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事件的意義，不單決定於組織者與參與者，還在於人們的詮釋，「反高鐵」運動是個很好的例子。

呂大樂在一月十九日的《信報》中指，「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不是和平抗爭，是衝擊立法會，違反「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這樣的描述與判斷呼應不少媒體的影像畫面，讀起來似乎順理成章。這樣的詮釋如果是出現在報章社評，我是見怪不怪的，反正部分媒體的公信力已江河日下，但出自本地重要學者兼泛民人士呂大樂的筆下，其意義非凡，讀後實在感到有需要認真指出呂大的錯誤，包括事實上、概念上與邏輯上的錯誤，因為，它們不是偶然的，而是非常系統地出現，嚴重扭曲香港的政治討論空間。

針對官員及保皇派

首先，呂的錯誤不在於他自認的「保守」，保守也可以基於事實，可以概念清晰一致，合乎邏輯。呂在文章中沒有說明，示威者違反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是什麼。一群自始至終皆在議會之外的群眾，到底如何違反議會的規範與倫理？除了一次旁聽席上喊口號，短暫打斷了會議一陣子外，議會的討論與表決沒有被打斷過；除了落在黃宜弘頭上的膠樽外，沒有議員與官員被襲。事實上，連那個「神奇膠樽」到底是誰擲的，也存有爭議，有現場參與者在電台節目上指控是便衣警察所為。

反高鐵運動，亟需檢討及深化。長毛梁國雄日前在our tv節目「向左望」，就反高鐵運動提出了一些檢討，旁及香港政治運動和群眾自發運動的發展及限制，值得太家細心留意。大家可以上ourtv看節目，以下是部分發言摘錄：

（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攝影：柏齊

四十三年前，我是一名嬰孩，時年丙午，後來聽我大學時代的古籍老師說，那是六十年難得一遇的雙火之年（即天干地支皆為火），世局必逢災變。結果，那一年神洲變色，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浩劫一啟便是十年。翌年，文革赤紅的巨火已漫延至深圳河的對岸，據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已蓄勢待發，將與香港的愛國左派力量裡應外合，過河解放香港。於是，影響了香港往後整整四十多年發展走向的「六七暴動」，終於在全港爆發了。

父親，不知道聽過多少次， 在滿街「菠蘿」的日子裡， 在爺爺的訓斥下，你或母親是怎樣在宵禁之前趕往託兒所， 把我這一個剛滿一歲的小豆丁安全地接回家中。你跟爺爺都在大陸出生，是抗戰走難的一代，都深深體會到離亂的可怕。你們都怕社會動亂，但同時又相信中國人傳統的家庭價值，願意為家人無私地打拼，一磚一瓦的為父母妻兒建立一個和樂安定的家。

為家園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