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手握巨大資源和權力的國家機器,社會運動進行的抵抗頂多算是實力上強弱懸殊的對峙。像參與一場從一開始已被對手遙遙拋離的賽跑,注定落後的一方要拚命追趕,縱使機會渺茫也得設法迎頭趕上。既然是強弱懸殊,十之八九難嘗趕上的味;更多時候,特別於國家機器全力反撲之際,其實更要懂得抵住那一距離愈拉愈遠的形勢。民間反對者不常勝利,務須練就一股敗而不倒的精神,不放手任何可能實現希望的一刻。推至極致,他們會以最後之人的姿態出現,我第一個想起阿草。
他是兩年前留守至皇后碼頭頂上的人。戴上草帽的他履行了許諾,縱然碼頭仍是不保,烈日當空近十小時策略性地佇足於碼頭頂的最邊緣,至他能承受的最後一刻。不消說,責難阿草阻住地球轉的人並不少,特別當截然相反的兩種邏輯並存之際:人們愈堅持便愈構成阻礙,骨頭愈硬罪名愈大,風骨被剝去了所有褒揚的含義。但我想無論現在抑或未來,希望了解香港這段城市發展史的任何人,只要看看那些蹲據皇后碼頭邊沿的照片,都不會接受官方那套由漁村到都會的神話。這情在重建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