揮下，即使有一名翼衛押上至中場，另一側翼衛立即回收保護後防。而且，這些球隊仍然能維持前場至後場30米距離，體現球員的高度協調性。除了以上兩隊，郭家明也列舉智利和荷蘭的比賽錄像作為演繹三後衛陣式的例子。
進攻和防守細節的變化
（獨媒特約報導）原本從事平面工作的慧惠，自十一月起放棄穩定收入，全情投身佔領運動，以繪畫記錄區內日常大小，最後創作出《雨傘日記》。運動期間她手執畫筆，以第一身見證運動變遷。從金鐘木匠陳伯、旺角自修室到銅鑼灣的年輕面孔，一個個不顯眼的佔領細節，都被她一一畫下。「小人物做小事」，她形容自己是個小人物，只希望為香港貢獻一份力量，相信人是有能力影響更多的人。懷著這顆溫暖的心，現時她正舉辦作品展，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把運動帶入社區。
描繪不平凡的平凡人
鎂燈光下知名人士如光似影，每每發言，記者們前仆後繼、蜂踴而至。然而，燈光背後一張張無名的臉，對慧惠才最有價值。 一直從事設計的慧惠笑言自己在運動中就像名記者，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然後透過畫作呈現到大眾眼前。她坦言用攝影作媒介的話，被拍下的人很可能會遭清算，故此細心的她選擇了花時間卻極具人情味的方法﹣﹣畫畫，來「報導」佔領區所發生的事。
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When times get rough
And friends just can't be f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每一次聽這首Simon & Garfunkel的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就會想起我們仨在那舊得像要隨時塌下來的村屋內的片段。
「嗨！你究竟聽了這首歌多少次？ 唱片也累了吧？」B一放學回來就總愛取笑我。B在中文大學唸英國文學，家在元朗,所以跟我和A合租了這在沙田的小屋，樓高二層，包租婆獨居樓下，子女都跑了去英國Soho的中國餐館打工，她也樂得多了三個年輕人住在一起。
雨傘運動，並非只是七十多天。長期運動要贏，雨傘世代的經濟勢力亦是重點。最近很多同伴引述了李小龍的話：像水。政治或街頭運動以外，在商業領域，我們亦需兵形如水，佔領一切能佔領的經濟空間。最好是能將現有顯露出來的能量，融入商業領域中。文化創作，是其中一個途徑。
文化創作，從來都受整體政治社會形勢所影響。沒有社會變遷，創作出來的作品往往沒有靈魂。中國近代的文化創作，最興盛莫過於民國時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社會動盪，令很多人有話要說。魯迅的棄醫從文，就是例子。香港在六十年代開始，經歷了一個文化高峰。當時的冷戰，華人社會化成壁疊分明的兩岸三地，提供了無數的啟發。回看當時的作品，很容易能看出各種明喻隱喻。
雨傘運動，是一個分水嶺，無論長遠結果如何，香港也將轉型。沒有人希望會出現動盪，文化創意亦不需要政經動盪，但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共同觀念、乃至文化符號，都已經在急速轉變。這種轉變，能化成創作能量。所以筆者認為，香港未來十年，應可迎來另一波文化高峰，而當中最重要的作家、詞人、導演，很可能是今天的中學生或大學生。
收到中史老師「小傘兵」投稿，為我們講解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抗稅故事。
抗稅個案六：明朝葛賢反稅監事件
(文：小傘兵 )
中國歷史上有沒有「抗稅運動」呢？古代稅制複雜，與今天迥異：以田賦、丁役為主，旁及鹽、酒等專利品課稅。然而，有關「苛政猛於虎」的稅收情況，依然數之不盡，最耳熟能詳的是柳宗元〈捕蛇者說〉的故事：捕蛇者蔣氏三代為免交賦稅，寧願冒死捕捉毒蛇，反映中唐時期人民的悲慘生活。
不過，要數最著名的抗稅故事，要數晚明的反稅監領袖葛賢(1568-1630)，葛賢，原名葛成，蘇州織工。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稅監孫隆加重捐稅，導致機戶停工，織工失業。葛賢便率眾擊斃孫隆屬下黃建節，又包圍稅監衙門，要求停稅，迫使孫隆逃往杭州。事後，葛賢挺身投案，仿如今天「佔中」諸子到警署自首。
可幸，蘇州知府朱燮元深明大義，說服上司免去葛賢死刑，更不連累一人。
今天，稅務局局長又可有這股氣魄與識見，將市民「良心抗稅」的訴求上報上級，將壓力轉嫁與特首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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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看過本土研究社的結論，但在謝冠東在主場博客的〈回應本土研究社的租優於買〉一文中看見不少關於置業的論述，故我也來評論一下。
處理置業與否的問題時，一個重要的思考模式是要明確區分當中的住屋需求和投資需求。住屋需求人人皆有，而這除了置業之外就只可以由租住房屋所解決。投資需求就不同了，不購買房地產的話你還會有定期存款，基金，股票，債券，保險等多種選擇。
住屋需求以置業還是租屋來解決，我是同意謝冠東的提議，偏向前者的。但這不是因為他文中所說的原因。置業的好處在於穩定，如果你不想每年要和業主討價還價，面對遭迫遷的風險，又或是需要投訴一輪才有辦法處理漏水壞冷氣等問題的話，擁有自置居所會省卻你不少氣力。但只要你行裝輕便，或是經常變換工作地點，甚至乎對於新環境感到雀躍，租屋又不見得有什麼問題。
謝冠東一文的討論重點其實不在如何滿足住屋需求，而只是著重投資需求。第一個問題在於他以四年前的樓價作例子，本人大概也於四年前買樓，4800元供款三十年大概是借了一百五十萬左右，以現在的市況，即使三百呎的元朗單位也不一定買得成，以這例子去討論今天的情況，實在是不著邊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