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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上周六晚上，音樂人周博賢與黃津珏到立法會示威區主講流動民主課室「禁文化」系列講座，從音樂的審查談到廣東歌出路。周博賢認為廣東歌的前景仍然良好，只是必須改變過去聽眾對樂壇娛樂化與商業主導的印象。黃津珏則分析歷史上各種審查音樂的原因，除了政權打壓音樂人的例子外，他亦指出群體之間的音樂審查同樣常見。
周博賢：審查對歌手與創作人帶來壓力
周博賢表示，香港樂壇注重曲、詞、編、監的高度分工，基本上發表激進意見或者打擦邊球的不是歌手，而是填詞人。周提起曾與他共事多年的歌手謝安琪，憶述雨傘運動期間，陳淨心透過微博舉報謝安琪唱〈撐起雨傘〉和到金鐘聲援。「大批五毛憤青轟炸謝安琪嘅微博。謝安琪係驚，但唔係驚政治上嘅逼迫，而係大陸網民嘅言語暴力十分凶狠。」這種經由他人舉報而導致的審查，不但使歌手在某些議題上卻步，更令到他們事業受挫。周博賢指當時謝擬到廣州的大學作院校巡迴表演，結果那些大學被人淋紅油，巡演只能作罷。「歌迷見到咁，都會有切身恐懼，擔心聽謝安琪嘅歌會連累佢哋，被政府認為係反動。」
文：龍子維（影子長策會成員）
領展霸權變本加厲，天耀街市關閉、長發街市罷市、轄下停車場全面加租，有政團發起「佔領領展」的行動，要求政府回購有關物業，以阻止領展不斷加租、外判街市經營權等行為。
要發起政府直接回購，「佔領領展」，最大的問題是無良商人無端先賺一筆。截至2016年4月25日，領展房產基金的總市值達到1093億，全面回購耗資甚大。假如政府在回購的條款中加上限制加租的選項，投資者預期領展資產價格下趺，拋售手中資產，手持領展資產的納稅人會即時蒙受損失。
此類回購的操作，大多出於道德理由，例如「不應賺到盡」、「政府應保障民生需要」、「屋邨商場不應成為炒賣的工具」。這些當然可以是回購領展的正當理由，不過現實是受影響的200多萬公屋居民，並未被動員起來加入有關行動，如果真的希望解決領展無限加租與出售轄下街市資產而引發的種種問題，我們需要更多元化的策略去達致目標。
（獨媒特約報導）國際反圈養動物行動「Empty the Tanks」於今日（5月7日）舉行。約40名香港關注動物權益人士早上齊集海洋公園正門參與示威集會，向海洋公園提出「零表演」、「零囚禁」及「還動物自由」等訴求，並要求與園方管理層對話。期間參與者不滿園方代表回應態度惡劣，迴避提問，兩度意圖衝入園內與高層對話。園方指示保安築成人鏈阻擋，並繼續拒絕對話，最終只派出公園營運總監到場接收請願信。
（獨媒特約報導）梁穎禮，阿禮，一個相對「低調」的抗爭者，最近這幾天，他也在馬屎埔村巡守，爬上了推土機，阻止「怪手」繼續破壞農田。
六年前的反高鐵運動，也有梁穎禮的身影。1月15日、16日那在立法會外的最後兩天，梁穎禮都在斷食。斷食看似很「和理非」，但其實阿禮在當時是屬於「衝衝子」派。
1月15日，正在斷食的他在立法會財委會宣佈結束、部份「衝衝子」衝擊立法會期間，聽到大會說要上禮賓府，對阿禮而言，是晴天霹靂。
反高鐵
2009至2010年反高鐵期間，自己定位為「衝衝子」的阿禮參與了五區苦行、立法會苦行及斷食等抗議行動，阿禮形容這是媒體上的抗爭。
文：葉建源（教育界立法會議員）
幾十年來，群育學校的興建素來沒有爭議性。意想不到的是，這次帶頭反對興建群育學校的聲音，竟然來自教育界本身。
本港目前共有七所「群育學校」，專門處理有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學童，幫助他們適應主流學校的教育。群育學校減輕不少主流學校的壓力，貢獻極大。當中，超過五十年歷史的東灣莫羅瑞華學校，位處大嶼山石壁，校舍早已追不上時代的需要，故政府計劃把學校遷至屯門另建新校舍，也可填補新界區（大嶼山除外）缺乏群育學校的空白。這項工程已在區議會討論通過，並即將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審議，一切都非常順利。不過，委員會最近收到新校舍毗鄰的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蔡國光校長來函，不僅反對該項工程，而且對群育學校有相當負面的描述，為這項工程能否順利通過帶來變數。同時，由於函件經由立法會上網公開，媒體爭相報導，蔡校長一再重複其觀點並加強力度，其負面描述對東灣莫羅瑞華學校以至所有群育學校，都帶來了頗為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有公開討論的必要。
蔡校長函件犯了兩大毛病：首先是引述偏頗，其次是對群育學校的認知與事實相差太遠。
五一當日，九大學生會（不包括理大、嶺大和教大）與本土民主前線和香港民族黨聯署，聲明不會參加由「傳統政黨組織」舉辦的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以文論文，該聲明可謂膚淺至極，約莫是DSE通識卷僅僅合格的貨色，行禮如儀都不及；然而以政治姿態而論，則不得不嚴正反駁，仔細辯論。解決問題之首要，是認清問題的因由。弄錯敵人，則無論有多勇武，都是水滴大海，穿不了石，而徒勞無功。
第一點的「本土勞工訴求」，即直指「單程證審批」和「內地人才輸入計劃」。然而內容牽強附會，意圖將「外勞」議題的焦點轉向新移民，混淆視聽，變相為資本家輸入外勞鳴鑼開道。香港政府應取回單程證審批權，此說已無爭辯之處。然而，將家庭團聚統統視為「籍口」，將之打為「外勞」，便犯上了基本的事實錯誤。試問聯署聲明的梁天琦，佢老母帶佢來的時候，是不是家庭團聚？這一家幾口，是否統統都係搶飯碗的外勞？
須知道透過「補充勞工計劃」來港工作之外勞，受入境政策、標準合約規限之處極多，不但不是「特權人士」，更是香港的「二等公民」。在港的外勞受中介層層盤剝，工時比香港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既不能轉換工作，也不能轉換僱主，「肉鎚砧板上」，本身已無實踐自身權利的機會。很多在老人院工作的中國籍外勞，其工作狀況慘不忍睹，當今的學生領袖，恐怕不屑一顧。
（獨媒特約報導）工黨今早到公司註冊處抗議，不滿公司註冊處在查冊系統上修改查冊要求和增加限制，認為有礙傳媒進行偵查及調查報導時的工作，影響公眾知情權。記協新聞自由小組成員麥燕庭對獨媒指，公司註冊處的講法混亂，形容現時已陷入不清晰的狀態。她解釋指表格設計令人誤以為A的第1至6項及B的1至3項要各填一項，即使公司註冊處曾作解釋，但不能保證所有人都有看相關新聞，而知悉有關條例。她認為不排除有市民可能因為不懂得填表，而放棄了應有的權利。
新增限制阻礙新聞自由 工黨要求提供「其他選項」
公司註冊處早前增加對查冊系統的限制，在查閲公司註冊人數據前，需要先填寫查冊目的才能登入系統。公司註冊處其後解話稱，此舉是稱防止從公司登記冊中所取得的個人資料遭濫用。而在九個選項中分為兩部分，包括公司的任何所作的事宜、與該公司的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往來等，但並沒有「新聞報導」和「研究及統計」的選項。
（獨媒特約報導）上月，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徐洛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Citizen Lab、 獨立媒體（香港）及鍵盤戰線共同發佈「誰手可得」（AMI）網絡應用程式，提供簡單表格，讓市民向電訊商和網絡供應商查詢有多少個人私隱資料被收集。法政匯思吳宗鑾大律師指，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市民有權提出查閱資料要求，服務供應商須於40日內回覆，如不回覆或違反條例。吳宗鑾認為現時電訊商和網絡供應商對公眾知情權意識較低，促增加運作透明度。
市民每日均使用手機及電腦，而提供服務的電訊商及網絡供應商或存有不少相關個人私隱資料。「誰手可得」提供的表格，向電訊商及網絡供應商查閱是否存有包括IP地址、上網網置、帳戶資料、全球定位系統資料、手機訊息、通話紀錄等，以及曾否將上述資料提供予第三方等。
（獨媒特約報導）日日上網、手機不離手的你，知唔知電訊商有幾多關於你的資料？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獨立媒體（香港）、鍵盤戰線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Citizen Lab合作開發「誰手可得（Access My Info）」網站，市民只需要跟隨簡單步驟輸入資料，便可以製作信件，向5大電訊商查詢該公司持有多少個人資料，包括通話記錄、網絡記錄等。
網站於4月19日啟用，至今已有770人曾使用。然而結果發現，電訊商拒絕提供IP地址、地理位置資訊、及回應有否向第三者包括執法機關披露用戶資料，其中香港寬頻及香港電訊稱，以上資料非個人資料，因此未能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