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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剛推出「需求主導」計劃的新方案，「需求主導」是由業主集齊六成七的支持簽名，再向局方申請重建收樓，新計劃將業權的支持份數由上調至八成，增加地盤面積上限由400增至700平方米，無疑是將「以人為本」的原則抛諸後。日前局方已放風(1-12-2014信報)，大吐苦水，賺不夠，要求政府將重建項目旁近的公園和巴士站等政府土地免費撥入重建範圍、另外，繼100億後，再資注及增加地積比，獅子開大口。為賺盡，局方奇謀盡出，宣稱「需求主導」蝕錢30億，但筆者在早前就指出，單是最新的恆安街項目成本多估達三成，收緊「需求主導」計劃，無疑令只有8%的申請「需求主導」成功率進一步降低，使計劃束之高閣。
上調業權的支持度 不如強拍
新方案需集齊八成的業權才能入申請，與私人發展商使用的強制拍賣條例無分別，而賣給市建局不能讓業主分享利潤，不少業主更因出租被扣1/3至1/2的賠償。方案有違「需求主導」原意，協助業主重建，而不是留難業主，業主沒有足夠的規劃、法律和發展知識，市建局介入，再達成重建。未來只收集已經可以重建的地盤，局方角色何在呢？為何不交給私人發展商呢？讓田生、大鴻輝「幫助」居民收集業權。
莫耶斯最終在奧脫福淪為過客，依舊惹來不少曼迷非議。半年後，他以位列西甲中下游的皇家蘇斯達作為新的落腳點。即使大家如何批評他，卻並不包括逃避挑戰。論難度，執教皇家蘇斯達自然還比不上曼聯，但對莫耶斯而言卻可能是提升個人戰術素養的重要關口。
皇家蘇斯達的窘境
在莫耶斯上任前，球隊仍深陷聯賽榜第19位，直至艾格列斯和卡路士韋拿的入球才換來對馬德里體育會的勝仗，也正是球隊今季第二場聯賽勝利。另外皇家蘇斯達也曾擊敗過皇家馬德里，可見其實力上限不僅限於降級區。
皇家蘇斯達自法藉主帥蒙坦尼亞出走開始，無法維持前季躋身歐聯的強勢，加上伊拿拉文迪、巴禾和基利士文三員主將先後離隊，使球會滑落更不可免。如斯境況，一如2001-02年賽季的愛華頓——老牌教頭禾達史密夫由十二月始至翌年三月僅得三場勝仗，隨即遭炒魷。於是，班主Bill Kenwright瞬即從普雷斯頓找來莫耶斯救亡，才讓拖肥糖重出生天。樸實無華的執教風格，加上善於對應不同對手進行戰術調整，莫耶斯在當年三月始至四月尾取得十三分，使愛華頓倖免於降班。這段起死回生的歷史，和如今皇家蘇斯達季初的窘境何其相似。
莫耶斯獲取成功的資本
Amethian工作室照片
自旺角清場到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一日清晨於金鐘所發生的暴力事件，灰記只認為，無論學生青年如何「胡鬧」，警方瘋狂使用不合比例的暴力對付基本上仍是手無寸鐵的佔領/示威者，必須受到任何支持民主(不管是否支持佔領)的人的嚴厲譴責。
這星期的確令人憤怒，躲在禁制令背後的689政權和警方粗暴鎮壓旺角佔領區，無視法律，無視警隊守則，變成無法無天。在金鐘亦然。
對市民的民主訴求不聞不問，然後一兩句為了「公眾秩序」、「公眾安全」，便可隨意向「不聽話」的市民施放催淚水劑，一種看起來沒有催淚彈那麼震憾但殺傷力一點不下於催淚彈的武器；手起警棍落，很多人是後腦被打，證明警察根本不是因為受衝擊而用警棍自衛或驅趕示威者，更有旺角路人因為警察情緒失控而遭殃，那個朱姓警司打至途人骨折，令人嘩然；突然把途人或與警員對罵者拖進警察範圍，由警察遮擋人們及記者視線，對被拖者拳打腳踢；男警員粗暴對待女示威者，令其受傷。
更令人髮指的是，十二月一日凌晨及早上金鐘清場，造成大量市民受傷，醫務義工在急救傷者時被警察用警棍驅趕，甚至說救人也照拉，警方完全漠視人道原則。
文：Agnes Poe
台灣九合一選舉日前落幕，執政的國民黨空前慘敗，22縣市只拿下6席，還把兵家必爭的首都台北市長也輸掉了。國民黨到底是怎麼輸的？又是輸在那裡？他們一直到今天還搞不懂，只說是敗給了年輕人，因為年輕人覺得「你給我是應該的，沒給我是欠我的」。對他們來說，年輕人的思維方式是個謎，就像煩惱的爸媽對叛逆的青少年沒輒一樣，他們搖頭嘆氣，想不出應對之道。
其實這個問題沒有這麼難解，簡單地說，就是他們操弄選舉的傳統把戲過時了。但選舉當然也不是耍把戲罷了，國民黨的潰敗，代表著人民對他們所代表與支持的一切感到不滿：權貴政治、圖利財團、親中、忽視民生問題。當馬英九的支持度已經到了9%的歷史新低，當黨徽變成國民黨候選人尷尬想遮掩的記號，他們應該早已經看見了全面崩盤的威脅。但他們卻老神在在，一來是以為只要某打經濟恐嚇牌，就吃定了有兩岸關係痛腳的民進黨。再者，民調不是一再給他們打強心針，說他們選情樂觀的嗎？
民調失準
（獨媒特約報導）雨傘運動已經兩個多月，旺角佔領區被清場，金鐘佔領區部份範圍的禁制令亦即將執行，唯有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公司對出的佔領區，未有禁制令和清場呼聲的干擾。猶如被世人遺忘，它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銅鑼灣有宣傳作用
一直在銅鑼灣留守的Jeffrey剛剛辭職，準備全力投入抗爭運動。他認為銅鑼灣佔領區有它的作用：「大家有不同的工作，旺角是衝，金鐘只是『攤』喺度，而銅鑼灣是宣傳。」因為銅鑼灣有很多遊客、街坊，他們都會走來佔領區看資料、拍照，有時甚至走入佔領區，這時，留守者就會向他們講解佔領的意義，所以這兒主要是宣傳的工作。衝擊龍和道當日，他和其他義工都有去幫手，但他認為在佔領運動中不一定是和政府「砍」過才叫有參與，平時無事發生的時候會有人留在這「睇場」，一方面看著有無人來搞事，一方面照顧留守的人。
攝：獨媒記者Gundam Lam
執筆之際，學民思潮的學生正在絕食。反對的人有建制派，也有「勇武」的，皆說「沒用」，他們相信，梁振英不會為此重啟對話之門；至於支持的人，認同行動中的自主及堅持，然而，無論如何深信奇蹟，又或者認為會有「萬人廣場必定歸來」，也無法確實說清楚，絕食到底如何「有用」。
筆者不是組織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不打算也沒有能力紙上談兵，跟大家討論甚麼才是「有用」與「沒用」。我只想提供一些分析的觀點，指出一些可以討論的基礎。在爭論有用與沒用之前，我們不妨看一下香港社會運動在改變制度、法律與憲政方面，曾經如何「有用」或「沒有用」？
正當性危機
一般人也同意，具有香港本土特質的社會運動，始自七十年代，即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與六七暴動之後。同時，香港社會制度有較根本性的改變，亦是始自這個時候。例如社會福利制度、十年建屋計劃、廉政公署等等。無論歸因於騷亂與暴動，還是七十年代的激進青年運動、基層權益運動、社會改革呼聲，我們看到的是社會力量對當時的殖民政權構成一定的正當性危機。
提起猶太人，大家當然會想起聖經時代的歷史，猶太人流離失所，被羅馬人壓迫。如果近的歷史，自然不能不提二次大戰時的奧斯辛威集中營，德國人屠殺猶太人。總之哪段歷史都好，總覺得猶太人比較遙遠。千想萬想，都不覺得香港與猶太人是有關係。事實上，猶太人在香港的事跡非常有趣，對香港的發展及建築甚有貢獻。
還是說少許猶太人吧！當以色列亡國之後，猶太人流離四處，主要分為兩大支派。第一個是散落歐洲的猶太人，稱為「Ashkenazim Jews」；另一類則是「Mizrahim Jews」，指的住在中東一帶的猶太人。至於香港的猶太人，「Mizrahim Jews」是為生意而來，他們看到開埠香港的發展潛力，於是在開埠不久就來到香港。這批人非常有錢，比較著名的人物有沙宣、庇理羅士。據統計，在1871年左右，來港的猶他人大概只有46人左右。不過，到了1890年代，「Ashkenazim Jews」都開始來到香港。這群人並非來做生意，而是逃難來香港，因為其實不單德國，一戰前的歐洲都出現過不少的「排猶運動」。所以，在1897年的香港，猶太人只有163人左右。
香港，還有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那年的他，二十剛出頭，大學程度，操一口利英語，很喜歡動物。他的核心價值和一般香港人很不同，不是樓，不是車，不是所謂「名成利就」，他最熱愛的是動物，是生命。
他堅持要找一份幫動物的工作。幾年前他來到了NPV非牟利獸醫。他一邊工作，卻一邊做「獨行俠」般的動物義工。
這個年輕人，很有自己的想法，我行我素，桀驁不馴。在同事眼中，性情怪怪的，有時叫人哭笑不得，在我眼中，他未必是最好的員工，在香港人眼中，更是離經叛道的傻仔。而在動物眼中，他是跌落凡間的天使。
他後來離開了NPV，放洋到外國，刻苦的半工半遊。但就從來沒有離開過動物。
年多前回港，我們因為野豬再結緣。那時我和幾個朋友成立了野豬關注組，他給予了不少寶貴的意見，他對野生動物的認識，比漁護署的所謂專家還多。 我們又會一起去捉街貓回診所絕育。不久後他又重回到NPV，積極投入社區流浪動物的絕育工作。
他，就是日前在獅子山郊野公園探望野豬時，被「鴨皮炸彈」炸斷了三隻手指的獸醫助護廖姓年輕人。
所謂「鴨皮炸彈」是用鴨皮包著的化學品，用來獵殺野豬用的。 廖以為是普通毒狗的毒餌，想救動物一命，卻為動物擋了一劫。原本會炸死一隻動物，現在他用三隻手指為人類贖了罪。
雨傘運動步入第十個星期，清場在即，警方在旺角及金鐘多次以過度暴力對待集會人士甚或是行人，促使民眾化悲憤為更強的力量，即使會頭破血流，也會堅決抗爭到最後。在金鐘「連儂牆」前的「抗命有機豐富之園」中，不同來歷、品種的植物在風雨下仍然茁壯生長，好比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和專業範疇的集會人士，在腥風血雨中仍然在佔領區留守。
催淚殃及草叢生態 全民種植寓意民主自由
「抗命有機豐富之園」
「抗命有機豐富之園」（以下簡稱為「抗命園」）本為草叢，9月28日，警方在金鐘集會現場施放催淚彈，不少在場市民走避催淚彈時無意中踏過草叢，加上催淚彈的殘餘物嚴重破壞了泥土生態，以致本來健康茂盛的草叢數天後化為一大片枯草，讓人目不忍見，環境保育工作者Rishi於是決定在這片「難看」的枯土上耕作，讓它重現生機。Christine有天抱著相機路過，本身對種植耕作有興趣的她在了解「抗命園」的運作後，決定加入參與保育開墾工作。
我投身工作已經10年，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非政府組織工作，工作的內容主要與中國大陸相關，我經常接觸到兩邊參與NGO或民間社會的朋友，並因此慨嘆相比起內地伙伴對我們的了解，香港的朋友對內地NGO與民間社會認識實在太過有限。
大半個月前在北京的一個晚上，我與一名志願者因香港佔中的事情聊了一個晚上，才驚覺香港的事，對遠在北京的不知名朋友也烙下如此深的影響。我本身不認識這為女孩，她透過朋友傳話說想與從香港來的朋友聊聊香港的事情，我以為有機會分享自己所見所聞便答應了。見面的方式很簡單，就在東四附近的街頭。
她劈頭問的第一句就是：「香港的狀況怎麼樣？你們佔領的事情甚麼時候可以完結？」再了解下去，原來她身邊的一些伙伴因為表達支持佔中的訊息及製作街招，而被不知哪個部門的人員帶走了兩個星期，下落不明。她自己雖然並未受牽連，但十分擔心，因為一名去與當局多次接洽的律師也被消失了。
我問她，你的朋友們為甚麼要這樣做？她說我們都在對付同一個極權，當然要支持，你們要守住香港。她又問，你們在路上的學生不是在堵路嗎？他們不也正受著法律風險？你們那邊貼街招會不會有事？
在那一刻我心裡涼了半截。這如果不是誤當馮京作馬涼，也肯定是個因資訊不對稱而做成的「誤解」。香港的示威者面對的還是「法律」風險，在內地這些志願者的「天真」舉動面對的卻是無法無天的國安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