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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6日的立法會補選,建制派杯葛參選,但仍有不少人角逐議席,以致每區均出現競爭局面。公民黨及社會民主連線藉著每區各派一位立法會議員辭職,然後再以「盡快實現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為單一政綱參與補選,並將由辭職前至補選日的整個選舉工程,冠名為「五區公投運動」。現在補選日臨近,是時候為這場對香港政制發展舉足輕重的運動,作一階段性總結。五區公投運動涉足層面甚廣,本文只嘗試以幾個角度簡評公社兩黨過去數月的表現,冀望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公投運動是議會抗爭的延伸

公社兩黨向公眾強調五區公投是「新民主運動」,不過本質上仍然是議會抗爭。在民主黨批評公社兩黨請辭是從議會中撤退時,兩黨均表明這並非撤退,他們解釋是利用補選機制創造公投。選舉本身就是議會制度的一部份,故此他們只是巧妙地利用辭退議席及重選議席的制度,將之轉化及整合成五區公投運動。而他們選擇在一月下旬辭職,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就是為了趕及重返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這點足以證明公社兩黨在觀念及部署上都是以議會制度為核心,視議事堂具備解決政治紛爭的功能,只是用上了新穎的方法,而倡議者願意不計較個人得失作出犧牲。


重建,只是建豪宅,但豪宅跟社區設施卻不能共存,興建設施只淪為騙更高樓層和順利收地的藉口。官塘的美沙酮中心更是一例,原來在地鐵站旁的美沙酮中心慘被棄置到不同地方,可惜被不同社區反對,無處容身。誰願跟「道友」(吸毒者)一起,只有舊區,因為他們是舊區的住客,見証官塘成長,很多「道友」是苦力、船工和工人,他們為了在碼頭和工廠通宵工作,應付日而繼夜上落的貨物和訂單,為香港工業化流過血和汗,只能賺上微薄得餬口的金錢,他們是缺乏勞工保障時代的犠牲品。猶如在危險的礦場中的礦工,酗酒,不是選擇,而是命運,電影 「盲井」中,他們終日拿着劇毒的甲醇,眼中視力不斷衰退,無奈卻是酒跟毒品一樣,是窮人擋阻痛楚和疲勞的唯一武器。從前,香港的大型船塢(如︰油塘一帶)會有大量維修船隻的工作,由於貨船越洋送貨,船底總會長滿青苔和藤壺,而它們大多停港時間不長,便要船工日夜在用鐵鏟清洗船底堅固藤壺,這樣辛苦的工作薪水較工人高,但工作條件很差,時間極長,兩至三天不睡覺視作等閒,工作令從業員跟毒品結下不解之緣。

工業遠去,苦力、船工和工人是被遺棄的一群,餘下只是滿身傷痕和酸痛,一句「毒品害人影響一生」能解釋嗎?白粉(海洛因)和工作沒有了,只餘下美沙酮。

早在七月聽到「公投」這個運動的意念,是藉議員辭職製造一個公投的機會,不論結果如何,也是將選擇權放在人民手中,讓人民來一個表決。這個意念迅即引來各方討論,其中最常見的是:公投了之後又如何?的確,我也不知道公投之後可以怎樣,身邊的朋友也劃分為兩派,一派很愛公投,一派半信半疑。然而五區公投意念創新,至少能打破現時民主運動的僵局,故此公投除了引來建制派的抨擊,也引起民主派中的激烈辯論。不少民主「鬥士」也講他們如何爭取民主幾十年,在這個關口應該冒進還是務實……(下省幾千字)。大家說的興高采烈,我也來講講我爭取民主的歷史。

記憶中第一次遊行,是參與2002年底的反對廿三條立法,而最深刻的莫過於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那時只覺得遊行非去不可,臨近七一前夕,電郵如雪片飛來,我收到超過三、四組不同朋友的電郵,都邀請我參加七一遊行。最後我選擇了跟妹妹和大學同學一起,在中央圖書館附近的球場跟學生界出發。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又重看幾年前的日記,覺得那時自己很像「小女孩」。我寫得最多的,是中間如何跟妹妹和朋友失散然後因線路繁忙難以匯合;便利店的水給掃清光;又有食店免費派發食水令人感動,是一張枱上放了一大煲水和紙杯。看到遊行人數之多,我在日記這樣寫:

我零三年中七暑假參加了七一遊行,模糊記得很多香港人聲嘶力竭反對一些事物,但當時他們因什麼議題走出來,已沒有記憶。後來發覺,只有記者和一些社會運動員才會用議題來分類這批「反對者」,一般人(甚至政府)只會理解他們不滿自己的生活,才走出來大聲高喊不爽。

有人說,如果人有權說要拒絕生命中不爽的部份,這還叫做一種「自主」。

這幾年,我見到、聽到很多大聲喊要「自主」的人和事。零四年一批市民留守政府總部抗議人大釋法否決零七零八雙普選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給差佬清場)。零五年全球勞動者來港衝擊世貿;零六、零七年我們捍衛自己的天星、皇后身份記憶;零八年反對政府消滅象徵本土經濟、文化的利東街;零九、一零年萬人包圍立會捍衛六六九億公共財,反對興建高鐵運動更結合了保育菜園村和大小重建區抗爭運動的朋友們。這些人和事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奪回自己的生活尊嚴。

時間:2010年4月12日23:00
地點: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S.M.L餐廳,艾神推友Twitterer網聚
主持:星屑醫生(AJ.hk)
特約記者: 鄭樂恆,李綺雯(香港獨立媒體網)
攝影及後期製作:鄭樂恆,張虓(香港獨立媒體網)

〔獨媒特約記者報導〕

星:我們是一個叫做AJ.hk的網上電台,是自家的,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就想和你聊一聊。我們特別注意到你對大地震的問題特別上心,因為我們都是 Twitterer(推特用家),每天都看見你把他們的名字都 Post 在Twitter 知道。你對這個的堅持,比較上心,有甚麼動機觸動你做這個?

艾:我覺得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當中,對一些最基本的事實從來都是遮擋的,最差的是政府不相信人民。同樣的一個問題,就是說這些人不重要的,死了五千,死了一萬,死了十萬,都只是數字而已。那麼實際上,這個極權政府,就是在抹煞著所有人的個人生存的細節,他們的情感,他們是誰,他們有什麼親戚,什麼樣子,這些都是沒有的,他們只是一個阿拉伯的數字。那麼實在的是,中國人本身,也是這樣對待整個世界發生的事。缺少一種非常的真情,或者真心去觀察。

2010年澳門:被遺忘的五一遊行

看到這個標題,大家也許感到奇怪:為什麼說今年澳門的五一遊行是被遺忘了的呢?因為在很多媒體中一群青年在電視、報紙的報導中被融入了工人在沙梨頭與警察發生衝突的場景。事實上,他們在07年遊行抽水哥開槍的位置已經分道揚鑣了。

有香港工會朋友很關心這次的遊行,另外一些同樣是青年的朋友看了晚上留守的工人說:在這種情形下,網民會走出來聲援。當然,除了一些極少數以教訓意味來批評的人以外,多數朋友的意見都是出於善意的。

澳門網民組織遊行,這次是第一次。我自1997年上網,在澳門算是老網民了。很多次網民曾經說要搞什麼快閃黨,穿什麼衣服表達不滿,最後都不成事。唯一一次例外是08年「城市隱者」事件,網民到記者會聲援他而已(以及去年在不露面的情況下籌錢登廣告「倒崔」)。他們不敢上街,一來是沒有這個習慣,二來也怕秋後算帳,因而在社會控制極強的澳門社會難以生存。

在澳門辦遊行過往會有三種客觀的障礙:一是不知道程序,二是集合地點,三是路線。新澳門學社——澳門主要的民主派團體——在第一方面多年來都以社區發展模式,技術上支持各界人士向政府表達訴求,包括舉辦遊行。而學社這次亦有提供協助,一些社員也以個人身份參加了。事實上,三位代表其中兩名是「九十後」,他們的熱情和成熟(成長)令人感到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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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潭尾村分東西兩邊,共有幾百戶人,現在受「綜合發展區」影響的主要是西村。探訪當日,幾十名老人家在空置教堂外的空地拉橫額抗議。

新田牛潭尾村村民近日來電求援,說有地產商已向城市規劃委員會遞交綜合發展區的規劃申請,一旦獲得通過,地產商勢將聯同政府逼遷數以百計村民,將土地重新開發為近年在新界熱賣的又一個低密度豪宅區。我和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的劍青,分頭找了些資料,然後聯同幾個朋友和記者一起落村視察。以下是一些初步紀錄。

浸會視覺藝術院合併事件——校園民主何以如狼似虎(一)

編按:在民主進程中深陷於泥淖的香港社會,大學能不能為民主進程輸送新鮮血液至關重要。而持續不斷的大學管制風波,則讓我們有義務去觀察與反思,本應是民主與自由急先鋒的大學現在究竟怎麼了。獨立媒體記者將會持續不斷地對香港高校一系列的議題進行討論。

獨立思考梁燕城「請尊重他人的獨立思考」 BY 陶思蓉 【代貼】

著:陶思蓉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梁燕城於信報選文《請尊重他人的獨立思考》,以評論四月十九日《反對宗教護蔭權貴運動》(下簡稱反宗蔭權)。梁氏雖然認同「反宗蔭權」對耶穌站在貧窮者一方的理解,但同時指責該運動侵犯了吳宗文的自由自主權,「反宗蔭權」正強迫吳氏接受其政治立場,這有違受基督教影響下的民主原則,並且暗示「反宗蔭權」的方向猶如暴民政治、文革時的專橫的鬥爭,把異己者送上斷頭台。

首先我們要釐清梁氏所指的是甚麼樣的自由自主權,他指出「用宗教理由強迫他人接受自己認同的政治立場,更不能侮辱不同政治觀點的人」是與自由自主權相違背;同樣自由自主權代表著個人有獨立思考能力和被他人尊重的權利,一切「推測異見者動機,一棍子將他人打死的宣傳,加上結集群眾去干擾異見者的聚會,迫人接受其政見,是惡劣的政治威嚇手段」、「專橫的鬥爭手法,公然踐踏他人的言論自由」,亦屬相反於自由自主權。

基本上梁氏釐清的自由自主權,可視為與當下有關言論自由的理解,意即大眾和政府有責任保護發表意見者的自由,並且防止統治式的方法迫人接受任何的意識立場。然而,梁氏沒有再為言論自由的實際運作加以推論,只以抹黑的語言把「反宗蔭權」等同極端份子,以維護吳宗文的言論自由權利。事實上,梁文誤把批判等同強迫;尊重等如言論自由;論斷、示威等如惡勢力。

《艋舺》沒告訴你的剝皮寮抗爭風景

文:葉寶琳

一齣港產本土《歲月神偷》獲得國際獎項,成為促成永利街獲保留的重要力量,但未來永利街的保留模式也令人憂慮,究竟會如灣仔和昌大押和尖沙咀水警總部般的高級商場食肆的保育,還是可以留人又留屋,讓原居於永利街的居民可以繼續居住,又可讓一般市民參觀的保育項目,暫時仍是未知之數。香港有《歲》,台灣近月又有一齣本土出品的國片《艋舺》大賣,主要拍攝場地剝皮寮現時 已人去樓空,筆者上月到台經過該地,見到此景已覺奇怪,八十年代的環境,距 今天久,為何已不見生活痕跡?

後來得台灣好友介紹,原來當地居民在九十年代末組織抗爭,爭取不遷不拆,可是公權力最後把她們趕走;另一邊廂電影上映後,有些艋舺區居民發起拒看行動,她們認為此片負面地呈現艋舺的城市形象,把這個社區描述成為黑幫色情的區域,污名化之餘又沒有連結當地其他更有社會意義的歷史元素。

這意味了只是讓觀眾發一場懷舊之幽情,還是我們可以更批判地思考保育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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