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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領匯今日公佈業績，預計將會繼續賺大錢。最近領匯拆售物業，轉手到兩三線的買家，未來公屋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價位，似乎只會愈來愈升，市民生活愈來愈苦。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領匯轉售物業的啟示》。
近日領匯轉售旗下物業，五個賣了其中四個，這次試水温可謂空前成功。五個商場，吸引了40份標書。單是深水埗寶熹苑就吸引了13份，但因領匯認為仍未到價位，寶熹苑則因而「脫難」。非常明顯，投標者均是尋租者（rent-seekers），他們都不是真正關心公屋社區的人士。在現今土地供應短缺、買地建屋投資均由六大地產商壟斷的香港，是次招標所吸引的都是二、三線的投資者。他們資金不夠六大地產商雄厚，難得領匯放盤轉售，各位炒家當然把握機會掃貨。當中「優品360」的老板林子峰更以三間不同公司的名義，成功投得三個商場，而葵興商場則由「新小巴大王」馬橋生投得。
（獨媒特約報導）《灰色軌跡》、 《情人》、《只想一生跟你走》、《媽媽我沒有過錯》 、《友情歲月》 、《歲月如歌》，你一定聽過他填的詞，他是著名填詞人劉卓輝。「Beyond御用填詞人？我根本就不是。」獨媒今次找來劉卓輝談音樂，談政治。
你還有買唱片的習慣嗎？或是連下載也不再，反而多在 YouTube 聽歌？「以前啲歌好聽啲，依加啲歌都唔知做乜。」到底是香港樂壇一蟹不如一蟹還是樂壇正在走下坡，劉卓輝有這樣的見解：一般人大多在十五至二十歲對流行曲最入腦，即是學生階段。這名資深填詞人認為，這個時間聽的歌最影響音樂品味及人生觀。之後都會因為工作和其他煩惱，聽歌的時間也愈來愈少。「不同年齡的人的「以前」也不同，八十年代的會是譚詠麟和張國榮，九十年代就達明和 Beyond，二千年就周杰倫和陳奕迅。講到底，就是接受不了新事物。」
文：維克多
1989年6月4日發生了全球關注的天安門流血事件。於同年6月9日，時任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出席了下議院議會，並宣讀出一份由澳洲駐北京領事館所發出的電報，內容交代了在天安門所發生的事。面對著多名下議院的議員及在場的中國留學生，霍克淚灑當場。當談及澳洲政府對此事的評論時，霍克讚揚了社運學生的勇氣（"acts of indescribable bravery"），又嚴厲讉責中國政府，指出粉碎青年的精神和身體是粉碎中國自身的前途（"to crush the spirit and body of youth is to crush the very future of China itself"）。
6月9日當晚，霍克宣佈會延長大概27000名中國留學生的學生簽証，相信對於當時的留學生來說這是一種解脫以及慰藉。其後，移民部所收到的簽證申請亦增加了十倍，據資料統計，這股澳洲移民潮是自19世紀起最大的。當時，大多數的新移民都選擇到悉尼的西南區定居，例如：Ashfield， Canterbury，Parramatta，Hurstville，Rockdale，Kogarah等等。在這一批新移民及學生中粗略估計有46%不懂得英文，但他們的平均教育程度比起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澳洲人較為高。
二十五年前的那夜那夕不會為香港人所遺忘。六四屠城，有人的命途因被殺戮硬生生所終結，有另外一些命途因另一種的死亡 - 理想和希望的破滅而轉變，而一般國民縱然不是切身參與者，他們的命運也隨着社會轉向而改變。
近代百年中國歷史，可說是一個改變的年代。面對着國家衰落、社會動盪、生活不穩的情況，『改變』就成為了一百年來中國近代史的主軸，橫跨世代不論朝野的人們都在共同尋求的命題。社會的思考，和官方的措施，互為交織。
『官方 - 社會』 兩條改革進路
在當政者以外，在野人士不論觀點為何，對『改變』往往有着一個整體的思考，由折衷中西的想法、立憲或共和國體的論爭、民國年間在左翼和自由派和文化保守派的討論…一直到改革開放後對中國前路的思考和疑問（譬如電視節目河殤在八十年代出現的背景）。八十年代，中國似是立心有能力闊別建政前期三十年間，政治鬥爭無日無之的肅殺景象，邁向一個新的時代。八九民運的發生，可說是孕育於走向開放的背景之中。
編按：本文為中大學生會今年出版的《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 我們在北京……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其中一節，書本有十多位當年在北京親歷其境的中大學生的見證，中大學生會會於六四晚會當晚在維園設攤位出售本書。
「六四」前前後後的事
林亦子（八九民運期間為社會學系四年級學生、現職醫生）
（一）回想
快二十五年了，一直都不敢去碰「六四」的資料。零零散散的影像、文字總會碰到一些，但每年在特定時間展現在書店當眼之處的書籍，我一直迴避著。實在是太沉重了。一直知道自己的故事就在某一個角落的。
一直遺憾著、焦慮著、放心不下一段歷史被遺忘、曲解。不能再等了，腦子裏刻印著的記憶正在慢慢流失。
「八九六四」後，我急切地留下屠殺當晚的一切細節。這段經歷被錄過見證，也寫了下來。「六四」以前的故事呢？那麼多年一直沒有動筆。
這麼多年來，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晚會是每年盡可能參加的。即便是在外地不便參加，六四當天必會絕食24小時，並有一束小白菊花放在案頭。對於當年親歷這場運動的我，每年的節目就算多麼死板、口號又怎麼千篇一律，又有甚麼相呢？我們每一位學生畢生都背負了一個債。
無論根據那一個國際機構排名，香港競爭力都在全球十名的前列。但若果你把一位從未訪港的外國人蒙著眼睛帶到新界稍為偏僻的支路兩旁一看，他必定以為自己到了第三世界，因為舉目盡見廢車場、回收場或爛地。這是新界土豪把農地非法堆填，爭取政府放寬發展規限的結果。正因這種「先破壞、後發展」的手法太猖獗，城規會終於在2011年訂立指引：凡屬已被破壞堆填的農地，申請發展時一概不予考慮，必須先把農地復原才有更改土地用途的機會。這種惡行在國際上有名堂，統稱為「環境恐怖主義」（environmental terrorism），泛指所有以破壞環境資源為手段來爭取一己私利的行為。
特區官員十分着意揚威國際，今天又有意外收獲。因為香港正在創立聞所未聞的新猷，同樣是「先破壞、後發展」，只不過受害者由農地變成古蹟，加害者由私人地主變成公私合營，堪稱「古蹟恐怖主義」（heritage terrorism）。
沙中線土瓜灣站的聖山古蹟越掘越多，無論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北大教授秦大樹，本地歷史學者或《大公報》評論，均一致認定這文化遺址的重要價值。根據《中國文物古迹保育準則》的要求，除非有重大天然災害或無可替代的國家級建設（在聖山遺址兩者皆不適用），政府必須將遺蹟原址保育。
「搶救發掘」思維 妨礙原址保育
迪保斯基在2008年上任後，就將巴塞的踢法複製到西班牙之上。
西班牙是世界盃的衛冕球隊，陣容與去屆相若，實力仍屬於世界頂級。雖然「狂牛軍團」有不少新星冒起，但料迪保斯基仍會以老將為主力，包括以沙維及沙比阿朗素鎮守中場。以下西班牙今屆世界盃的23人大軍名單：
門將：卡斯拿斯、連拿、迪基亞
後衛：艾斯派古達、佐迪艾巴、桑法蘭托利斯、碧基、沙治奧拉莫斯、查維馬天尼斯、艾比奧爾
中場：布斯基斯、沙比阿朗素、高基、沙維、大衛施華、法比加斯、桑馬達、恩尼斯達、辛迪卡蘇拿、柏度
前鋒：韋拿、費蘭度托利斯、迪亞高哥斯達
相信這個是西班牙的正選陣容。
已故西班牙主帥阿拉干尼斯在2008年歐國盃，曾以4-4-2陣式助球隊奪得冠軍，開啟了西班牙的王朝，當時韋拿及費托正值巔峰，踢雙箭頭是合理之舉。自從迪保斯基上任後，西班牙就未試過4-4-2，主要以4-3-3或4-2-3-1，在2010年世界盃及2012年歐國盃，西班牙都是踢單箭頭，甚至無鋒陣。在今次選人，迪保斯基只召了3名正宗的前鋒入伍，可見他的戰術中仍會以單箭頭為主。
八九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十歲。
在這之前，我沒有看過坦克，也沒聽過槍火聲，懵懂的看着電視畫面火光紅紅只覺膽顫，拿槍殺的、大聲叫喊的、頭破血流的，都是黃皮膚的人，也就是說，屠城正在很近的地方發生着。當年，學校、街上、家裏的電視都放着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集會的畫面，及至後來，戒嚴、屠城，全港報章、媒體，不論左、中、右，都有報道。
八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安定繁榮之際看到如是荒唐的事情，大家都同仇敵愾，各界以不同方式明志，有人義賣、有人致哀、有人讉責，總之就是人人都出一分力。那個年頭，資訊只靠媒體之間流通着，報紙、電台、電視，市民三者訊息都收，不放過任何一片訊息，換在當下，也就是facebook、instagram、twister盡是洗版圖文和hash tag。那個年頭，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有全城上下想法一致——表逹傷痛和怒火、把從封閉國度裏的資訊廣傳開去、迫使中共承擔責任。當年大至維園、跑馬地、小至屋邨球場都有集會，市民紛紛上街，提平反的，一定多於年前反國教的十二萬，是真正的「香港憤怒了」式全城關注。
最近看到Bryan一連四篇對香港青年旅舍的文章，剛巧我就身在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旅舍（名為「閣樓」“Attic”）當實習生，立即有所反思。香港人一直對台灣這個地方有一種情意結，除了是旅遊熱點，亦是（偽／藝）文青們朝拜的「聖地」。看到Bryan的文章後再與「閣樓」比較，便明白香港的青年旅舍不但在規劃方面欠佳，更反映出台灣對藝術與生活共存方面的確更勝一籌。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前身，為二戰時國民政府儲藏彈藥的地下碉堡與駐軍兵舍，後來在1960年代默許人民建屋居住。雖然現在已經改建為藝術村，但透過「聚落共生」的概念，融合於「寶藏家園」、「駐村計畫」與「青年會所」等計劃，成為「藝居共構」的活化方式。園區劃分為兩部份－下半部為老村民的居所﹑上半部則是藝術家駐村展覽﹑工作室﹑辦公室，以及我工作的地方－「閣樓」。對於我這些平凡的香港人來說，這絕對是一個新穎的概念。
六四屠殺即將渡過四份之一個世紀，不知從何時開始，在香港談六四，總是伴隨著各種爭議的聲音。由出自親共人士口裡，已經說了很多年的「六四冇死人」論，已至近年「本土派」的「中港區隔」論，甚麼不要悼念六四、放下大中華六四情意結，更有「中國有民主，香港就玩完」之說，叫人只需關心香港的「本土」民主運動。那種所謂的「大中華」與「本土」二元對立之爭論，實在是一種狹隘的想法。
不得不承認一點，可能是由於人的天性，抑或是人的精力和時間有限，人們對外界事物的關注程度，一般來說，是與那件事物和自己的「距離」成反比例。即是說，人們會比較關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工作場所，然後再到社區、城市、行政區、省份、國家、大洲、地球和宇宙。所謂的「距離」不一定是地理上的距離，還可以是血統、種族、宗教、文化、歷史、政治或經濟上的距離。
一個可以有多種身份，雖然我們是以自己為中心，由近至遠出發去關心外界事物，但這樣不代表我們要完全處理好與自己較相關的事務，才去關心其他的事務。就算香港有大量社會問題未解決，也不代表我們要完全先處理好香港的問題，才去關心更遠的事情，因為較遠的事情有時候反而會影響到較近的事情，它們亦會互為影響。例如，香港人除了關心本地的事件之外，還會關心中國內地的維權事件、美國9.11事件和馬航劫機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