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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一萬三千人參與昨日（3月2日）新聞界反暴力聯席舉行的「反暴力 緝真兇」遊行。遊行前，記協於中午12時召集傳媒界人士在添馬公園進行默站，表達對劉進圖事件的悲傷，以及不向暴力低頭。遊行約1時於政府總部公民廣場集會，播出劉進圖的錄音講話，鼓勵傳媒「無私無畏即自由」；遊行隊伍其後出發，至灣仔警察總部向警方代表遞交請願信，並在終點呼籲市民把藍絲帶貼上橫額，祝福劉進圖早日康復。參加者除了新聞業界，亦不乏市民、學生、及演藝界人士，有市民對警方安排不滿，批評影響遊行士氣。
業界默站 為新聞自由默哀
在遊行開始前，記協在在添馬公園舉行「新聞界企硬反暴力默站行動」，一眾道者默站五分鐘，為新聞自由默哀。傳媒界人士如柳俊江、吳志森、李慧玲等，以及毛孟靜、劉慧卿、楊森、陳淑莊等政界人士亦有出席。
記協主席岑倚蘭在行動中朗讀宣言：「我們確信，每一個人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承諾竭力維護新聞自由，以公眾利益爲依歸！」全體參加者緊握拳頭，高舉代表新聞自由的藍絲帶，象徵不懼暴力，堅持捍衛新聞自由。
圖：南都網
十年前，我們很少聽到「民粹」這個名詞。但近這五、六年，這個名詞卻是不絕於耳。無論是報刊雜誌還是電台電視，我們都會聽到有人不斷警告：必須提防民粹主義在香港抬頭。可大家有沒有想過，究竟什麼是民粹？它又有什麼可怕之處？
從字面上看，「民」指的當然是人民，而「粹」是純淨（純粹）或本質（精粹）之意。後者引伸開來，我們往往把中國的書法、武術甚至搓麻將等稱為「國粹」，以示它們是中國文化中核心和優秀的部分。這樣看來，「民粹」（人民的精粹）應該是好東西而不是壞東西。
當然，今天人們的用法已經偏離了這個字面的解釋。我們知道凡事都有其兩面性（如「上天有好生之德」與「天地不仁，視萬物如芻狗」），就人民觀、群眾觀而言，我們也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及「群眾是盲目的」這兩種對立的說法。很明顯，今天不斷備受渲染的「民粹主義」所強調的是後者而非前者。
不錯，群眾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在某些情境下，人群可以做出一些非理性甚至殘害他人的可怕行為。但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這些行為會受到道德（和法律）的規範和制約，只有當政府的管治出了問題而社會秩序嚴重失衡，這些行徑才會釀成災難。
但批評民粹的人針對的不是這些，而是人民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而抗拒一些能為社會帶來長遠利益的政策；又或是他們要求政府不斷增加社會福利，而無視於政府的長遠財政負擔是否可以持續等。
（荷蘭在線“跨境新娘”系列四）
朝鮮新娘作為一個特殊的跨國婚姻移民群體，最早於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初出現在中國東北及鄰近省份。來華後，她們失去了朝鮮的公民身份，強烈渴望擁有中國的公民身份，並因現在的非法移民身份感到恐懼。為了生存，很多朝鮮女性被迫與中國男性結婚。然而，公民身份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她們的生活質量。
在外界眼中，朝鮮是個貧窮且神秘的國家，90年代的飢荒曾導致上百萬民眾餓死，金氏家族的獨裁統治更是為民主國家所大加鞭撻。出於生計的逼迫，每年都有大量的平民逃離朝鮮。有部分士兵在三八線衛兵的暗中幫助下，直接逃到韓國。但更多人則是借道中國，再投奔韓國大使館或其他外國機構的辦事處，從而到達第三國。
我自小在香港仔華富邨長大，住了廿多年，十年前決定獨自搬出去，留下父母親繼續在此居住，定期都會回來探望他們。父母相繼離世後，已經沒有此居所戶籍的我，自然要將公屋交還政府，今天就是我最後一次踏進這間滿載童年回憶的舊居。
華富確實是個很美麗的公共屋邨，有點遠離巿區，空氣不錯，且街坊也友善親切。我們住的單位面向大海，樓下是瀑布灣公園及石灘，對面遠望南丫島，隔鄰未有貝沙灣之前，更是對山面海。我自小就很喜歡無聊時在露台望著海發呆，這樣會令自己心境平靜。
這裡的一花一木是多麼熟悉，每天上學放學經過的路，曾經留下幾多足印。
每次回來這間屋，都要想起跟家人相處的時光，尤其一踏進廚房，就想起媽媽煮飯的身影及她響亮的聲音，令我感慨萬千。
雖然不捨得這間屋，但我沒有後悔當初搬離這裡，因為人是要成長的，而且我也嫌這裡出巿區上班的交通不太方便，所以怎麼不捨也要走，一走也不能回頭。
「過去」是亞倫·雷奈的迷戀詞，他催化「新浪潮」開花結果的《廣島之戀》，通過一對外遇情侶之間相互追述，試圖尋回二人感情建立的基礎，然又超越不了陳述隱藏的負疚，和情緒上的虛空、飄忽（由此也折射了戰爭意義的虛無，以及「隔閡」所代表的歷史創傷）；其後的《去年在馬倫巴》，把「回憶」與「遺忘」變得如常用的閃回手法般，更加隨意地切換，它卸去了一些歷史、政治的象徵式負重，單純「退回」到情感與慾望的糾結中，並以影片的主場景——豪華大旅館的複雜結構、內裡規劃整齊又不合邏輯的樓梯，添置了男女角情感交叉互動上的迷亂感。
導演亞倫·雷奈與編劇阿蘭·羅伯-霍格里耶的合作，令《去年在馬倫巴》的劇本到影像都俱有一種另類文學的抽象氣息。它劇情脫離線性的形式構成，把去年的回憶和現在進行的故事分成切片碎塊，然後攪混、互滲，製造出模糊而亦幻亦真、打破時間規限的跳躍式敘述。霍格里耶的新小說風格，還體現在獨白內雖有大量的能與內心感受相互聯繫一起的場景形容，但你同時亦覺得它的不斷重複只流於意識上，而未有把握到真實的狀態。這種處理讓觀眾與電影產生「間離」，角色的行為活動跟心理想法變得虛化，他們在故事裡面，甚至連名字都沒有，一具具冷漠的軀體，好比庭園內的雕像，亦仿如生活中的過客，即使你熟悉他們的臉龐，也總是存在陌生感，投入不進角色的內心之中。
圖片：91年馬灣村民曬蝦膏風貌
筆者在學生時代馬灣已經是香港有名的旅遊景點，當時馬灣仍然是一個小島要乘坐街渡才能到達，而當地出品的蝦膏更是非常出名的手信。當時筆者亦經常和家人去馬灣遊玩，雖然地方細小但很容易就能耗上一天的時間。當時的魚村風貌及曬蝦膏的濃烈氣味即使至今仍然未能忘掉。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地人雖然生活環境並不算很好，但是所有人都努力工作自食其力，除了做蝦膏之外亦有養魚種菜、開餐廳及賣土產的，整條魚村都充滿了生氣。
自從工作後有十多年的時間都沒有再去過馬灣，其間馬灣亦經歷了巨變，成為了青馬大橋的立腳點並建造了不少豪宅。雖然筆者一直有想過看看馬灣到底變得怎樣了，但是除了因為工作及家庭的關係抽不到時間之外，可能亦害怕記憶中魚村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一直都沒有勇氣再次舊地重遊，只是每次去機場的時候都從車上望住青馬大橋下的馬灣村。
圖片2：青馬大橋之下馬灣村昔曰曬蝦膏用的木架
圖、文／煎撈喱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發起「默站」行動，聲援早前受襲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以及支持港澳新聞自由。
約五十名前線新聞工作者、時事評論員、傳播系學生、立法議員以及市民於大三巴前石級「默站」一分鐘。期間，參與者舉起「港澳齊撐新聞自由」、「捍衛新聞自由，雨來傘擋」、「反滅聲」、「反暴力」、「They can’t kill us all」等標語。
傳協理事長彭靄慈表示，香港近日出現連串威脅新聞自由的事件，澳門前線記者感到震驚和憂慮。她指出，香港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被襲擊事件，情節非常惡劣，任何文明法治社會都不應容忍這些事件，試圖用暴力手段達到佢地目的。
彭靄慈表示，對比香港，澳門新聞自由情況亦不樂觀。她指，澳門雖然未出現「刀手」對付新聞界，但無形的「黑手」卻一直存在。近期澳廣視高層人事異動，澳廣視員工連續發表三封公開信表達憂慮，以及揭露澳廣視內部的自我審查，及外部干預影響傳媒編輯自主行為。而對於連日來澳廣視所作出的回應，她表示澳廣視只是在迴避問題，傳協將成立跟進小組，收集相關個案。分析後向社會公佈，讓社會大眾來評價事件。
對於白文浩起就任澳廣視執行委員會主席，彭靄慈表示，白文浩曾表示會保護澳門新聞自由。但她希望白文浩回應傳協訴求，亦要求白文浩徹查澳廣視新聞部是否干預記者採訪。
圖片來源：Eric Constantineau
文／長平
（泡泡網特約撰稿）繼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後，2月27日，中國又成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同樣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這個消息帶給中國廣大網民的感受，我相信不是「現在網絡更安全了」，而是「更恐怖了」。
自由與安全，經常被人們視為一對矛盾。自「9.11」以後，美國政客總是勸說民眾讓渡一部分自由，讓國家安全部門進行更多的監控，換取生存的安全。斯諾登事件之後，這個爭論再次升級。中國官方媒體也樂於報道這些討論，用來為中共的嚴厲管制正名。這是一種混淆是非的障眼法。事實上，跟民主國家不一樣，自由與安全的關系，在專制國家完全是另外一種狀態，那就是：自由是安全的保障，沒有自由則沒有安全。
網民每天都處於不安全感中
文：Man of Swiss <3
當香港的綜援問題鬧得熱烘烘，甚麼「濫用福利」、「福利養懶人」和「貢獻論」等等聲音又死灰復燃之時，在地球另一邊的瑞士所討論的，香港人必定感到匪夷所思，同樣是福利，不過不是對無業和低收入人士的基本援助（瑞士人覺得這些討論太低層次），而是限制企業高層薪金，以及向每個國民提供基本收入。
這裡所說的其實是兩個公投，一個是限制一間企業裡最高薪金最多為最低薪金的12倍（一般簡稱為1:12公投），另一個是政府無條件向每個國民提供每月2,500瑞士法郎（約22,000港元）[1]的基本收入。雖然前者在11月24日的投票中遭否決，但支持票亦佔34.7%，而後者則剛達公投門檻，仍待擇日投票。
福利，無關富裕
也許在大家的心目中，瑞士是一個風光明媚且富裕的人間天堂，才會有這些不合情理（當然是指香港人眼中的「情理」）的倡議。現實卻是，儘管瑞士在2011年錄得全球第一的人均財富，10年來受薪階層只加薪了2%，高薪階層卻是10.3%。現在當地八百萬國民中有四十萬人應付不了生活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