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政猛於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孔子路過泰山，見有婦人在墳前為亡夫亡兒號哭，因而告誡學生，暴政比老虎還可怕。想不到「苛政猛於虎」竟然在二千五百年後出現香港版，只不過因為披了一層現代文明的外衣，直至市民忽然發現電視台無得揀，創意工業被扼殺，才驚覺苛政已經殺到埋身。
苛政的本質是任意權力 (arbitrary power) ，即按照最高長官自訂的準則行事，毋須經過民意授權的機關同意。即使立法會由功能組別掌握否決權，也勉強有點民意基礎。但特區政府很多行政決定毋須經立法會審批，特別在廣播發牌、土地管理、城市規劃幾方面，都是滋生苛政的溫床。
其實行政長官倒行逆施的行政決定又豈止拒發電視牌照，從較早的數碼港批地和賤賣紅灣半島事件，到仍在發酵的解放軍碼頭規劃：政府將市民苦候十年的中環新海濱忽然改劃作軍事用地，便明白這些決策離不開特首的任意權力。
王維基問對了：「到底法律大、政策大、還是特首最大？」可惜現實既畸形亦殘酷：凡須行政决定的事項，特首最大。政策固然由特首制定，法律也只能確保程序公義，但程序公義阻止不了特首自以為是的決定，這就是香港。
王維基期望以司法覆核彰顯公義，未知是太浪漫還是太衝動。即使政府在程序操作上一時不慎讓香港電視勝訴，法院頂多是發還政府重新審議，屆時梁振英跟足程序改變遊戲規則，便可以替拒絕發牌的決定多披上一層法治外衣，這是他爭取的目標嗎？
行政主導變苛政當道
為何中央力撐的特區行政主導，逐漸演變成今天的苛政當道？這有賴三重圈套，共同維護文明理性的幻象，使香港人蒙在鼓裏。
其一是每項決策必有「一籃子理由」：政府無懼市民提出多少正當的道理，它可以堂而皇之照單全收，反正搓圓壓扁的能力在官員手上，理由越多越方便政府自說自話。正如今次審議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縱有千百個理由，敵不過蘇錦樑一句「循序漸進」。
其二是每項決策都有「嚴謹程序」：為避免法律挑戰，這些程序例必包括公眾諮詢，而諮詢策略有兩種，不是快刀斬亂麻，便是與市民打消耗戰至大家麻木為止。只要諮詢後的取捨由官員或政府委任的委員負責，便可確保諮詢結果與長官喜好一致。以規劃程序為例，城規會主席由政府官員出任，委員由特首任命，撰寫文件的秘書處是政府部門，最後規劃圖須交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審批，正是由特首牢牢操控卻裝扮成客觀持平的典型架構。
其三是「黑箱決策」，無論是發牌、批地或通過規劃圖則，拿到行政會議或城規會時都是閉門決策，此舉不但方便個別成員逃避向公眾問責，更有利政府在傳媒中間製造「認真討論、嚴肅決定」的印象，掩蓋「一言堂」的本質。曾有傳媒揭發城規會會議即使法定人數不足依然照樣通過決定，究竟行政會議內的討論如何兒戲或荒謬，公眾都一無所知。
文明理性外衣 令市民重複上當
港式苛政的高明之處，是它可以令香港人在三個圈套中兜兜轉轉，跳不出五指山。
即使上週日十二萬市民遊行集會要求「還我公義」，主要訴求不自覺地變成「交代不發牌理由」。相信梁振英必定暗自偷笑，因為用語言偽術交代再交代，正是他的看家本領。大家似乎忘記了他如何交代僭建問題，陳茂波如何交代劏房和屯地問題。用擠牙膏方式把民意拖垮，梁班子駕輕就熟。去年反國教，大家會否要求梁振英交代洗腦理由？
港式苛政的副作用，是為了鞏固任意權力而把三重圈套越圍越密，所以「一籃子理由」越來越多，「嚴謹程序」越來越繁瑣，結果是效率更低，決策更慢，正是香港營商環境每况愈下的底因。
王維基和港視員工若想真要取得電視牌照而非曲線維穩，只得一個辦法，就是倚靠市民力量，用直接行動清楚對焦：「反對苛政、重新發牌」。香港人要走出「苛政猛於虎、電視無得揀」的悲情，必須用普選特首來剷除任意權力，逃避政治等於慢性自殺。港式苛政不是港式奶茶，毋須變成香港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