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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在香港向來不被政府重視，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爭拗的事實。 連外國媒體亦相繼報導。 只是政府一向自我感覺良好，不知道其賤視動物生命的程度已污篾了香港這個所謂文明大都會之名聲，也為區旗上的紫荊花沾上不少動物的血跡。
一名男士向唐狗淋潑天拿水，繼而點火燒狗，令小狗最後因重傷遭人道毀滅。最後殘酷對待動物罪名成立，被判入獄八個月。
因為虐待動物被判入獄的例子在香港實屬罕見。 但八個月的判刑是否「合理」，我認為要認真看看法官的判詞。 法官的判詞有三個重點：
1. 法官形容被告行為殘忍、滅絕人性，是他見過最殘忍的虐待動物案例。
2. 法官認為被告行為非一時衝動，指其感到受到騷擾只是主觀感覺。拒絕接納被告的求情理由。
3. 法官鑑於近期較多虐待動物的個案，必須判處具阻嚇性刑罰。
169章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的最高刑罰是監禁三年及罰款二十萬。但為什麼今次的案例具備了以上三個條件，判刑竟不及最高刑罰的四份之一。
（獨媒特約報導）今年是中共建國六十四週年，亦是六四事件二十四週年，二十四年來的六月四日，香港的維園都會舉行燭光晚會；悼念當年的學生及先烈外，更要薪火相傳至下一代，接好民主棒。而去年的晚會台上，六四樂隊的一首《民主會戰勝歸來》深受觀眾歡迎，引起廣大迴響。記者今次跟隨這隊樂隊到 Band 房練歌，大談他們的理想和成立過程等。
一張貼紙成就一隊樂隊
VIIV是六四的羅馬數字，所以VIIV樂隊也就是六四樂隊。樂隊的最初骨幹成員有三人，分別是 Kenneif、Sunny和 Barry。他們在《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的舞台劇中所以認識，偶然拿起樂器便一起夾歌。玩得興起下，遂有組樂隊的念頭。不過，為何會以「VIIV」命名？原來全因為一張印有「VIIV」的宣傳貼紙。前支聯會主席司徒華離世後，VIIV樂隊受支聯會邀請在追思會現場獻唱。2011年的六四集會，是他們第一次以VIIV樂隊的名義正式演出。
癸巳年賀歲盃兩天的購票人數總和不足九千，與全盛時期實是天淵之別。隨著國際足協與歐洲頂級球會協調好統一國際賽賽期，賀歲盃要做到九十年代末或本世紀初那種三支國家隊派盡強手參賽已是沒有可能。而當歐洲球會賽事的商業價值愈高之際，要東歐或者北歐知名球隊趁冬休訪港的成本也自然愈來愈高。所謂形勢比人強，無論足總或其它甲組隊班主如何扭盡六壬，要恢復昔日賀歲盃盛況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因此，今屆事戲碼不強致入場人數偏低，實是理所當然。
於維園年宵市場的本地示威文化商品
〔按：本文為「文化監察」的約稿，於2月15日在信報的「文化論政」專欄刊出。〕
一提起創意文化產業，往往會勾起諸多想像。一種是荷里活、迪士尼、建國偉業等「大茶飯」，另一種是文化創意商業化下，小眾或探索性藝術實踐被擠壓得凋零的意境。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部」過去兩年的「文化創意中小企業的跨界別協同效應：創意、人才與企業精神」的研究計劃，就是希望在上述兩種想像之間，探索新的方向。
文化創意中小企，不單是最能製造機會及吸納勞動力的區塊，也因為其立足本土的特性，最能保留和再生產本地文化。是故，歐盟在面對最新一輪金融危機提出來的對策，是透過幫助文化創意中小企去幫助青年發展事業；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過去亦一直以發展文化中小企的形式，去保留和發展一些消失中的文化，該組織建議政府機構應調撥更多的資源，扶植本地中小型的文化企業。
筆者年年新年都會去菜街碰運氣，希望可見小販出動，記得去年食環嚴打，小販不多。今年小販在不同地區空群出動，旺角菜街和深水埗福榮街特別熱鬧，菜街更有上百檔小販，深水埗又有久違了的街頭美食，政府多年來為小販塑造的負面形象，並沒有影響前來小販區揍熱鬧的大批市民的雅興。
新春大笪地：旺角西洋菜街
旺角這區較多乾貨和街頭賣藝者，筆者初三晚上十時多走到旺角西洋菜街，不見熟食蹤影，而賣藝者也多是平時都有表演的人。由豉油街以北的馬路兩旁都是小販，人山人海，有如年宵市場搬來菜街，但這裡沒有年宵般有警察為你封路或做人潮管制，也沒有地鐵站告示，那時雖非行人專用區時段，小販也集中在馬路兩旁擺賣，但人車共處，車輛在路中慢駛，行人自動讓出位置。兩旁小販在三條行車線中的左右兩條擺檔，一檔連著一檔，想逛小販檔的市民可走在中間那條行車線，小販就向著中間掃貨的市民叫賣，兩邊行人路就留出空間，各取所需。
新年伊始，人們總愛談新變化。
兩星期前，在學校的學生飯堂遇到馬國明老師。由街頭巷尾看出香港天地眾生的他，慨嘆如今「捍衛香港」盛行，抵抗外敵的族群情緒高漲，可是，香港本身有甚麼值得捍衛，該保存甚麼，去除甚麼，似乎沒有甚麼爭論，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這可不是搞點港英神話或中華文化想像便可以解決的。
我同情這種情緒，因為，它源於我們還沒有看清楚想清楚身邊的世界，便已消失，換來的是「無明」的變動與感覺。這就好像年底結業的銅鑼灣利苑，許多人把懷緬之情投往這家粥粉麵店。活了超過半個世紀的父親完全不明所以，何以市民有如此激情，不就是一家尋常且食物並不出眾的店嗎？本土之情激越，在內地旅客與本土消費主義狂颷的銅鑼灣裡，我們又有何空間去認真思索本土呢？許多人覺得，只好暫借此店的最後時光，寄託頓失所依之情。認真思索的確困難，也逆當今高舉旗幟的潮流。但是，只要是腳踏實地經營本土生活與文化的人，從來都知道旗幟不是靈丹，需要的是認真思索眼前一切再作行動。困難又怎會都是外人帶來？敵人又怎會都在家門之外？
大年初四，假期放完，錢財花光，心情難過面色難看——眾所週知，以「年初四咁嘅樣」形容黑口黑面源自周星馳電影《行運一條龍》。《行》是1998年的賀歲片，十五年前的對白到近年仍被打工仔女在網上傷心share，但「茶餐廳如何逃離業主加租逼遷」這條片中主線，卻未必有多少人關心，包括周星馳自己。《食神》裡憑瀨尿牛丸由街邊檔做到連鎖店的飲食業發達夢，是東亞金融風暴前的奇想；到泡沫爆破之後的《少林足球》，用太極功夫搓麵團做饅頭的趙薇要脫貧只能轉行踢足球。
可記得「行運茶餐廳」在哪裡取景？那是一間真實存在的老式茶餐廳，位於太子與旺角之間，設有閣樓雅座，晚上不營業，心水清的看倌大概知道是哪一間舖。時隔多年，現實裡的「行運茶餐廳」僥倖未受舊區重建的魔掌摧殘，仍然屹立原址，不過其他舊區茶餐廳可就未必挺得住，市建局和田生地產出手收樓，絕對比吳君如飾演的盛世地產揸fit人「姣婆四」兇猛獰惡。
反過來說，要是不被收樓，茶餐廳是否難以承受舖位加租？單純就數字上來說，也不一定如此。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從《行》上映的1998年到2011年，私人零售業樓宇租金指數升幅才20.8%；相對的，政府統計處的《香港統計年刊》則顯示包括茶餐廳在內的快餐店行業收入頗有進帳，同期食肆收益價值指數卻升了59.5%，似乎足夠應付加租有餘（見表一）。
表一：1998至2011年快餐店收益與租金趨勢
（獨媒特約報導）上月底，我去香港獨立電影節觀賞紀錄片《稻米是如何煉成的？》（導演陳浩倫），赫然發現是三級片，我帶著滿腹疑團及好奇進場。全片內容談及一群年青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後，進行有機耕作，成立生活館，嘗試種植稻米的苦與樂，以及導演自己的反思。我看不到色情裸露，也沒有暴力（相反有人大談慈悲等等）。之所以被分類為「三級」，唯一的解釋是朋友間閒聊中不太令人為意的粗口助語詞。如果不知道是三級片，不少觀眾也不會太留意當中的粗言。
我認識的三級片導演
如果紀錄片的題材是暴力與色情，並以寫實及直接的影像呈現，被評為三級我勉強能理解。可是，因為現實中司空見慣的髒話，便被列為三級，實在不可思議。而且，我稍為問一下身邊朋友，發現我自己竟然認識那麼多「三級導演」。由2010年開始，每年起碼都一部，相信實際上數目還更多。這些「三級導演」的共同點是探討社會問題，可能因為他們太寫實了，都被評為三級：
《壞孩子》（游靜，2010）
《我們在跳舞》（張偉雄，2011）
《Hidden Agenda The Movie》（林森，2012）
《稻米是如何鍊成的？》（陳浩倫，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