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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新浪微博在微信等新興社交工具的衝擊下已漸趨強弩之末，而推特也已風光不再，但作為全世界註冊用戶、活躍用戶及媒介影響力最大的兩個微博客平台，基於推特與新浪微博的比較研究依然是觀察中國和國際虛擬社區及其用戶行為特徵的絕佳樣本。
本文擷取三篇對比研究新浪微博與推特的報告，分別是惠普實驗室的《中國社交媒體的發展趨勢如何？》、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協同完成的《粉誰？中國微博用戶有著不同的選擇》，以及學術期刊《網絡心理學：行為和社交網絡》上由張莉軒（音）和Iryna Pentina撰寫的《（新浪）微博用戶的使用動機和方式》，並參考博主牽牛續錦《回到產品設計起點，溯源Twitter和新浪微博的殊途不歸》一文的觀點。
就研究數據的來源上，惠普實驗室更多的是憑借公開數據，《粉誰》一文採用了不少更難獲得的數據，譬如某條具體微博的閱讀量，互粉比率，及互粉好友同城比率，而《新浪微博的使用動機及使用模式》一文則更多地依賴調查問卷，三篇報告但都圍繞著新浪微博與推特傳播方式與內容及其用戶的行為的差異展開。
微博的用戶關系更密切？
文：橋
近日關於新聞自由有兩件大事，一是通訊事務管理局就著無線和亞視的免費電視牌照進行公眾諮詢；另一件當然是於上星期日由記協發起的反滅聲大遊行。固然，兩件事中，我們都看到有不少人用行動去表達他們的聲音，但這是否代表用出席公眾諮詢，或者遊個行就能捍衛我們的新聞和言論自由？
大眾傳播媒體在社會上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她一方面覆蓋面大，另一方面獲取的資訊往往最快最新，故此道遠即使在現時互聯網和新媒體越來普及，但社會大眾對傳統傳媒例如電視、電台、報紙的依賴其實頗高。故此在學理上，傳媒工作者的責任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是把關者，傳媒是社會公器，市民得到甚麼資訊，甚至如何評價某些事件，很大程度上是靠傳媒把關，用一個客觀持平講理據的手法去報導新聞，可謂任重道遠。
但實際上，傳媒如何報導，真的純粹由前線的記者可以決定嗎？太天真了。傳媒的管理層當然擔當著重要的角色，不然那位亞視執行董事雷競斌也不會在免費電視牌照諮詢會中，面對市民投訴亞視節目嚴重偏頗時，可以臉不紅，耳不赤地說：「投訴比觀眾多，如果觀眾沒有看過就去投訴，這是否非理性投訴？」又或者無線的東張西望報導碼頭工人罷工取材偏頗，甚至將新聞部相關特備節目臨時抽起？
（獨媒特約報導）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開業達七十年的老牌書店「實用書局」將於今年六月結業。書局創辦人龍良臣於去年病逝，他的孫女龍躍飛表示書局要結業，實在非常對不起祖父。「沒法子，我們沒辦法做下去，爺爺撐了這麼多年實在已經很厲害。」隨著互聯網發展更為普及，在搜尋器上能很輕易找到想要的資料作參考；維基百科更是應有盡有，實體工具書也變得不合時宜。實用書局成為了時代巨輪下的替代品。
狄卡比奧再一次與小金人無緣，奧斯卡似乎真的不太喜歡狄卡比奧，我開始有預感，狄卡比奧會是另一個彼得奧圖，這位曾經如日中天的演員，演技毋庸置疑，但奧斯卡硬是把他排拒於門外，八次提名，八次落敗，直到他晚年，奧斯卡才頒給他終身成就獎作「贖罪」（或恩賜？）。
有人認為奧斯卡是電影界的奧運會，但兩者顯然分別頗大，奧運會，或其他體育比賽，即使是由評判打分的項目如體操跳水，都有一些客觀的標準，但奧斯卡（還有格林美、諾貝爾），更像體育運動的獎項如MVP或足球先生，因為幾乎沒任何準則可言，誰人得獎往往取決於評審的喜好，而喜好這回事又的確很主觀，因此得獎者也未必是眾望所歸。
劉進圖先生的遇襲，讓像我這樣曾經嚮往香港的內地人，再一次問自己：香港到底是什麼？
我跟劉先生僅有一兩次電話上的交往。那是兩年前，陽光衛視總裁陳平先生邀請我到香港創辦時政雜誌《陽光時務》。我們很快組建了包括來自香港、內地、台灣及海外同行的編輯團隊，並按照香港法律申請工作簽證。大部分同事的簽證都順利獲得，然而我的簽證遭到了百般挑剔。各種法律問題擺在我的面前。
經朋友介紹，我和劉進圖先生通了電話。法律科班出身的他，對我的問題給予了詳細的專業解答。他囑咐有問題可以隨時找他，但是後來我懷疑我遇到的麻煩跟法律沒有關係，所以沒有再叨擾他。再一次想到他時，已是《明報》撤換總編風波。
春夏之交的一道閃電
我細說這段經歷，是因為那時對香港充滿了期待。在那些總是隱身於商場裏的咖啡館裏，在那些街頭的小吃店中，在位於老舊工業區的辦公室裏，我和同事們整天都興奮。對於有過若干次在內地創辦新刊經歷的我來說，這種興奮不僅僅因為一本雜誌的問世，而是我們看到香港的命運正處於關鍵時期。
圖：惟工新聞〈反對股東只顧賺錢 法《解放報》罷工抗議〉
（獨媒特約報導）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過去數月，面書上出現了一個新生，名為「惟工新聞」的網絡媒體。有別於其他新聞網站，它的新聞選材較「偏」，往往是一事大家不太留意的勞工福利訊息。
「惟工新聞不是關心、可憐打工仔女，而是要鼓勵勞動者自己發聲，利用新媒體，將勞工議題帶入社會」網站的創辦人想像的讀者群是三百萬打工仔女和尚在校園的學生：「只要你手停口停，你就是我們的一份子。」
香港的公民新媒體發展，自2003年起，已越十年，但卻沒有針對勞工階層的新聞網站。去年貨櫃碼頭工潮，「惟工新聞」的搞手看到工人自發建立 Facebook，傳遞罷工的情況爭取支持，感受到互聯網新聞對勞工運動的力量。
這網站有多名創辦人，裡面有前主流媒體記者 Chris 和做過藍領工作並長期研究勞工問題的Gilbert，後者對勞動群眾的苦和累有親身體驗。「香港很多工種都被原子化，比如說夜更工人、扮演神秘顧客的工人、保安員等等，在工作時很少見到同事、缺少與同事溝通交流的機會，社交媒體的興起，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獨媒特約報導）首個倡導同志婚姻平權組織「虹雙囍」（Double Happiness）於昨日（3月2日）成立，由兩對同志伴侶李韋瑩（Abby）、郭安麗（Betty）和何永佳（Guy）、林國賢（Henry）組成，組織以「Love, Equality, Rights」為宗旨，為同志伴侶爭取婚姻的權利和認可。同日亦是Abby和Betty的承諾典禮12週年紀念日，組織除了為她們慶祝外，更希望同志關係不只是二人間的承諾，而能取得社會上一份認同。
婚姻是基本人權
「虹雙囍」以「Love, Equality, Rights」為宗旨和口號，支持愛和婚姻平等，為同性關係和婚姻爭取法律上的公平對待和權益。Abby表示，她們希望為同性伴侶取得香港政府官方承認，認可在外地註冊的公民結合或已緍的同性伴侶，或容許在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領事館結婚。過往，一些同性伴侶只能以「朋友」身份相稱，令他們無法以合法身份取得基本的公民權利，因此組織爭取為本地同性伴侶提供婚姻權利或同居配偶身份。組織以以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為最終目標，Henry認為，婚姻是人類的基本權利，而他們只在爭取一個普通人的權利。在香港，由於沒有反性傾向歧視法例，同性關係不受保障，同性婚姻、同性家庭更是被排擠為主流之外，難以融入社會。
（獨媒特約報導）一萬三千人參與昨日（3月2日）新聞界反暴力聯席舉行的「反暴力 緝真兇」遊行。遊行前，記協於中午12時召集傳媒界人士在添馬公園進行默站，表達對劉進圖事件的悲傷，以及不向暴力低頭。遊行約1時於政府總部公民廣場集會，播出劉進圖的錄音講話，鼓勵傳媒「無私無畏即自由」；遊行隊伍其後出發，至灣仔警察總部向警方代表遞交請願信，並在終點呼籲市民把藍絲帶貼上橫額，祝福劉進圖早日康復。參加者除了新聞業界，亦不乏市民、學生、及演藝界人士，有市民對警方安排不滿，批評影響遊行士氣。
業界默站 為新聞自由默哀
在遊行開始前，記協在在添馬公園舉行「新聞界企硬反暴力默站行動」，一眾道者默站五分鐘，為新聞自由默哀。傳媒界人士如柳俊江、吳志森、李慧玲等，以及毛孟靜、劉慧卿、楊森、陳淑莊等政界人士亦有出席。
記協主席岑倚蘭在行動中朗讀宣言：「我們確信，每一個人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承諾竭力維護新聞自由，以公眾利益爲依歸！」全體參加者緊握拳頭，高舉代表新聞自由的藍絲帶，象徵不懼暴力，堅持捍衛新聞自由。
圖：南都網
十年前，我們很少聽到「民粹」這個名詞。但近這五、六年，這個名詞卻是不絕於耳。無論是報刊雜誌還是電台電視，我們都會聽到有人不斷警告：必須提防民粹主義在香港抬頭。可大家有沒有想過，究竟什麼是民粹？它又有什麼可怕之處？
從字面上看，「民」指的當然是人民，而「粹」是純淨（純粹）或本質（精粹）之意。後者引伸開來，我們往往把中國的書法、武術甚至搓麻將等稱為「國粹」，以示它們是中國文化中核心和優秀的部分。這樣看來，「民粹」（人民的精粹）應該是好東西而不是壞東西。
當然，今天人們的用法已經偏離了這個字面的解釋。我們知道凡事都有其兩面性（如「上天有好生之德」與「天地不仁，視萬物如芻狗」），就人民觀、群眾觀而言，我們也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及「群眾是盲目的」這兩種對立的說法。很明顯，今天不斷備受渲染的「民粹主義」所強調的是後者而非前者。
不錯，群眾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在某些情境下，人群可以做出一些非理性甚至殘害他人的可怕行為。但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這些行為會受到道德（和法律）的規範和制約，只有當政府的管治出了問題而社會秩序嚴重失衡，這些行徑才會釀成災難。
但批評民粹的人針對的不是這些，而是人民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而抗拒一些能為社會帶來長遠利益的政策；又或是他們要求政府不斷增加社會福利，而無視於政府的長遠財政負擔是否可以持續等。
（荷蘭在線“跨境新娘”系列四）
朝鮮新娘作為一個特殊的跨國婚姻移民群體，最早於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初出現在中國東北及鄰近省份。來華後，她們失去了朝鮮的公民身份，強烈渴望擁有中國的公民身份，並因現在的非法移民身份感到恐懼。為了生存，很多朝鮮女性被迫與中國男性結婚。然而，公民身份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她們的生活質量。
在外界眼中，朝鮮是個貧窮且神秘的國家，90年代的飢荒曾導致上百萬民眾餓死，金氏家族的獨裁統治更是為民主國家所大加鞭撻。出於生計的逼迫，每年都有大量的平民逃離朝鮮。有部分士兵在三八線衛兵的暗中幫助下，直接逃到韓國。但更多人則是借道中國，再投奔韓國大使館或其他外國機構的辦事處，從而到達第三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