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劍青

Facebook 網絡霸權之隨機性與迅速，不同於學術霸權亦不同於地產霸權政治霸權，人民是難以透過實體空間的佔領來抵抗的：原來某日醒來，突然有個網絡工程師晚上收到不明指示要試驗改變網絡的遊戲規則，就不必向你交代，公眾留言的自由就會在你的專頁上消失，半日後突然又無聲恢復。一聲令下，其執行速度比起納粹更法西斯。

今天 Facebook 半日的專頁滅聲演習，正好讓我們思考什麼是網絡的自由。一般人會以為只有極權國家才有需要侵害自由，而市場化的力量可構成對國家權力介入網絡的護盾。然而今次大量媒體專頁消失留言功能，卻印證了網絡自由的商品化，正正就是對網絡自由本身最大的傷害。

這種自由市場的神話，先是以提供「網絡自由」之名，讓大家放下介心使Facebook 進入了你的日常生活，然後，他就每日把玩著「無形之手」壟斷你的生活資訊、調節你的人格及社交關係、任意塑造一種更適合圖取巨利及方便權力介入的網絡空間與節奏，然後定義著什麼才是日常模樣。

這正正黑色幽默地實現了邱吉爾的一句名言：「First we shape the Facebook, and thereafter they shape us」。一種去除人民監督主導、追求利益至上的網路設置，未來就只會是有錢有權的人才可發言，付款的意見才會在你的News Feed出現。

文：嶸仔@運動公社

在上屆世界盃揭幕戰，巴西中鋒費特成功誘騙日籍球證西村雄一賜巴西一記十二碼球，令巴西反超前克羅地亞，最後順利全取三分。

近年來，「插水」行為在西方媒體（尤其是英語世界）經常被猛烈批判，這類期望球證被自己騙到的伎倆往往被視為足球場上最不道德的行為。但在巴西以至是拉丁美洲世界，對這種行為的態度卻往往是另一回事。不是說巴西或者拉美輿論一定會認同「插水」或者欺騙球證，而是拉美足球文化對這類行為會有多些包容以至是肯定。要了解西方世界與巴西/拉美世界在這方面的分別，就要先認清兩地迴異的歷史軌跡。

首先，在大部分西方國家，都是先有國族認同才有現代足球。但在如巴西這樣的拉美地方在十九世紀獨立建國時，內部有掌握政經權力的歐洲白人殖民者、被壓迫的原住民和黑奴（及其後裔），他們當時之間根本難有一致的認同感。後來拉美各國統治者要進行建構國族的工程時，部分政權就視大眾歡迎的足球為團結國民的工具，因為足球可令國家內不同族群和社會地位的人的視線拉往同一個地方。

兩年前，新田花農梁日信利用休耕期，毅然復耕種稻米，成功掀起一輪耕作熱。過去兩年秋收時分，吸引不少年輕人到農田去協助收米，亦使香港人意識到本土農業的重要性。

可是稻穗再盛，卻敵不過發展巨獸帶來的推土機，地產商早已對有傳會發展成邊境購物城的新田虎視眈眈，而信哥的農地也被地主勒令收回，使這個成功重振「元朗絲苗」雄風的農場面臨結業。

█ 原居民地主迫遷

本來是花農的信哥，一直在石湖圍小磡村和牛潭尾的農地上耕作，2013年的春天，信哥和太太及幾位工人試種水稻，結果首年成功種出一公噸大米；去年再接再厲，收成近二千斤米。

信哥今年也按原定計劃種稻田，但在去年年底，地主「文永壽祖」、「文永秀祖」及「文明德堂」三間祖堂司理發出律師信，要求他遷出位於DD102 Lot937地段。偏偏這地段正正是信哥的家園和農地。更甚的是，農場橫跨了緊貼的Lot 936、937、955，今次業主的收地行動，可謂是「劏開」了信哥一直耕作的農地。

法庭再在上星期正式發出遷出令，信哥迫於無奈地準備遷出，工人也忙於收拾，但信哥依然感到憤憤不平：「農夫是不能離開稻田的，離開稻田之後他便無法生存，到最後都是要被迫結業。不但只不賠償給我們，更要我們令訴訟費，真是天大的歪理。我希望社會和法律還我一個公義。」

█ 只望報一飯之恩

有一晚，我帶我家一貓兒去看醫生，頻撲了整個晚上回到家附近還未吃晚餐，便隨便走進了一間食店打算吃個麵，我坐下並把載著貓兒的袋子放在座椅上。隨即，侍應向我說「先生，這裡不准帶貓呵，是衛生條例...」，我當時很累，沒氣力與他們理論，於是我便拿起貓兒離開，並向該侍應說「好！對，你提醒了我，我的貓比你這裡要衛生得多，我以後不會再來！」

我把這經歷告訴臉書神。不出一天，除了少數人認同筆者外，數以百計街坊群起而攻之，怒罵筆者，當中不外乎圍繞著以下幾個論調：

1. 犯規論：犯了法還惡人先告狀、食肆容許寵物內進可被釘牌、該店已貼告示禁止寵物入內、私人地方可以有自已規矩...
2. 衛生論：對貓毛敏感、傳染病，有動物衛生情況會很大問題...
3. 常識論：餐廳一向都不能帶寵物，是常識...
4. 尊重論：帶動物入店是不尊重別人、沒考慮其他食客感受、影響其他食客、寵物應被尊重但也要看情況和環境...
5. 道德論：寵物主人要自律、濫用自由、道德塔利班...
6. 污名論：「影衰」養寵物人士、愛貓愛到癡了...

以上列舉論調，互有關連，以下簡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