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也出手，在《紐約時報》批評梁振英月入萬四以下不配有提名權的言論。他認為這些想法由來而久，在美國也有不少，但大抵不會宣之於口。例如會開動政治宣傳，告訴選民，抽富人稅和幫助窮人會破壞經濟，挑撥種族分野，或者務求令政府措施失敗，或者不讓措施面世，以免選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會。而梁振英就說了出來。Krugman堅稱在194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是福利國家。歐洲的問題，不是出於推行福利國家。他總結美國政治骨子裡就是民主和財閥統治對決。我們無從得知哪邊勝出。其實，香港未嘗不是這樣？

以下為中文翻譯。原文見此。

當領袖說真話，尤其在無特別動機下，那是件好事。所以，我們應該感激北京支持的香港領導人梁振英，吐出真言，因為他認為示威者不會成功爭取民主：有普選的話，「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這樣，你的政治和政策，最後會著重這部份人。」這些政策，大抵是令減少富人財富，扶助低收入群體。

（前面一篇文章《你們已退無可退-為了不變成我們的世界》反響還可以，最近又有些鄙陋之見，不吐不快。文字淺顯，卻句句真灼，望能有所啟發）

致香港支持雨傘運動的朋友們：

從佔中開始之初，認為不可能成功的觀點便甚囂塵上，這種觀點不僅在佔領群眾和學生們中間演變成了「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也成了很多旁觀者冷漠的理由。

筆者是一名堅定的積極樂觀主義者，每次聽到這樣的論調，無論是善意的還是冷漠的，我都感覺很壓抑很窒息。我最容不得的不是現實的殘酷，而是同行者告訴我，我們沒有希望。要為成功找方法，莫為失敗找理由。

先說說你們可能成功的契機吧。

第一，中共需要給台灣做一個樣板

澳門，香港連蒙帶騙的給「忽悠」回來了。但是台灣的獨立政體原因，大陸無法在台灣身上重複使用這種窮小子騙媳婦的忽悠技術了。不過，對兩岸的統一從建國之初到現在的「覬覦之心」從來就沒停止過，這不僅是中共的執政綱領所使，也是華夏兒女的魂牽夢繞的「統一夢」。

中共在香港不可能開槍的原因，大致有三：

1. 不值得。正如有不少前輩指出的，香港無論從地緣上講還是政治地位來講，都與北京相去甚遠，香港的雨傘運動不會威脅到共黨執政根基和主權完整。開槍的代價太高。

圖：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建議每人少交10元稅款，以及到中資銀行提款甚至擠提

922學生罷課，為香港的「不合作運動」正式揭開序幕。一個月浪接浪式的社會運動，走來不易。行到這裡，下一步該如何走，遂成全民關注的議題。在「袋住先」與「真普選」仍舊對峙的僵局下，社會開始愈來愈多論調，討論及實驗「不合作運動」在本港的可能性。下文簡略回顧有關最近本港「不合作運動」的進程，供各界參考，共思前路。

各組織帶頭 向港人體現「不合作運動」的可能性

近年，逐漸有不同的組織帶頭向港人體現「不合作運動」的不同可能性；宗旨也是在不違法的前提下，用足以影響政府行政的方法，宣示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及落實真普選的訴求。

如在交稅的方式上，長毛梁國雄建議每人少交10元稅款，以及到中資銀行提款甚至擠兌、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發起「交少一蚊稅」、及至最近網民提倡以多張六十八元九毫（象徵「六八九」）支票交差餉等。

成敗關鍵在於人數 學界及社會各界隨即響應

當中，「不合作運動」成敗關鍵在於響應的人數；參與者愈多，遍及的界別愈廣泛，愈具影響力。因此，學界及社會各界也隨即響應，宗旨不變，然而逐漸把影響力擴展至社會；有「雙學」牽頭的中學及大專罷課行動、社工罷工及集體報案、中產人士於金鐘慢駛的「汽車圍城」行動等。

近日就公眾對被稱為「公民廣場」的政府總部前方用地是否為「公共空間」的討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覆了「公民廣場」不包括在21,020平方米的公眾休憩用地之內，而是政府物業、行人及車輛通道。

到底「公民廣場」是不是「公共空間」呢？其實這本身為是一個偽命題。

香港欠「公共空間」法定指引

事實上，香港規劃準則中，並沒有「公共空間」此一分類，也沒有對「公共空間」作詳細定義。我們平常一般認為是「公共空間」的地方，在規劃系統中大部份被納入「休憩用地」（Open Space）的類別，以康樂及休憩用途為考慮。而根據公開資料，「公民廣場」在規劃上分類為「政府、機構或社區」(GIC)用地，其他被納入此分類的用地一般包括包括學校、社區中心等，而此用地分類本身並無對使用方式或開放程度有特定要求，會視乎不同項目批出土地時另作安排，例如校舍內部不一定需要開放予公眾。相信此乃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應中所指，「公民廣場」不屬「公共空間」的主要理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