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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文章

從莫拉堤出售國際米蘭,到曼聯的費格遜及阿仙奴的雲加

最近讀到一篇關於莫拉堤出售國米的文章,才知道原來莫拉堤已在國際米蘭生活了十八個年頭。事實上,莫拉堤對國際米蘭的感情,又何止只有18年?早在1950年代,莫拉堤的父親已是國際米蘭的主席。莫拉堤之名早已跟國際米蘭勾上了等號。

普通球迷也許對莫拉堤的認識不多,大多認為他是那些沒耐性、不近人情、唯利是圖的討厭老闆。單看他在位18年來更就了19位領隊就知他一定無耐性!2004年有不滿球隊無法取得聯賽冠軍的球迷上街,高舉橫幅:「滾吧莫拉提,你是國際米蘭的罪人。」我以為「罪人」之名只會適用於常將入球化成龍門死球的謝雲奴身上,沒想到連多番付出的班主也被受牽連。

原來球迷不滿的,是莫拉堤的收購,那些不付身價的收購,使至球會這些年來都負債累累。曾看過數據,指06-09年國際米蘭負債金額達2.08億。事實雖如此,但從來都無人留意過莫拉堤自掏4000萬來「找數」,甚至莫拉提都要私人財產支付球員薪金。

你可以說一切是咎由自取,但你不能否認他為國際米蘭所做的一切。

國米莫拉提時代十大失敗收購:

編輯室周記:衝擊香港廣播業的維穩工程

香港免費電視發牌鬧出何止是一個「大頭佛」?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說,政府決定不予王維基免費電視牌照,便早已預計了司法覆核的挑戰。可是,梁振英政府有沒有預計到行政會議成員會借機作反呢?

我猜,梁振英沒有料到這一步。否則,蘇錦樑與袁國強不會一開始便把責任推給行政會議,引導大家最初以為行會資料紀錄保密是關鍵。不少行政會議成員明顯不想背這只鑊,召集人林煥光叫政府多作解釋,並說行會只是給予建議;羅范椒芬說政府的解說安排「絕不理想」,李慧琼甚至叫政府多披露資料。再加上「有心人」向媒體洩露非行會資料的政府文件,更令人相信,完全是梁振英(或者包括背後的中聯辦?)把原來發三個免費電視牌照的決定改為兩個,把香港電視叮出局。

駕馭不了港英遺產

這次事件再次證明,中共、土共與一眾建制派駕馭不了港英時代留下來的大局。其實,港英政府當年也是極力控制廣播業,不妨重溫一下港英政府的發牌史:

1949年,香港麗的呼聲成立,當年是一家英國公司;後來有麗的映聲,輾轉成為麗的電視,以及1981年至今的亞洲電視;
1959年,商業電台成立,老闆是與殖民政府關係極深的何東家族成員何佐芝;
1967年,邵逸夫、利孝和要再加一位英資洋行大班祈德尊才能成功開台;
1975年,佳藝電視成立,又是何佐芝,再加恒生銀行創辦人的兒子林秀峰;

仁信里凌晨鬼祟封舖  市建局賊都不如

(獨媒特約報導)觀塘重建項目仁信里商戶於清場限期屆滿後,留守23天,爭取與市建局商討合理安置及賠償,但局方一直未有派員接觸商戶。至今日(10月24日)凌晨4時,逾百名食環署職員突然前來圍板封舖,開始清拆,沒收「國際鴿舍」內的賽鴿,及一小販貨倉內的貨物。商戶對市建局及食環署半夜突襲感到非常憤怒,直指此鬼祟行徑與小偷無異,市建局毫無誠意與商戶談判,令香港僅存唯一賽鴿店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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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清晨開始清拆行動,現場有多名警察。

人口政策本末倒置 促正視人口政策的社會目標及單程證自主權

近月,本土研究社凝聚一群關注人口政策的民間人士組成了人口問題研究小組,著力關注香港未來人口政策,並將長期跟進回應人口諮詢。就今天下午三時公佈之人口政策諮詢,本土研究社有以下回應:

一) 人口政策本末倒置

1. 只看「入」不看「出」:

根據統計署數字,今年因不同理由移出香港的港人有近52,000人(outflow),然而,現時人口政策毫不檢視每年數萬名離港人口的因由,並提供政策挽留本地人口,反而透過輸入外勞來增加勞動力,人口政策實為「有入無出」;

2. 現今本地勞動力短缺乃過度發展所致,非欠缺外來勞動人口:

近年在建築、工程、零售、餐飲業的勞動力及成本提昇問題,乃無節制的自由行政策與大型跨境項目過度發展的惡果。然而,是次人口政策諮詢卻將勞動不足情況,歸咎於香港人生育不足、人口老化及欠缺外勞,沒有針對問題根源。

二) 人口政策頓成「人力政策」 欠社會目標

電視牌照風波背後的深層意義

政府就免費電視牌照之申請公佈結果,三間申請機構中只有香港電視被拒絕發牌。蘇錦良以一句「考慮到一籃子因素」的原因及評估方法下,最終否決了港視的申請。事件令人質疑政府是否涉及政治因素的考慮從而造成是此黑箱作業的結果。此外,政府曾經指出申請免費電視牌照是不設上限,但今天卻出現「三揀二」的結果。加上,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以行政會議保密制的理由拒絕向市民公開發牌程序的資訊及「一籃子因素」的具體內容,從而激發市民對公義的追求之決心以及十二萬人的怒吼。然而,這次風波的背後不僅是關乎政府黑箱作業之核心問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政府在整個決策程序中的價值取向以及行政會議出現結構性封閉的問題。

導致這次黑箱作業的成因主要有二:

一,政府擔心駕馭不了打著創新革新旗幟的香港電視;二,現時兩間免費電視台在背後發功(不論是威逼抑或是利誘)要求政府不發牌,以鞏固其壟斷市場的地位。當然,後者是我們的大膽假設,但綜觀今天政府內部官商勾結之風,這個指控又的確有其存在之價值。

從這次電視牌照風波的背後,我們更進一步看清政府在決策程序上的不民主成份及充分運用政策的不足及漏洞從而合理化其合法性之套路。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行政會議的的結構性封閉的根本問題,行會成員由特首直接委任,原是代議政制中的代議政制,但由於特首選舉只屬小圈子選舉,並非由市民直選產生,因此行政會議的產生更可視為小圈子中的小圈子。

港式苛政是怎樣煉成的?

「苛政猛於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孔子路過泰山,見有婦人在墳前為亡夫亡兒號哭,因而告誡學生,暴政比老虎還可怕。想不到「苛政猛於虎」竟然在二千五百年後出現香港版,只不過因為披了一層現代文明的外衣,直至市民忽然發現電視台無得揀,創意工業被扼殺,才驚覺苛政已經殺到埋身。

苛政的本質是任意權力 (arbitrary power) ,即按照最高長官自訂的準則行事,毋須經過民意授權的機關同意。即使立法會由功能組別掌握否決權,也勉強有點民意基礎。但特區政府很多行政決定毋須經立法會審批,特別在廣播發牌、土地管理、城市規劃幾方面,都是滋生苛政的溫床。

其實行政長官倒行逆施的行政決定又豈止拒發電視牌照,從較早的數碼港批地和賤賣紅灣半島事件,到仍在發酵的解放軍碼頭規劃:政府將市民苦候十年的中環新海濱忽然改劃作軍事用地,便明白這些決策離不開特首的任意權力。

王維基問對了:「到底法律大、政策大、還是特首最大?」可惜現實既畸形亦殘酷:凡須行政决定的事項,特首最大。政策固然由特首制定,法律也只能確保程序公義,但程序公義阻止不了特首自以為是的決定,這就是香港。

王維基期望以司法覆核彰顯公義,未知是太浪漫還是太衝動。即使政府在程序操作上一時不慎讓香港電視勝訴,法院頂多是發還政府重新審議,屆時梁振英跟足程序改變遊戲規則,便可以替拒絕發牌的決定多披上一層法治外衣,這是他爭取的目標嗎?

《殭屍》——今年港產片誠意之作

上星期偶然望見麥浚龍親自執導的《殭屍》以HKAFF 參賽電影名義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上場,這類放映場一般都會舉行映後交流會,可以見明星,還要是Juno,無慮即決,單拖都要撐場。

自己一直潛藏著喜愛Juno的基因,但唔講大家未必知,喜歡Juno 其實就好像喜歡AKB48 一樣,除非擊中目標觀眾,否則很可能會被冠以惡趣味和重口味的罪名,我前兩者皆喜,自然夠格上新聞透視親述被歧視感受。

生日流流單拖看《殭屍》,淒楚之餘,還平添了一絲悲涼,慶幸在等候入場期間赫見素顏和祁佳仕,互相認識的三個人沒有預謀地同場,相請不如偶遇,我們仨就身處同一映院分別隔著十幾行座位看著同一套戲,勉強達成「我生日都有人陪我睇戲啦車~」的任務。

請容許我鄭重向大家宣佈:《殭屍》真可堪稱本年度最佳港產片。

顧名思義,《殭》主軸乃殭屍襲人記,但包裹著的,卻是一堆又一堆角色對舊人舊事懷愐之情:錢小豪對妻兒的、陳友對父親的、鮑起靜對丈夫的,再宏觀點去看,樓南光對一眾街坊的、盧海鵬對惠英紅的,當然還包括導演Juno 對八十年代一眾港產片如《殭屍》系列和《猛鬼》系列的,一點一點的描繪著,壓根兒就是一套講述現在與過去的致敬電影。

救救教師 從速成立教學專業議會

又一位同工輕生了!每次教師輕生事件其實都只是冰山一角,潛伏著的必定是無數的計時炸彈。眾所皆知,教師的工作壓力問題已臻極嚴峻階段,不徹底解決只會眼巴巴的看著一個又一個的教師走上自毀之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零八年已有調查報告,顯示近九成(88%)受訪教師正處於水深火熱中,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極大壓力。壓力來源以「自評外評」的指數評分最高,高達78分(以100分為滿分),其次為「照顧學生的情緒及行為問題」(74分),緊隨的為同分的「平日的教學工作」和「新高中課程的校本評核」(69分),而擾攘多年已完結的「基準試評核要求」赫然還在榜上(64分),較「其他生活壓力」(59分)還要高。

教育局是罪魁禍首

這就是「右膠」口中的勇武與道德嗎?

傍晚見友人傳來 Charmmy 的言論,本不知此女是誰,Google 一下發現是向來言論出位的靚模,按進她的面書看到她以城邦論勇武抗爭作為電腦 wallpaper,大概是某些「正統右派」的擁護者。

陳璟茵等人在集會上籌款一事近來惹來批評,事後她們已馬上公開賬目,這件事當然可以深究,然而蔡小姐不分情理,呼籲遊行組織者陳璟茵參加素人AV,重點當然不是AV而是輪姦,言下之意實為:這種女人應當被千萬男人強暴。口口聲聲保護本土的右膠們,為了打壓比中共更為萬惡的左翼人士,無中生有的抹黑已經算是小兒科不夠,近來愈見勇武,起底滋擾、連番揚言強暴少女、襲擊社運人士,右膠邏輯混亂的程度叫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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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解碼、偽術消失 ── 破斥一男子拒發電視牌的謬論

最近政府決定拒絕發免費電視牌給香港電視,成了全城關注的事件,這已不只是一場電視風雲,而且可說演變成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因為事件觸發十二萬人上街,繼反國教運動後再次向梁班子發出了警號。

是次拒發牌照,表面上是行政會的集體決定。然而,從許多蜘絲馬跡看來,拍板者極可能是特首梁振英一個人。因為,事件發生後,行政會絕大多數成員都沒有正面回應,而回應者也只是含糊其詞。至於召集人林煥光所謂「行會成員只是顧問身分,最終決策由特首作出」的說法,也被解讀為與梁振英適度切割。因此,不少港人將行會說不發牌有「一籃子因素」戲稱為「一男子因素」,以為是特首梁振英個人的政治決定。

梁振英在剛舉行的行政會會議時,發表長篇說法回應事件。然而,許多說法只是之前政府說法的重複,貫徹了其常被港人批評的語言偽術。以下對其主要謬論的回應:

1.行政會議保密制是全世界政府內閣的做法,因此,不能公開解釋拒發牌的細節。

破斥:保密制主要是為了保護行政會成員在討論政策過程中能暢所欲言,然而,討論的結果及其理據,並不是保密的項目。況且,發免費電視牌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不可能以保密原則作擋箭牌,政府必須將其拒發牌的理據向公眾詳細交待。當然,行政會會議中誰說什麼觀點的細節並非公眾所關心的,即使保密也毫無問題。

2.發牌涉及新聞和劇集節目質素、電視產業的持續發展等一籃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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