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的那夜那夕不會為香港人所遺忘。六四屠城，有人的命途因被殺戮硬生生所終結，有另外一些命途因另一種的死亡 - 理想和希望的破滅而轉變，而一般國民縱然不是切身參與者，他們的命運也隨着社會轉向而改變。

近代百年中國歷史，可說是一個改變的年代。面對着國家衰落、社會動盪、生活不穩的情況，『改變』就成為了一百年來中國近代史的主軸，橫跨世代不論朝野的人們都在共同尋求的命題。社會的思考，和官方的措施，互為交織。

『官方 - 社會』 兩條改革進路

在當政者以外，在野人士不論觀點為何，對『改變』往往有着一個整體的思考，由折衷中西的想法、立憲或共和國體的論爭、民國年間在左翼和自由派和文化保守派的討論…一直到改革開放後對中國前路的思考和疑問（譬如電視節目河殤在八十年代出現的背景）。八十年代，中國似是立心有能力闊別建政前期三十年間，政治鬥爭無日無之的肅殺景象，邁向一個新的時代。八九民運的發生，可說是孕育於走向開放的背景之中。

無論根據那一個國際機構排名，香港競爭力都在全球十名的前列。但若果你把一位從未訪港的外國人蒙著眼睛帶到新界稍為偏僻的支路兩旁一看，他必定以為自己到了第三世界，因為舉目盡見廢車場、回收場或爛地。這是新界土豪把農地非法堆填，爭取政府放寬發展規限的結果。正因這種「先破壞、後發展」的手法太猖獗，城規會終於在2011年訂立指引：凡屬已被破壞堆填的農地，申請發展時一概不予考慮，必須先把農地復原才有更改土地用途的機會。這種惡行在國際上有名堂，統稱為「環境恐怖主義」（environmental terrorism），泛指所有以破壞環境資源為手段來爭取一己私利的行為。

特區官員十分着意揚威國際，今天又有意外收獲。因為香港正在創立聞所未聞的新猷，同樣是「先破壞、後發展」，只不過受害者由農地變成古蹟，加害者由私人地主變成公私合營，堪稱「古蹟恐怖主義」（heritage terrorism）。

沙中線土瓜灣站的聖山古蹟越掘越多，無論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北大教授秦大樹，本地歷史學者或《大公報》評論，均一致認定這文化遺址的重要價值。根據《中國文物古迹保育準則》的要求，除非有重大天然災害或無可替代的國家級建設（在聖山遺址兩者皆不適用），政府必須將遺蹟原址保育。

「搶救發掘」思維 妨礙原址保育

八九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十歲。

在這之前，我沒有看過坦克，也沒聽過槍火聲，懵懂的看着電視畫面火光紅紅只覺膽顫，拿槍殺的、大聲叫喊的、頭破血流的，都是黃皮膚的人，也就是說，屠城正在很近的地方發生着。當年，學校、街上、家裏的電視都放着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集會的畫面，及至後來，戒嚴、屠城，全港報章、媒體，不論左、中、右，都有報道。

八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安定繁榮之際看到如是荒唐的事情，大家都同仇敵愾，各界以不同方式明志，有人義賣、有人致哀、有人讉責，總之就是人人都出一分力。那個年頭，資訊只靠媒體之間流通着，報紙、電台、電視，市民三者訊息都收，不放過任何一片訊息，換在當下，也就是facebook、instagram、twister盡是洗版圖文和hash tag。那個年頭，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有全城上下想法一致——表逹傷痛和怒火、把從封閉國度裏的資訊廣傳開去、迫使中共承擔責任。當年大至維園、跑馬地、小至屋邨球場都有集會，市民紛紛上街，提平反的，一定多於年前反國教的十二萬，是真正的「香港憤怒了」式全城關注。

六四屠殺即將渡過四份之一個世紀，不知從何時開始，在香港談六四，總是伴隨著各種爭議的聲音。由出自親共人士口裡，已經說了很多年的「六四冇死人」論，已至近年「本土派」的「中港區隔」論，甚麼不要悼念六四、放下大中華六四情意結，更有「中國有民主，香港就玩完」之說，叫人只需關心香港的「本土」民主運動。那種所謂的「大中華」與「本土」二元對立之爭論，實在是一種狹隘的想法。

不得不承認一點，可能是由於人的天性，抑或是人的精力和時間有限，人們對外界事物的關注程度，一般來說，是與那件事物和自己的「距離」成反比例。即是說，人們會比較關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工作場所，然後再到社區、城市、行政區、省份、國家、大洲、地球和宇宙。所謂的「距離」不一定是地理上的距離，還可以是血統、種族、宗教、文化、歷史、政治或經濟上的距離。

一個可以有多種身份，雖然我們是以自己為中心，由近至遠出發去關心外界事物，但這樣不代表我們要完全處理好與自己較相關的事務，才去關心其他的事務。就算香港有大量社會問題未解決，也不代表我們要完全先處理好香港的問題，才去關心更遠的事情，因為較遠的事情有時候反而會影響到較近的事情，它們亦會互為影響。例如，香港人除了關心本地的事件之外，還會關心中國內地的維權事件、美國9.11事件和馬航劫機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