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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有『6521』之說，也為了中國『政治敏感年』作了具體的解釋。過去百年在中國所發生的大事，許多都在逢九之年發生：共產黨建國60周年、達賴喇嘛出走5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以及法輪功包圍中南海10周年，這也就是所謂『6521』。這些事件之所以敏感，不只因為是大事，而且還多是『有苦主』、『未解決』的懸案，這些『苦主』似乎都在侍機而動，希望在這個年頭為『翻案』爭取更多的政治能量。
當中最讓中央政府煩心的，理應就是西藏問題，特別是去年發生了 314 事件，西藏問題今年更是極為敏感。打從年初起，就一直有消息指西藏流亡政府呼籲藏民不要慶祝藏曆新年（新曆2月25日）；而剛過去的3月10日是達賴出走50年的紀念日，雖然香港視之如無物，但在藏區則不斷傳來衝突的消息，然而由於消息封鎖，許多消息根本無法突破內地，能夠傳出的消息也難以確定真偽，就如昨天明報頭版的『狂徒重慶殺哨兵奪槍』，就引述星加坡傳媒指策動『恐怖襲擊』（槍殺一名軍人）的四名『狂徒』是藏人，然而事情並未被證實。
「行政主導」是個很奇妙的詞，伴隨着香港人成長，大家甚至對它有點感覺親切，覺得這四個字代表了香港。二○○九年二月六日在本版發表〈上馬〉一文，談到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建設令石崗菜園村幾百村民面臨滅村之災。之後的日子對事件的介入多了，也體驗到「行政主導」在落實時的不同面向。
今年是六四民主運動二十周年，本地不少大學學生組織都積極參與紀念活動。各大學的學生報亦準備製作特刊，令有關中國民主的討論得以持續。
我對於文字或任何文本的喜愛程度，其實遠比看起來的要為低。換句話說，買下這本《斑駁日常》的最初原因更多是從情感上支持文學事業，而不是真為了她的內容。
市區重建策略的諮詢開始進入第二階段，政府和市建局的前提是甚麼呢？就如下篇相關的文章，市建局的膳稿越來越多，底牌越見明顯。
正常人會說這原告人真是儍佬一名，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警察查身份證? 查身份證不是警察的日常工作，正常職務嗎?
事緣原告人於2006年在高等法院開展一宗民事案件入稟控告當年警務處長李明逵。自2006年至2008年間，原告人指稱不下十多次包括在他的店舖周邊範圍及工作時間內，若干警務人員重覆地及無合理懷疑情况下向他作出截查。
此連串事件引致該市民以民事法律程序形式在2008年於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提出申請非正審強制令，禁止警務人員在他工作地區重覆地向其強行奪取及記錄個人資料。非正審強制令﹝Interlocutory injunction﹞是一項高等法院(或區域法院)獨特的法律程序，這宗案件比起近期「民間電台」「喜帖街示威」「皇后碼頭清場」比較上不甚受注目，但本人認為這宗臨時禁制令申請上訴法庭明顯地向警務處長發出最後警告。此案件已被收錄於2008年香港法律彙報 -王子鑫 訴 香港警務處長鄧竟成 [2008] 5 HKLRD 164
匯豐銀行股票跌到三十三，電視台股評人的眼淚也掉了下來。報紙登上頭版，街頭巷尾議論紛紛。正所謂全城「同聲一哭」，場面感人之處，直追「沙士英雄」封棺或者英勇消防殉職。遠方朋友facebook留言，寫道﹕「匯豐收皮，香港正式進入後殖民時代。」真有又一次經歷「大時代」的感覺。
菜園村村民上星期二在中環美利大廈前示威，他們的家園受到以公務員為首的專業軍團威脅，為何沒有相同專業的人士幫他們與政府抗衡？
這期編輯室周記遲了幾天，快要成了雙周記，真是罪過。近排本網站頗為旺場，「最新文章」有時在一日內便被擠出首頁，隔幾日才上本站一次的讀者們，記得click下「更新文章」的更多鍵，以免走寶。
這次想跟大家談談「專業知識流向公民社會」這題目。回顧筆者這幾年參與的民間報導及公民社會倡議工作，包括中大保樹和校園規劃、市區重建、歷史建築保育、保衛公共空間以至目前的廣深港高速鐵路，經常遇到兩個問題，一是專業界壟斷行業知識，二是「幾乎點玩都輸」的仲裁機制。這兩個攔阻令很多倡議根本難以推動，公民社會的倡議者也常被譏為「亂講廿四」的業餘閒人。
这几日，在山东的采访很不顺利，许多当事人怯于种种压力不敢说话，更不敢会见记者，我被搁浅了。
今天是3月8日，星期天，工作已经无法开展。想到身陷牢狱的陈光诚家在山东，我便想了却一直以来的夙愿——探望在监狱里的光诚，看望他的妻儿老母。光诚是我在当下中国所最为敬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