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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國家廣播公司，在斯諾登揭密一年之前，秘密到俄國為斯諾登做了一個詳細的訪問。香港的報紙把這個訪問的宣傳剪輯來報導，當訪問出了卻沒有報導詳情。訪問中、一個必問的當然是斯諾登如何評價自己所作的。斯諾登指出美國政府，無論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也因應揭密而作出改善。
在國際上，巴西通過了針對互聯網的民法（Marco Civil），來保障網民私隱、網絡中立性（Net Neutrality）等權益。德國總理默克爾指出，美國要重建信心。默克爾並與其他歐洲也計劃，盡量減少資訊流入美國。在中國方面，近來推出了禁買微軟視窗八的政策。跟著中國的互聯網新聞研究中心，發表了以斯諾登揭密資料為基礎的《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錄》，指出微軟跟美國國家安全局合作收集用戶資料。因為保安理由，減少使用美國的數碼產品、可能成為國策。
不過香港作為斯諾登揭密之地，又有什麼改變？香港「放」走了斯諾登，而中共在國際上正在增加敵人之際，我們對美國的印象除了被新任駐港總領事夏千福的飲食公關所影響，會否想過在他背後的國家安全局會加強對香港的監控？
（獨媒特約報導）四分一個世紀過去，親歷六四的年輕人已到中年；頭髮當年烏黑的，如今可能成為絲絲白髮的老人。儘管這二十五年，反覆有人說要放下六四、以國家經濟發展為先，儘管今年有人說不要到維園，但我們没有因此忘記燭光的力量。昨晚維園集會錄得破紀錄人數，共十八萬巿民手持燭光結集一片「良知海洋」，清晰向北京表達香港人拒絕遺忘六四、誓要平反六四的堅持。
頂著酷熱天氣帶來的難耐，最早一批巿民四點半己經開始入場。傍晚時份巿民魚貫從不同入口進入維園，維園六個足球場、四個籃球場、中央草坪和和音樂亭在八點集會開始前已經全部填滿。
「讓北京看到港人團結」
（滕彪於六四廿五周年維園的香港六四晚會上的發言）
我叫滕彪。1989年我在東北一個小縣城讀高中，兩年後考入北大。如果我早出生兩年，那被坦克碾死的，很可能是我；而那流乾了眼淚的、被禁止說出真相的、被禁止悼念的，就是我的母親。
六四死難者是替我而死的，是替我們每一個倖存者而死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裡包含了他們的死亡，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無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們所處的中國。因此，我們有責任記住那場屠殺，我們有責任要求真相與正義，我們有責任接過早早就倒下的英雄們的火炬。
而這，就是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原因。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六四之夜來到維多利亞公園，來之前，國保和我所在的中國政法大學警告我：不能參加任何六四紀念活動。但我必須來，我必須告訴香港的朋友們，我們多麼感激你們紀念六四！
我必須告訴全世界：25年過去了，但屠殺並沒有在1989年結束。以運動的名義，以法律的名義，以維穩的名義，以國家統一的名義，殺人從來沒有停止過。
隻身當坦克的王維林被人間蒸發了。更多的「王維林」被判處死刑。從被槍斃的所謂六四暴徒，到莫名其妙死於勞教所、看守所、監獄和各種黑監獄的訪民和囚徒，從翻越雪山的藏族逃亡者、和平抗議的維族婦女、法輪功修煉者，到拒絕強拆的公民、抗議污染的市民、拒絕強制墮胎的孕婦，從孫志剛、力虹、李旺陽，到夏俊峰、曹順利、果秀洛桑。
同樣是在自由廣場，在228當天這裡有活動，64這一天也有悼念的晚會，兩件事情的本質都一樣，當權者屠殺人民，歷史記下了這筆帳。
出席的人數據聞有3000，對照香港那動輒過萬人的晚會，這個數字彷彿不是甚麼，但每一個個體的出席，都代表了一份意義，與人數無關。
「路過天安門，人人坦克人」簡陋的大台，由吾爾開希作開始的致詞，然而教我記住的卻是另一個當年的參與者童屹的致詞，她把內容都放了在前陣子被捕的浦志強律師身上，她的好朋友，讀起他的文章時更一度飲泣。
到了最後一部分，以台灣組織的發言為主，印象深刻的是陳為廷，雖然他的發言一如以往般長氣及跳躍，但卻提出了一段我不知道的過去，說起1989年的台灣，在六四屠殺發生以後，自由廣場上曾經有著數萬人的集會，那是國民黨以「自由中國」來攻訐「紅色中國」的年代，而在六四發生前的兩個月，才發生了鄭南榕自焚事件。
台灣爭取民主的道路走來不易，近年更彷彿是華人社會裡的一盞燈，當陳破口大罵「去他媽的甚麼民主燈塔」來指向現今台灣民主的倒退，威權體制的陰霾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他也談到了台商這些年來在對岸進行的政治獻媚與剝削。燈塔的重燃依靠的是每一個人的思考及參與，中國、香港、台灣。
編按：領匯今日公佈業績，預計將會繼續賺大錢。最近領匯拆售物業，轉手到兩三線的買家，未來公屋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價位，似乎只會愈來愈升，市民生活愈來愈苦。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領匯轉售物業的啟示》。
近日領匯轉售旗下物業，五個賣了其中四個，這次試水温可謂空前成功。五個商場，吸引了40份標書。單是深水埗寶熹苑就吸引了13份，但因領匯認為仍未到價位，寶熹苑則因而「脫難」。非常明顯，投標者均是尋租者（rent-seekers），他們都不是真正關心公屋社區的人士。在現今土地供應短缺、買地建屋投資均由六大地產商壟斷的香港，是次招標所吸引的都是二、三線的投資者。他們資金不夠六大地產商雄厚，難得領匯放盤轉售，各位炒家當然把握機會掃貨。當中「優品360」的老板林子峰更以三間不同公司的名義，成功投得三個商場，而葵興商場則由「新小巴大王」馬橋生投得。
（獨媒特約報導）《灰色軌跡》、 《情人》、《只想一生跟你走》、《媽媽我沒有過錯》 、《友情歲月》 、《歲月如歌》，你一定聽過他填的詞，他是著名填詞人劉卓輝。「Beyond御用填詞人？我根本就不是。」獨媒今次找來劉卓輝談音樂，談政治。
你還有買唱片的習慣嗎？或是連下載也不再，反而多在 YouTube 聽歌？「以前啲歌好聽啲，依加啲歌都唔知做乜。」到底是香港樂壇一蟹不如一蟹還是樂壇正在走下坡，劉卓輝有這樣的見解：一般人大多在十五至二十歲對流行曲最入腦，即是學生階段。這名資深填詞人認為，這個時間聽的歌最影響音樂品味及人生觀。之後都會因為工作和其他煩惱，聽歌的時間也愈來愈少。「不同年齡的人的「以前」也不同，八十年代的會是譚詠麟和張國榮，九十年代就達明和 Beyond，二千年就周杰倫和陳奕迅。講到底，就是接受不了新事物。」
文：維克多
1989年6月4日發生了全球關注的天安門流血事件。於同年6月9日，時任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出席了下議院議會，並宣讀出一份由澳洲駐北京領事館所發出的電報，內容交代了在天安門所發生的事。面對著多名下議院的議員及在場的中國留學生，霍克淚灑當場。當談及澳洲政府對此事的評論時，霍克讚揚了社運學生的勇氣（"acts of indescribable bravery"），又嚴厲讉責中國政府，指出粉碎青年的精神和身體是粉碎中國自身的前途（"to crush the spirit and body of youth is to crush the very future of China itself"）。
6月9日當晚，霍克宣佈會延長大概27000名中國留學生的學生簽証，相信對於當時的留學生來說這是一種解脫以及慰藉。其後，移民部所收到的簽證申請亦增加了十倍，據資料統計，這股澳洲移民潮是自19世紀起最大的。當時，大多數的新移民都選擇到悉尼的西南區定居，例如：Ashfield， Canterbury，Parramatta，Hurstville，Rockdale，Kogarah等等。在這一批新移民及學生中粗略估計有46%不懂得英文，但他們的平均教育程度比起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澳洲人較為高。
二十五年前的那夜那夕不會為香港人所遺忘。六四屠城，有人的命途因被殺戮硬生生所終結，有另外一些命途因另一種的死亡 - 理想和希望的破滅而轉變，而一般國民縱然不是切身參與者，他們的命運也隨着社會轉向而改變。
近代百年中國歷史，可說是一個改變的年代。面對着國家衰落、社會動盪、生活不穩的情況，『改變』就成為了一百年來中國近代史的主軸，橫跨世代不論朝野的人們都在共同尋求的命題。社會的思考，和官方的措施，互為交織。
『官方 - 社會』 兩條改革進路
在當政者以外，在野人士不論觀點為何，對『改變』往往有着一個整體的思考，由折衷中西的想法、立憲或共和國體的論爭、民國年間在左翼和自由派和文化保守派的討論…一直到改革開放後對中國前路的思考和疑問（譬如電視節目河殤在八十年代出現的背景）。八十年代，中國似是立心有能力闊別建政前期三十年間，政治鬥爭無日無之的肅殺景象，邁向一個新的時代。八九民運的發生，可說是孕育於走向開放的背景之中。
編按：本文為中大學生會今年出版的《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 我們在北京……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其中一節，書本有十多位當年在北京親歷其境的中大學生的見證，中大學生會會於六四晚會當晚在維園設攤位出售本書。
「六四」前前後後的事
林亦子（八九民運期間為社會學系四年級學生、現職醫生）
（一）回想
快二十五年了，一直都不敢去碰「六四」的資料。零零散散的影像、文字總會碰到一些，但每年在特定時間展現在書店當眼之處的書籍，我一直迴避著。實在是太沉重了。一直知道自己的故事就在某一個角落的。
一直遺憾著、焦慮著、放心不下一段歷史被遺忘、曲解。不能再等了，腦子裏刻印著的記憶正在慢慢流失。
「八九六四」後，我急切地留下屠殺當晚的一切細節。這段經歷被錄過見證，也寫了下來。「六四」以前的故事呢？那麼多年一直沒有動筆。
這麼多年來，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晚會是每年盡可能參加的。即便是在外地不便參加，六四當天必會絕食24小時，並有一束小白菊花放在案頭。對於當年親歷這場運動的我，每年的節目就算多麼死板、口號又怎麼千篇一律，又有甚麼相呢？我們每一位學生畢生都背負了一個債。
無論根據那一個國際機構排名，香港競爭力都在全球十名的前列。但若果你把一位從未訪港的外國人蒙著眼睛帶到新界稍為偏僻的支路兩旁一看，他必定以為自己到了第三世界，因為舉目盡見廢車場、回收場或爛地。這是新界土豪把農地非法堆填，爭取政府放寬發展規限的結果。正因這種「先破壞、後發展」的手法太猖獗，城規會終於在2011年訂立指引：凡屬已被破壞堆填的農地，申請發展時一概不予考慮，必須先把農地復原才有更改土地用途的機會。這種惡行在國際上有名堂，統稱為「環境恐怖主義」（environmental terrorism），泛指所有以破壞環境資源為手段來爭取一己私利的行為。
特區官員十分着意揚威國際，今天又有意外收獲。因為香港正在創立聞所未聞的新猷，同樣是「先破壞、後發展」，只不過受害者由農地變成古蹟，加害者由私人地主變成公私合營，堪稱「古蹟恐怖主義」（heritage terrorism）。
沙中線土瓜灣站的聖山古蹟越掘越多，無論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北大教授秦大樹，本地歷史學者或《大公報》評論，均一致認定這文化遺址的重要價值。根據《中國文物古迹保育準則》的要求，除非有重大天然災害或無可替代的國家級建設（在聖山遺址兩者皆不適用），政府必須將遺蹟原址保育。
「搶救發掘」思維 妨礙原址保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