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中大學生會今年出版的《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 我們在北京……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其中一節，書本有十多位當年在北京親歷其境的中大學生的見證，中大學生會會於六四晚會當晚在維園設攤位出售本書。
「六四」前前後後的事
林亦子（八九民運期間為社會學系四年級學生、現職醫生）
（一）回想
快二十五年了，一直都不敢去碰「六四」的資料。零零散散的影像、文字總會碰到一些，但每年在特定時間展現在書店當眼之處的書籍，我一直迴避著。實在是太沉重了。一直知道自己的故事就在某一個角落的。
一直遺憾著、焦慮著、放心不下一段歷史被遺忘、曲解。不能再等了，腦子裏刻印著的記憶正在慢慢流失。
「八九六四」後，我急切地留下屠殺當晚的一切細節。這段經歷被錄過見證，也寫了下來。「六四」以前的故事呢？那麼多年一直沒有動筆。
這麼多年來，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晚會是每年盡可能參加的。即便是在外地不便參加，六四當天必會絕食24小時，並有一束小白菊花放在案頭。對於當年親歷這場運動的我，每年的節目就算多麼死板、口號又怎麼千篇一律，又有甚麼相呢？我們每一位學生畢生都背負了一個債。
我們受了多少北京市民的恩？答應過多少北京市民的重託？縱然我們學生之間有少的爭論，我們在廣場上見到如斯的負面事情。但這些東西，能抵消我們對歷史的責任，能改變這場學生運動的意義，能合理化這場屠殺的性質嗎？
縱然很多細節遺忘了，但總有一些記憶沉澱下來。今天第一次讀到中大同學們的「北京紀行」。絕大部分已經紀錄下來的事實仍和腦子裏留下的相符。我的記憶看來還是可信的。但請原諒，我無法再記得大部分人的名字、具體的時間和地點。
（二）廣場
天安門指揮部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指揮部的守衛森嚴，有三重糾察線。一般的同學是不能隨意上去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是如何跟廣場的廣大同學溝通的，真是天曉得。我們中大同學似乎有特權，憑我們的學生證可以上去指揮部。後來憑中大學生證可以領取前往指揮部的通行證一張。我還保留著當年的通行證。
我並沒有經常去指揮部。事實上我並沒有甚麼事情要去指揮部談。我們另有同學負責和指揮部的聯絡工作。
所有去過天安門的同學都會感到天安門的環境十分不理想。外地同學營地的環境更是十分惡劣。
大家都不知道運動如何進行下去，也不知道如何去結束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已經發展到無人能駕馭的地步（也許還有同學不贊成這個看法）。有外地同學離開，更多的外地同學湧到天安門。他們肯定帶了某些理想、想法、熱情、追求而來。這是我們無法去控制和疏導的。儘管我們的看法跟他們有不同，正如我們中大同學之間的意見、看法一直不同，我們無法去操縱其他同學的想法一樣，我們無法、也無權去控制內地同學的想法。
當時我們中大同學大致這麼想：既然運動還在進行中，還有同學需要支援，我們就會支援到底，不能中途離開。我們要和天安門的同學共同進退。我們這幫中大同學真的有一種願望：如果同學們還需要使用天安門廣場，我們就必須整頓天安門。但我們對這場運動該怎麼發展，並沒有一個清晰的想法。我真的十分希望我們這些同學好好回想一下，我們當時是怎麼想的。我本人當時是極為克制自己，免得將自己所帶有的既有的偏見強加於內地同學身上。例如民主的理念、開會的方式、討論問題的作風、民主的胸襟。我們憑甚麼去影響他們啊？在此刻，所有平時在書本裏讀到的民主理念，用得著嗎？其實也沒有時間讓自己好好思索。
整頓天安門應該是從學聯送來帳篷開始的。廣場絕食後，學聯送來幾十個（具體數目是多少？好像總共是20頂）色彩鮮艷的野營帳篷，一個個整整齊齊地架設在廣場一處，蔚為壯觀，使廣場上的人精神為之一振。當時的學運有沒有因為海外的支援而受到鼓舞呢？那肯定是有的。這些帳篷應是優先分給參加絕食的同學使用的，指揮部也取去一些。所以指揮部上也有幾頂五顏六色的野營帳篷。
物資分配和其他帳篷的架設是整頓廣場的第二步。學聯直接從香港運來的帳篷顯然是杯水車薪，在天安門廣場只是一種點綴。所以有同學負責起在北京購買綠色的軍用帳篷，給其他同學用。
有一晚在廣場上通宵幫忙搭帳篷。當第一個綠色帳篷整整齊齊地被架設起來時，多麼高興。那晚看到廣場上當值的糾察同學穿著綠色的軍大衣，我穿著白天的短袖T-shirt，冷得發抖。我壓根兒沒有想到北京晚上會那麼冷，根本就沒有帶冬衣來北京。北京白天和晚上的溫差很大，白天很熱，下半夜的溫度恐怕只有攝氏幾度。如果同學們要在廣場上呆下去，帳篷的架設逼在眉睫。
清潔廣場也是整頓廣場的一環。廣場上垃圾堆積如山，帳篷凌亂，帳篷外到處放著垃圾。剛到天安門的那一刻，我就感到十分擔心，這樣下去的話，廣場上會爆發疫症，到時後果不堪設想。不知道是誰去採購了一批清潔用具──掃把、垃圾鏟和籮筐之類，準備發動同學自己來做清潔。可惜同學們對此並不熱衷。同學們寧願在帳篷裏呆著，即使是無所事事，也不願意出來幫忙收拾一下，掃一下地。有一次在學聯漂亮整齊的帳篷前，呼籲同學們一起來掃地，不料反應極差，三兩香港同學在示範掃地，外圍圍了一圈同學圍觀，沒有人動手幫忙。當時真的頗生氣，心想難道搞民主運動就不能掃一下地嗎？連清潔自己的環境都做不好還搞甚麼民主運動呢？內地同學可能會覺得我的想法很小家子氣，很沒有大志。但這的確就是我的作風。搞民主運動和生活的小節有何矛盾啊？
後來就有了更多更大的天安門整頓計劃，包括民主大學、全盤的天安門分區圖之類的東西。天安門大學的目的是讓同學可以學習民主、實踐民主。免於用不民主的手段去爭取民主，免於變成「小官僚打大官僚」。民主是需要長時間醞釀的，不能建立在浮躁的革命情緒之上的，那時我隱約感到這一點。天安門的藍圖一開始怎麼來的？那張藍圖是誰畫的？需要當事人同學來回憶一下。整頓天安門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有一晚我們幾乎所有中大同學都一起到指揮部去了，那晚要討論整頓天安門。通過幾重糾察線，到了看來是最核心的帳篷裏。說實在的，一直到處跑來跑去做實務性的工作，一下子跑到「權力核心」去，覺得挺別扭的。天安門是屬於廣場上所有同學的，不是屬於學生領袖的，當時是這麼想的，所以當時所做的工作是以幫助廣場的同學為重點。指揮部並無燈光，帳篷裏大概只是用了強力的電筒。具體有誰參與，看不清楚。只知道當時有柴玲和封從德在場。中間幾個人坐在那裏討論，大部分中大同學站在外圍。沒有見到柴玲和封從德的面容，自始至終，我都沒有見到廣場上任何一名學生領袖。那次開會一開始就聽到柴玲的聲音，很大聲。她似乎是在發脾氣，聲音沙啞，焦慮而混亂。聽不清楚她具體在講甚麼。後來封從德講話了。他講話很從容和冷靜，就著面前的天安門藍圖在講。藍圖裏面有天安門的具體分區。當時沒有看清楚這張藍圖。有沒有人把這張藍圖保存下來呢？
這張藍圖肯定是沒有實踐過的，因為很快就鎮壓了。
天安門曾經是多麼熟悉。物資站、帳篷區、指揮部、外高聯帳篷、北京飯店，走過多少遍了？多少年了，合起眼睛都很清楚這些地方的位置在哪裏。這些地方已經深深刻印在腦子裏了。但現在記憶已經開始模糊，不復記得學聯帳篷的具體方位，外高聯的帳篷位置也想不起來了。
當時在北京，氣氛是挺緊張的。但當時也沒有時間去多想。大家依稀覺得總有一天會被鎮壓，但天天講著鎮壓，著實也有點麻木了。當時想到的鎮壓場面就像七六年天安門事件那樣，在廣場裏鎮壓。香港傳來的消息更加恐怖，當時的通訊並不方便，唯一的聯絡方法是打電話到北京飯店。成天在外面，家人即使打電話到北京飯店也找不到人。有一次收到家裏的電報，稱家父病重，催我回香港。後來磨磨蹭蹭，也終於沒有離開北京。
大約是六月一日，還是六月二日，晚上從天安門走回北京飯店的東長安街半路，遇到一位中年男士在和幾個人討論著甚麼。當時應該是十分晚了，沒有行人，街燈昏暗，氣氛有點詭異。原來這位先生是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參與者，在講他當年在天安門的經驗。中國的歷史是斷層的，廣場上沒有多少同學聽過天安門事件。反而我們這些香港同學比較清楚。平時我們有研習中國現代史，整理過民運資料冊，辦過現代史研習班，中大國是學會也保留了天安門事件的原始資料。許多當時的重要民運分子的文章我們都仔細研讀過。這位先生的身份馬上就吸引了我加入討論。習慣了不問別人的名字，對這位先生也不例外。
一直沒有記下任何有關這位先生的資料。但現在講起天安門的故事，總會講到他這一環，總會想起他。但願他一切安好，沒有受到第二次的天安門劫難。他也是八九學運的天安門常客，這天他特意站在東長安街來告訴學生們一些事情。他希望我們注意他所在的附近的一些東西。他指著停泊在路邊的洗街車，告訴我們，這就是清場的先兆了。
七六年天安門鎮壓後馬上就派洗街車清洗現場，鎮壓第二天天安門已不再留下任何鎮壓的痕跡了。我這才注意到，東長安街兩旁停泊了好幾輛洗街車，頗不尋常。平時這裏並沒有洗街車停泊，而且半夜三更的，泊那麼多輛洗街車在這裏幹甚麼？這裏平時也用不著那麼多部洗街車洗街啊！可是也許由於當時每天都「狼來了」，並不特別在意這個先兆。當時還天真地想，本來就準備在鎮壓的時候扮演救援的角色啊。沒有人會離開的。現在想起來，這位先生的觀察和預測真精準。
這位先生還和我們說了一些當年在天安門裏清場的情況。如果天安門大學能有機會開課，真希望這位前輩來講講課。
廣場上一定有許多交談和互動。這裏有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有不同年齡的人，有不同國家的人。像個嘉年華。海外的支援和參與對天安門運動有沒有影響呢？肯定是有的。海外的推波助瀾是不是導致了屠殺呢？如果是，我們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使掌權的人起了仇狠、起了殺心。我們的「罪」在於扮演了「潘多拉」，打開了魔盒，讓所有的災難、邪惡暴露在世人面前。我們不合時宜地觸怒了權威，我們不成體統地冒犯了天朝。可是到了今天我還沒搞清楚甚麼是時宜，甚麼是體統，甚麼是權威，甚麼是天朝。殺人難道不是一個底線嗎？北京市民到底犯了哪一門子的罪，招致殺身之禍？我們這些香港同胞挑動了誰的哪一根神經，導致大陸同胞無窮無盡的磨難？
（三）外高聯
當時天安門的學生組織有北高聯和外高聯之分。北高聯是北京高校聯合會，外高聯是外地高校聯合會。廣場上有大量外地學生，來一批又走一批，來自不同的地方，組織必定是十分鬆散。外地學生的資源比不上北京學生，也是十分明顯的事實。他們的意見容易被忽略。我們這些中大學生是刻意想給外地學生多一點幫助的。我們去外地同學的帳篷瞭解他們的想法，瞭解他們物資上的需要。他們挨餓受凍，我感到焦急。我們的物資站和帳篷搭建大部分都是衝著外地同學的需要而做的。
對於如何支援天安門的同學，如何參與這場學生運動，中大同學沒有一個統一的想法。每天都會爭論，那是常態。在中大時一直如此，在北京天安門／北京飯店也是如此。但我們的同學大致上有個分工，都是按照自己的興趣去做的，沒有人被指派工作。有同學去外高聯的帳篷裏去旁聽他們的討論。中大同學先先後後到北京，有的先到，有的先離開。我們並沒有一致的步調。那段時間，我們那一批同學是由我和廖雪雲同學負責去旁聽外高聯會議的。我自己的心態真的是去旁聽，並沒有想過去影響他們，或參與甚麼意見。從到天安門那一刻，我感到我真的像一名外來者，因為我並沒有像內地同學那麼強烈的感覺和衝動。這場運動始終是屬於他們的，他們遇到的問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訴求來得熱切，是很自然的。我始終是十分冷靜的。香港同學應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是我們時時爭論的，當然是沒有甚麼結果。但我們大致上有一個共識，就是我們要做像紅十字會那樣的工作，即在平時做支援的工作，在鎮壓發生的時候就做救援的工作。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和天安門的同學共同進退。
剛開始物資組織工作還未成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時，我去外高聯的帳篷還是比較頻密的。
外高聯的帳篷設在天安門廣場外圍，在歷史博物館前面。離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指揮部挺遠的，顯得有點孤單。在天安門裏的帳篷看上去比較令人安心，在天安門裏總像有人保護似的。市民經常會到天安門廣場裏去探望學生。有的人每天都要去天安門裏走一走、看一看才安心。北京市民就像守護自己的孩子一樣守護著天安門的孩子。但天安門外圍的孩子就像孤兒，天生就沒有安全感。尤其是夜幕低垂後，天安門外圍無燈光，氣溫驟降，恐怖的氣氛就會襲來。印象中外高聯的領袖們是不能單獨外出的。有一次見到外高聯主席在帳篷外走，單獨一人，感覺十分詫異。他是十分年輕、瘦小、書生氣十足的同學。他走路時一直向四處張望，神情十分慌張、焦慮，走路速度很快。從他的不安，可以看得出他好像預想到一些危險，一些他所不能預知不能掌握的事情隨時會發生。那時天天都流傳著清場、鎮壓的消息，每天回到北京飯店，總有記者拉著我們這些學生來講──收到消息，很快就會鎮壓了。大家心裏都好像預感到鎮壓即將到來，但又僥倖著災禍不會發生。
旁聽外高聯的會議都是在晚上。是不是只在晚上才開會就不得而知了。每次開會的氣氛都很緊張。會議大概沒有很好的程序，也沒有很好的會議記錄。先會交流一下目前學生運動的形勢，進而會討論策略。這時是失控時間。氣氛會越來越升級，沒有人能控制場面。開會的同學坐滿帳篷，該有十幾個人，每個人都在講述自己的主張。似乎沒有人在細心聆聽別人的主張和分析，沒有人用心回應別人的說話。每個人只是在搶著表達自己認為正確的想法。事實上每次會議都會如此：隨著會議的進行，都是一個比一個講得激昂，提出的主張一個比一個的激進。每次總是以暴力革命、全市全國工人大罷工為最後一個人的主張。沒有人能作出一個總結。無法再討論下去了。氣氛僵住了，情緒失控了。開會總會充滿焦躁不安的氣氛。當時的運動已陷入僵局，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走，不知道出路是甚麼。可以看得出，學生領袖們也許感覺到很強的不安全感。激進的主張，無論可不可行，看上去總算像一個突破口，也許還可以掩蓋心中的恐懼，也許這樣顯得自己更有力量。
回想起來，縱然當時的同學顯得多麼幼稚，多麼不現實，一切都可以理解，一切都可以容忍。同學們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踏出了一步，這就是不歸路。參與學運就等於是豁出去了。他們前路茫茫，不知道將來的路怎麼走。也許會有生命危險，也許升學和就業會出現阻滯。這一切，都是他們的現實，都是他們的生活。學運不能自動結束，學生們不停地來。一方面有強大的信念、強大的訴求在背後推動他們，也有巨大的無形的擔憂和恐懼在背後支配著他們。
（四）香港物資站
香港物資站的物資是由香港市民捐獻的錢購買的。由中大學生主持，當地學生協助管理。物資站設立在廣場的東北角。物資就堆在一個稍為分隔的地方。這裏是遠離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指揮部的。這裏靠近北京飯店──中大同學的住處，靠近長安街，交通運輸相對便利。
一開始我們香港學生並沒有設立自己的物資站的打算。就那麼幾個香港學生，負責廣場上那幾千個人的物資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的確一開始就背負了物資支援的角色。我和曾憲冠同機飛往北京，離開香港前去中大學生會莊耀洸那裏取了十部對講機，還有一些錢。我們每一批去北京的同學都會帶一些錢和物資去，帶些天安門學生運動日常運作最需要的東西。
當初，我們是把捐款交給廣場指揮部去支配的，由他們去負責購買食物，也由他們去分發給廣場上的同學。但一次又一次，我們發現在廣場上的外地同學依然無法得到食物，以及受凍。有一次，我看見（相信其他同學也看見了）指揮部前的垃圾堆裏堆放了大量的麵包。很可能是因為這個觀察──即指揮部的同學即使購買了物資，其實並沒有認真地去分發給廣場上的同學，使我們香港同學決定設立一個自己的物資站。這個物資站由香港同學管理，面向所有廣場上的同學，尤其是支援物資缺乏的外地同學。
大概是因為我的國語比較靈光，過去也擔任過內地交流團的聯絡人，購買物資的任務就落在我的身上了。
每天早上由潘毅那裏取得一筆人民幣現金。記得預料每天大概需要一萬多元。實際用去的數目每天不同，但每天購買的食物漸漸增加，用去的錢也會稍為增加。每天把收據交給潘毅，大概聊聊買物資的問題，和大略預算一下次日需要的錢。每天數過萬元的錢，這一疊疊的人民幣放在背囊裏是沉甸甸的。我們的原則是每天的食物必須充足，但也不能浪費。也必須考慮到衛生，食物不能變壞。
一開始購買物資就直接跑到天安門附近的商店去。主要是買麵包和食水。但有一次店員把店裏所有的水和麵包都翻出來了，還不夠我需要買的量，我就在盤算直接向廠家去訂購了。這些店子賣的商品也比較貴，會超過預算。為了省錢，向廠家直接訂購是合理的。商店的店員態度有點怪，冷冷的，和一般北京市民的熱情有不少反差。好像有點不願意賣給我，但又想做這筆買賣。
由商店的人提供廠家的資料，也從商品標貼上找到廠家的資料。在天安門附近的，直接摸上門去找。坐的士司機照例不收費。很感謝他們的厚愛。那時的北京人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支援廣場上的學生。的士司機的支援方式是不收學生的車資。總有辦法把錢塞給的士司機的。他們的生活也不容易啊！
麵包供應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很想找一家可靠的廠家，可以有穩定的供應。在天安門附近胡同裏能找到的都是民營企業，應該是改革開放第一批的民間創業家。每到一家麵包廠，說明來歷，都會得到很正面的讚許和熱情接待。廠家爽快答應提供麵包，也答應安排運輸。我會事先把準備好的現金預付。沒有人不守信用。每天都有麵包運到，或早或遲。其實氣氛是越來越緊張的。運輸麵包的人力三輪板車要穿過長安街來到我們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物資站。當初交通警並不為難騎板車的運輸人員，甚至協助運輸人員穿過馬路。後來交通警開始為難運輸人員，截停他們、盤問他們。人力板車必須繞路而行。
過了一兩天，第一家麵包供應商拒絕提供麵包了。隨後又有第二家拒絕我們。供應商的態度有明顯的轉變。這些轉變都完全可以理解，他們明顯地受到了壓力。
繼續走路去找麵包廠。在一條胡同裏找到一家。向負責人講明來歷和訂麵包的意圖。出來接待我的是一名中年女士，十分熱情，也十分支持和同情廣場的同學。這次我用了不同的策略，先講我十分明白目前的緊張氣氛。我們談了很久，有了一個基本共識。我們都很清楚我們都承擔了風險。我們互相不問對方姓名，不留對方的任何聯絡方法。這名女士，是改革開放一開始時創業的，事業略有所成，有私家車有房子，有孩子，是一個小康之家。我很清楚這一切來之不易。她不想失去這些生活，但又為這個國家的前途擔憂，十分支持學生的反貪腐、爭民主的理想。她很樂意幫我們提供麵包，不同種類的麵包。我們還詳細地談了很多細節，包括運輸上的細節。她的工廠後來一直幫我們提供麵包，最後一批是六月三日，收據還在。但她的名字我一直不知道。這段歷史細節一直被我刻意收藏著、隱瞞著。在眾多被記掛著的人當中，她是我最牽掛的。她有沒有因為為我們提供麵包而受到審查或惹上麻煩？
後來我不滿足於買麵包和膠樽水了。還想買一些水果和豆漿。最後一天，即六月三日的物資是最豐富的，有一箱箱的袋裝豆漿和水果。但隨著天安門被清場，我們的物資站被付之一炬。我一直在所有天安門清場時和清場後的圖片裏尋找東北角的痕跡，注意到我們的物資站是被火燒掉的。
（五）逃亡
六月四日下午回到北京飯店之後，見到記者和同學。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對策。當時流言四起，有說北京飯店的廚師昨晚被打死了。北京飯店的大門玻璃的確留下了一個個大大的槍洞。在房間的陽台上可以看到東長安街的坦克陣，坦克陣前市民在呼喊口號，隨之一陣槍（似乎並沒有聽見聲音，像默片似的），市民慌忙後撤，留下一批人躺在地上。槍暫停，市民又往前跑，去抬走躺在地上的人。口號又起，隨之又一陣槍。這是昨晚一直聽到，但又看不見的場面，在這裏延續著。現在是白天了，看得見。昨晚在北京城上演了多少這樣的場面？維持了多長時間？死傷多少？這些或死或傷的人都被送到哪裏去了？他們後來的遭遇是怎麼樣的呢？歷史留下了一大片空白，誰有權把它抹掉？
情勢看來越來越緊張，北京飯店顯然越來越危險。有人決定撤退。穿白制服的北京飯店服務員似乎暗示讚許我們這樣做。北京飯店的服務員都很友善，有些服務員挺面熟的，因為經常打照面。我們在北京飯店的一舉一動他們都應該瞭如指掌。我們在北京飯店幾十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裏，房間亂七八糟，有時候還在走廊講話，甚至坐在走廊上的地板上分物資、分錢之類。服務員們從來沒有微言或干涉我們。我一直相信（直至今天），我們這幫來自香港的同胞之所以能逃離北京飯店，避開搜查和拘禁，實際上是服務員們在暗中協助我們。這些服務員後來有沒有遇上麻煩呢？他們有沒有將他們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呢？
我們要撤退到王府井的王府飯店。不知道是誰提出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先聯繫好的。從北京飯店走路到王府飯店要穿過王府井大街和一些大街小巷。不知道誰在帶路，我只是跟著走。當時的精神肯定是很恍惚。平時車水馬龍、人頭湧湧的王府井此刻靜極了。這座城市經過一晚的劫難此刻停了擺。這座城市又是怎樣重新上路了的呢？那一場有數十萬人見證的劫難被遺忘了嗎？那一段故事明明還在，但卻被埋葬了嗎？
路上見到一羣人穿著白衣，有人抬著用白布包裹著的人體。白衣人羣神情哀傷，有人在哭泣。見附近的建築物有「協和醫院」的招牌。不知道為甚麼，沒有上前詢問，也沒有哭泣。並沒有恐懼的感覺，也沒有急切逃離的想法。大概此刻的情緒已經僵固，大概已經心照不宣。那些離開醫院的被白布包裹的人體是不是昨晚，甚至是剛才在坦克陣前呼喊口號的北京人呢？這些人為甚麼就這樣，用這種不尋常的方式離開了人世，離開了醫院呢？當時醫院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呢？首都的醫院昨晚和接著的一段時間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那麼多生命的故事在醫院裏結束，醫生們有為這些陌生的北京人記下一點甚麼嗎？這些人在一天前大概還沒有想到自己會用某種方式去赴死。以我昨晚所見，這些人都特別年青。生命戞然而止。受傷的人呢？有沒有得到康復？心靈創傷的人呢？
路繼續走。時間似乎已經凝固。不知道多久才走到王府飯店，也不知道中間是否有走錯路。此刻，有誰在乎呢？
王府飯店似乎離危險的長安街遠一些。這裏似乎安全得令人驚詫，感覺怪極了。這裏的氣氛跟肅殺的北京飯店有如天壤之別。大堂有「屈臣氏」（第一次在北京見到香港店鋪），裏面有不少人提著籃子購物。這裏的人沒有談論昨晚發生的事情，這裏的住客也許不知道昨晚發生的事情，新聞完全是封鎖了。這裏猶如另一個國度。剛從戰場上過來的人不太習慣。
這裏的經理原來是中大的畢業生，大概是改革開放最早期派駐內地工作的香港人。記得有人問他會不會撤退回港，他說不會。不知道是不是傳媒已經無法報導事實，非目擊者得以免於恐懼。
王府飯店的房間比北京飯店的強多了。該屬於外資的吧，相對安全一些。房間裏可以看到CNN之類的外國媒體，電視裏好像一直在播北京發生的事情，大家一直盯著電視的報導。我們都是電視裏訴說的故事的一部分。我們見證著這一段北京的歷史。
此時，我們最大的任務是逃亡，雖然大家的心中一定還在牽掛著這些天來見過的北京人。有人聯絡了英國大使館，使館拒絕安排往機場的汽車和回香港的飛機。大家似有點不滿和失望。有人聯絡了港府，終於說會派港龍專機來接我們。此刻，飛往北京的飛機應該全部停航了吧？
往機場的交通怎麼安排？此刻，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停止了。從北京飯店到王府飯店，沒有見到任何車輛，好像連單車和前晚滿街都是的三輪板車都不復見。酒店經理十分為難。終於，安排了一輛中型的酒店巴士載我們上路。司機是講地道北京話的中年男士──感到十分熟悉而親切。這段時間在北京見到太多這樣的熱心北京市民。今天往機場的路一定跟平常很不一樣。司機隨機應變，迂迴曲折地走了很多小路，一路跟我們講話。路再怎麼曲折，總還是遇上一些立交橋。立交橋上無車，交叉的位置有軍人守衛，或坦克或軍車，氣氛肅殺。一路很少市民。
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才到了機場。司機是怎麼回去的呢？他還記得我們這些逃亡的人嗎？十分感念那位想盡辦法為我們弄到一部車的中大師兄酒店經理，那時一定很不容易，他一定很為難。那位司機是當時無數冒著生命危險守護著廣場的學生的北京市民之一，最後還守護著我們這些香港記者和學生。若沒有他的自告奮勇、拔刀相助，我們去得了機場嗎？
機場氣氛平靜，旅客稀少，彷彿一切都停頓下來了。檢查人員還是有上班的。但無論是證件檢查還是行李檢查，跟平時都很不一樣，證件檢查是隨意的，行李根本沒有檢查。我背囊裏還有六月三日買食物剩下的九千多元人民幣，沒有人查問，覺得怪怪的。直覺覺得，這些檢查人員是在暗中協助我們逃亡的。他們後來有沒有遇上甚麼麻煩呢？
香港派來的是港龍專機。這時的機場應該處於關閉狀態的。機組人員來北京前在香港一定看到了北京發生的事情，他們一定清楚北京的危險和我們的處境。他們來營救我們，他們是怎麼想的？他們有想到危險嗎？他們擔心自己的安危嗎？
我們似乎沒有機票，也沒有劃位。坐下後，等飛機起飛。我們不知道起飛時間，也不知道在等甚麼。最後見李卓人被人帶下飛機，飛機不久就起飛了。我們當中有一位是不能回去的，提醒我們，我們能夠離開，不是理所當然的。李卓人被帶走，沒有人作任何解釋。忿怒、不滿、恐懼、擔心都有，但都被對北京人的巨大想念蓋過了，一切的情緒都變得淡淡的。
（六）回港後
剛從北京回香港後的那段時間是十分混沌的。主要做了幾件事。第一是協助「黃雀行動」，第二是去社區作「六四」的見證，第三是去學聯剪報紙，第四是回憶歷史。
學聯在彌敦道的會址堆積了大量的「六四」前後的各大報章。但沒有人整理、分類。有一段時間像上班似的天天在那裏剪報。思緒很亂，茫茫然不知所措。有數位中大同學在幫忙這個浩大的資料整理工程。大家不怎麼談話，大家的心情大概是鬱悶極了。靜靜的剪報，心情可一點都不平靜。時間靜靜地流過，似在療傷。不知道做些甚麼事情才好。一心想，我們要留下這段歷史，保護好這段歷史。隱約感到這段歷史又將會被刻意抹去。這是「遺忘」和「拒絕遺忘」之間抗爭的開始。但願以前保留下來的資料如今尚完好。
回到香港，回到國是學會。開始有義務律師和法律學生來幫我們這些赴京的中大學生錄口供。大家都害怕隨著時間的流逝，記憶會變得模糊。當時的口供只集中在屠殺當晚的見證。律師們問，我們回答，筆錄加錄音。這些記錄現在還在嗎？保存在哪裏呢？
我們也寫下自己在北京的觀察。我們寫的東西後來變成中大學生會出版的「北京紀行」。我本人當時只寫了「六四」當天的事。「六四」前前後後的事也一直想寫，但一拖就拖了二十五年。有的細節不復留在腦裏，無法追憶。剩餘記憶裏的點點滴滴，藉著同學們的鼓勵和提醒慢慢重組出來。
我們在北京見過許多內地同學，「六四」後的「黃雀行動」開始營救工作。我自然也需要作一些證明，證明某人真的是民運人士。這些證明都極簡單。也許收到一個電話，報上某人的名字；也許某人取一張照片，讓認一下。只要口頭確認一下，就可以了。「黃雀行動」只要有人確認就會去營救。至於營救是否成功就不得而知了。當時也是永遠不打聽其他同學在做甚麼，不問任何民運人士的下落，不留任何人的電話及聯絡方法。有一段時間，家裏的電話是被竊聽的。那時好像不少同學的電話也被竊聽。那是頭一次知道電話被竊聽聽起來原來是這樣的。不管是善意還是惡意的竊聽，我已不介意。聽就聽去唄，有甚麼怕人聽的。若說「六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甚麼，那就是放下自己、無所畏懼。
我們有八位中大同學本來在大埔尾村同住一層村屋。這層村屋當時讓出來給被「黃雀行動」營救出來的民運人士。當時是誰告訴我們要這麼做的？真的一點都想不起來。我們本來就沒有床，打地鋪睡。三間房間有一間是女孩子們睡的，有一間是男孩子睡的，中間是書房。那時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房間都讓出給民運人士住了，我們全部回家去住。被營救出來的民運人士不限於學生，也有中年人。當時我們那裏就住著《血色黃昏》的作者老鬼。到底他為甚麼需要出走呢？他有沒有跟我們講過呢？真的不記得了。當時他們是怎麼被安排過來的？誰照顧他們？誰幫他們辦理手續？一概也不過問。知道那是十分危險又秘密的工作。
有人負責在港民運人士的生活，有人會定時來探訪他們。跟我們這些香港同學一樣，他們的心情肯定十分鬱悶。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已經回到家了，他們卻遠離家人。前路茫茫，這一走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回家？走的時候大概都十分倉促，沒有來得及向家人道別。印象最深刻的是老鬼，他那時已經是中年人了，有家室，十分思念家人。有一天有人帶來一部無線電話，他在陽台上跟家人通電話，那種傷感，至今無法忘懷。
我偶爾會回去探望大埔尾的民運人士，和他們聊天。也曾帶他們上街。他們有港府發出的「行街紙」，在香港不屬於非法入境者。若警察查問他們，他們可以示之以「行街紙」。他們在香港應該算是安全的。我曾經帶他們去市區看電影，好像是去了灣仔，到底是影藝還是新華戲院呢？看了哪些電影呢？其他當時在香港的民運人士都有哪些經歷呢？
後來民運人士逐漸得到外國政治庇護而離開香港。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也不曾通信。現在也對他們的去向一無所知。從一開始，就沒有問他們的名字。但願他們生活安好。
「黃雀行動」我就是從旁做了這麼些小事。對當時「黃雀行動」的組織所知極少。只知道司徒華的名字，知道他是其中一名主角。偶然聽到司徒華又在營救民運人士，而且又是用他自己的錢去付給直接營救民運人士的江湖人物。對司徒華的印象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後來無論司徒華說甚麼做甚麼都離不開這個影子。
有些民運人士逃出來了，但還有大量民運人士逃不出來。當然是十分焦急和牽掛的。還有一些死難者家屬呢？有一段時間，我們還嘗試去救助這些人士。聯絡十分困難，證明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的身份也十分困難。當時曾帶數千元去深圳交給一名內地學生，他說是用來救助死難者家屬的。實際上無法去證實是真的還是假的。反正錢是一定要送去的，一點意思，但願真的能幫上一點甚麼忙。說實在的，若不是真的，倒是好。是不是被騙，不在乎了。那幾千塊錢是誰給我的？現在想不起來了。我身上購買物資剩下的九千多元過了好一段時間，問了好多次，都沒有人要回去。有一次偶然問起潘毅，她剛好急著要錢去救助一些人，就把錢交給她了。
在北京期間我們和香港好像斷了聯繫，無法感受到香港的氣氛。屠殺後全城悲痛，民間紛紛動員，譴責屠城。回港後我們這些學生在社區作了一些見證。我去過一兩個屋邨，向居民講述「六四」當晚所見。好像在中大的烽火台，也做過類似的見證。去過北京的我，情緒和感情都是複雜的，這一切無法言傳，也難以為人理解。此後，再也沒有在公開場合講過「六四」這個話題。
二零一四年二月至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