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沒有告訴你：屠呦呦背後的大眾科學精神
文／左楠

破土編者按：一系列關鍵字伴隨著中國首位諾貝爾科學獎項的獲得者屠呦呦而來，84歲，中國籍，中共黨員，中醫研究背景，發現青蒿素，主要成果誕生於70年代......「成果誕生於70年代」無疑吸引了不少眼球。當我們關注青蒿素產生的時代背景時，也不能忽視「瘧疾」的階級性，是的，瘧疾是一種「窮人的病」。儘管西方發達國家擁有先進的醫療條件，對於資本為導向的他們而言，為「付不起錢的窮人」鑽研治病之道還不如研究減肥藥來得實在。而「籠罩著陰雲」的70年代卻恰恰是要服務於窮人，服務於大眾的。那個年代，科研成果不是個人榮耀，而是集體通力合作以服務於大眾所需。科學究竟服務於誰？這才是今天諾貝爾科學獎項應該刺痛我們，讓我們反思的地方。

據諾貝爾獎官網的最新消息，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5日中午11時30分，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當地的卡洛琳斯卡醫學院揭曉，中國藥學家屠呦呦以及其他兩位科學家榮獲了該獎項。

屠呦呦，這位低調的藥學家，1930年12月30日生，中國中醫研究院終身研究員兼首席研究員，青蒿素研究開發中心主任。她的得獎讓科學界和輿論全身的細胞都被啟動起來——她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項的中國人，也是中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

高鐵工程超支日益惡化，表面上政府與港鐵定期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但實質上兩者對超支延誤的真相皆含糊其詞。按照港鐵今年八月呈交的進度報告分析，政府承擔的鐵路工程開支總額自今年5月起已經超越立法會所批撥款上限，卻一直未有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這種做法不僅違反政府一貫奉行的財政紀律，更有違反基本法之嫌。為何公眾和立法會議員竟然矇在鼓裏？這須從港鐵越來越高明的「數字偽術」仔細分析。

要了解路政署和港鐵的掩眼法，便先要明白處理公共工程開支的兩項基本原則：

「先批後簽」：設想政府各部門一如大企業內的採購部，除非財務總監批出預算款項，採購部不能拿現金買貨，亦不能私自簽訂合同令公司承擔付款責任。放諸政府部門，除非得到立法會批准專項工程預算，部門不能用錢，亦不能簽訂合同，即使預算已批，合同已簽訂，亦須時刻估算政府須承擔的付款責任有否超出預算，一旦超出便須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否則須停止工程用款。

這條原則的關鍵是「合同付款責任」有否超出「批准預算」，而非只考慮現金是否用盡，原因在於一旦政府部門明知埋單時會超出預算而作出某些行為（例如增加合同工作量）或不作出某些行為（例如放任合同超支索償），便等於「冇錢又叫人開工」，跡近以政府之名行騙，所以必須由嚴格財務紀律規範。

修讀通識科理解社會現象時，需要掌握相關概念。若誤解概念、錯誤運用，便難以自圓其說。最近，主理香港事務多年的全國港澳研究學會會長陳佐洱發言批評香港未能依法實行「去殖民化」，造成香港巨大內耗。幾天後有記者追問他香港如何未能依法「去殖民化」，他說：「如果跟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發生牴觸，而沒有加以糾正的話，『去殖民化』的問題就出現了。」大概意思是香港未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一些挑戰國家主權的聲音(例如「戀殖」、「港獨」) 在民間出現，就是未「去殖民化」。這是誤解概念的例子。

何謂「去殖民化」？

「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在地理上的理解，是指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後受殖民帝國管治的地方（主要為第三世界），以獨立建國為手段，脫離殖民帝國管治，取得自決和自治的過程。以時間點看，一地獨立建國後，去殖民基本上已經完成。在此分水嶺以後，這個國家就進入後殖民時期。據此理解，香港去殖問題有三個懸念：一、1972年中國要求聯合國將香港從殖民地名單剔除，既然中國視香港不是殖民地，何來殖民統治？二、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參與討論，欠缺自決的過程，香港如何去殖？三、至今香港沒有獨立建國，亦非全面自治，去殖從何談起？

（獨媒特約報導）港大校委會否決任命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後第7天，港大教職員發起靜默遊行，莊嚴地由百周年校園遊行到中山廣場，發起人為法律學系系主任何錦璇、人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教授Timothy O’Leary、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何式凝。參與師生約2,000人，包括多位法律學院教授。前法律系教授Carole Petersen、研究侵權法及勞工法的Rick Glofcheski教授均促請校委會改革，香港各大學捍衛學術自由，但同時亦有學者坦言擔心人權工作受影響，對近日事件感到心寒。

另看：
〈逾千港大師生遊行：我們不會再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