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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足球遊記（二）柏林聯》
一個歷史沉重的老城市，曾經是希特拉征服世界的心臓，戰後又象徵著集權與民主自由的對壘──柏林。柏林大教堂、布蘭登堡門是世界文化遺產，柏林圍牆、蓋世太保及黨衛軍總部、史塔西總部以及無數的監獄，交織著血與淚的歷史。二月份寒風下的柏林，即使陽光普照，依舊令人產生一種莫形的無助感。
柏林市地標──柏林大教堂。
講起柏林足球，柏林哈化一直處於柏林足球領導地位，今年更有望衝擊來季歐聯資格。然而，冷戰期間，另一支柏林球隊在極權的陰霾下，成為了現時柏林市內最受歡迎的球隊。柏林聯於冷戰期間由三支東德球隊組成，成績一直不見得特別出色。在東德聯賽三十多年期間，獲獎寥寥可數。球隊傳聞因與國家安全部MFS的秘密警察有緊密關連的球隊柏林戴拿模結怨，而被東德聯賽打壓。反之，這種追求自由、不畏強權，卻塑造了一個形象鮮明及獨特的球隊文化，贏得了東柏林球迷的支持，亦成為了東柏林居民在專制下的心靈避難所。
柏林聯的所在地Kopenick站附近的住宅群。
（獨媒特約報導）馬寶寶社區農場其中一位核心成員，是「妹仔」卓佳佳。許多人對佳佳的印象停留在《城市論壇》、《十級自由Phone》等節目中，與甯漢豪、侯志強等唇槍舌劍，但在馬寶寶，她是一個親切、愛開玩笑的導賞員，穿著圍裙及水靴，在農田間穿梭，仔細地將她愛的馬屎埔村介紹給公眾。
啟蒙於六四 反高鐵後投身社運
佳佳初中時聽老師講述六四事件，第一次認識到社會公義。到高中時，發生保衛天星皇后運動，令她感受到城市發展並非如市民意願，開始關心社會議題，但也只限於偶爾參與遊行。中學畢業入讀浸大地理系，她當時亦只打算未來當老師，或在非政府組織工作。
佳佳坦言過去對香港政制了解不深，「大學嗰陣先知原來立法會有功能組別，唔係所有議席都由直選產生」。直至2009年參與反高鐵運動，因緣際會認識到馬屎埔村民區晞旻等人，一起成立馬寶寶社區農場。
毅然投身社會運動，她開始思考除了反對東北發展，還想達到甚麼目標。答案就是馬寶寶一直實踐及推廣的永續生活，為香港社會提供另一個選擇，「一個城市應該容納不同選擇，土地理應一同享有，係公眾利益」，而不是誰有錢買地便能決定土地用途。
（獨媒特約報導）馬寶寶社區農場的地點，是區晞旻（Becky）的家。Becky的祖父母自上世紀40、50年代起定居馬屎埔，三代人務農為生。區家在村中有幾塊田，今次恆基要收回的，便是其中一塊種香蕉的農地。
留在農村
（獨媒特約報導）恆基在上月中向粉嶺馬屎埔村口一塊農地發出最後通知，要求收回土地。村民和抗爭者發起巡守，保衛農地。其中同在馬屎埔村內的馬寶寶農場在2010年成立，一直推廣生活自主和實踐永續農業發展，並定期舉辦農墟、工作坊和導賞團。黃淑慧（Zoey）是農場其中一名成員，由參加反高鐵、反新界東北發展到成為農場的一份子，這是一個抗爭者的故事。
馬寶寶農場初時只有兩名「妹仔」區晞旻和卓佳佳，Zoey後來加入「全職妹仔」。她在農場成立初時，不時義務參與農場的工作，4年前開始做做「全職妹仔」。
談到工作的日常，事無大小均由一班妹仔打點，她現時負責農場的行政工作，處理農場的帳目、社交網絡的宣傳和帶導賞團等。她自言較緊張財政，希望能做到自給自足，所以當每次有錢賺時都會很開心。
（獨媒特約報導）位處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粉嶺北部份的馬屎埔村，反拆遷運動始於2009年反高鐵及保留菜園村運動，當局進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第二階段諮詢期間，至今已第7年。
新界東北發展規劃始於90年代，自那時開始，原本繁盛的馬屎埔村便因發展商提早「落釘」收地，迫走村民而「被荒廢」。2008年，政府展開第一階段公眾諮詢，2009年11月展開第二階段公眾諮詢。因著當年反高鐵運動的背景，一眾「被犧牲」的非原居民村落開始組織起來反抗。
就在高鐵669億撥款通過後一星期（2010年1月23日），當局就新界東北發展舉行諮詢會，粉嶺北包括馬屎埔在內的四村村民組成「粉嶺北新發展區寮屋居民關注組」，在會上抗議，指「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已非政府收地發展，為的配合發展商的利益。
一如菜園村運動，支援馬屎埔村落的支援者組成新界東北關注組。同年3月，馬屎埔大地主恆基派人入村收地，抬走一位婆婆，然後打爛房子。
抗擊地產商提早收地封村，成了往後6年馬屎埔運動的首要工作。
十年後，香港會變成怎樣？中國會變成怎樣？世界會變成怎樣？對現今很多視中國／共如夢魘的香港人，特別年輕人而言，相信能夠把中國抛諸腦後，管它死活，最為痛快。港獨之所以有一定的吸引力，也許那種「如果香港可以獨立，就可以不用理會中國」的情緒起了作用吧。
當然，一些識者不止於挑動情緒的口號，他們要尋找團結香港人的元素，以建立香港民族認同。這種對未來的想象，在198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尤其突出。三月底中央政策組公布的《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內地的觀感研究》，當中有關身份認同的調查結果，最多人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佔44.4%)，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第二多(佔39.1%)，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都是香港人第三多(佔10.8%)，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4.2%。有70.7%的人希望香港與中國內地保持一定距離，只有27.1%表示希望與中國內地加強融合。
《十年》既眾望所歸又眾多批評聲音下得了金像獎最佳電影，體現出「社會撕裂，大家都輸，但《十年》贏了」的香港電影時代，贏的理由很簡單，《自焚者》導演周冠威一早有講，今天不談政治，我們還暢能談甚麼? 沒錯杜琪峰《黑社會》系列、邱禮濤的電影也有其政治抒發，但《十年》成為最佳電影明顯是因為其膽敢踩進電影工業和傳播媒介自我審查的自劃禁區，這是《十年》產生在這個時代的意義，而且將有機會是歷屆最佳電影中其中最重要一部。
原圖見此
《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概念，首先於1987年由聯合國環境組織提出，於1992年里約熱內盧的地球峰會上簽署。中國早在1993年《公約》生效時已是締約國，適用範圍亦於2011年5月9日延伸至香港。《公約》第六條要求締約方，確保他們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BSAP），「納入到社會上可對生物多樣性造成影響的所有相關界別的規劃和活動裡」。而《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目標十七則要求：「到2015年，各締約方已經制定、作為政策工具通過和開始執行了一項有效、具參與性的最新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和行動計劃。」
在漁護署的BSAP網頁上，已明白無誤地說明：「雖然締約方在2002年承諾，在2010年前會顯著地減緩生物多樣性的損失速度，但是這2010年生物多樣性目標尚未完全實現。在這個背景之下，締約方在2010年於名古屋通過《2011-2020生物多樣性策略計劃》，以促使所有國家及持分者在未來十年透過採取全面的行動保護生物多樣性。《策略計劃》包括圍繞5個策略目標制定的20個名為《愛知目標》的綱要目標。」
官腔中的《愛知目標》達標程度
再過兩天，為期三個月的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便要結束，我作為專家小組的一員和香港自然生態論壇的活躍份子，彷彿在過去的幾個月，真正涉及討論整全的策略及行動都十分缺乏，昨日終於在記者會（不是研討會）能把這份諮詢的核心和問題有較全面的了解。
創建香港司馬文指出，諮詢文件第三十七頁，寫到「作為香港首份《計劃》，我們 認為首要任務應該專注於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以培育更相容的社會環境。因此，我們不擬在此時引入重大改動，例如改變現有的政策和法律。」如此坦白地指出香港的政策和法律是不會因為生物多樣性策略而作出修改，這不就是狠狠地打了一眾的專家小組的建議，如不少的專家都建議更新或修定野生動物條例或環境影響條例等，這所謂的《計劃》變得全沒有策略和行動性。
土地正義聯盟莊立彬質疑這個涉及政策和不同部門的《計劃》，卻只是由一個環保局下漁護署的一個小部門負責，權責和能力範圍是否能顧及這個牽涉整個香港長遠未來發展的方向呢？他更以香港農地生態作為一個例子，在現時的管理下，農地只歸由食物環境局管理，生態價值未被認同，而農地的使用及規劃，又涉及地政和規劃處的部門負責，最令人氣憤的是元朗一帶有不少的農地，在發展商的收購後，越來越多被荒廢，甚至容許被傾倒泥頭，把整個鄉郊生態破壞得體無原膚。
（獨媒特約報導）本年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網絡媒體被拒進入新聞中心的採訪區。香港獨立媒體網等五間網絡媒體機構發出聯署聲明，要求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採訪權並約見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政府新聞處在上周五（4月1日）回覆，指劉江華「公務繁忙」，未能安排會面。政府新聞處在信中指網媒並無主流媒體般依法例註冊及發牌制度，業界對網媒定義亦未有共識，稱難以「在眾多自稱獨立網媒或公民記者中作出區別」，表示會「密切留意網絡媒體的最新發展」，有需要時檢視相關採訪安排。
香港獨立媒體網、端傳媒、立場新聞及謎米新聞（Hong Kong Free Press其後加入）在3月11日發表聯署聲明，指網絡已是新聞資訊傳播的主流平台，以「網媒」作界定屬陳舊落伍。新聞自由及採訪權並不專屬於任何出版形式的媒體，而是屬於每一位普通公民，要求立即開放網媒、學生媒體及公民記者採訪權，並約見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政府新聞處回覆，稱劉江華「公務繁忙」，暫未能安排會面。信中指目前政府部門的記者會或採訪活動，會接納已註冊或發牌的大眾新聞機構進行採訪，但因「場地條件、保安要求、現場秩序等因素」，並非所有已註冊的傳媒均可獲現場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