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兩年前，中文大學將榮譽法學博士學位，頒授予董建華，同學及校友的抗議，引起激烈的爭論。今年，中大將這個兩年前授予董伯的同一學位，頒授予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唐司長出身自由黨，曾參選功能界別，加入政府以來，予人最深印象的是硬銷銷售稅、「條條fing」事件及最近的「加劇社會問題」youtube片段。其領銜的政改文件，翻叮零五方案。得授博士學位，除了是從「參選下屆特首改善形象」這一角度外，別無其他。中大學生會已成立facebook群組，收集抗議。作者畢業於中大，把獲知唐英年得授博士的感受娓娓道來。
看了近日的港聞，得知五區總辭導致泛民分裂，繼而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今天高呼要「勒住」總辭。一時間，彷彿香港的政治文化又回到「大佬文化」－－誰都要聽聽民主之父的說法（縱然其說法是如何前後矛盾！）。
接著，又看到李祖喬在其xanga的文章（http://lichokiu.wordpress.com/)論及社會科學圈內「政政人 VS 文化研究人」與「第二代香港人 VS 第四代香港人」對不同政治策略（「議會內 VS 議會外」及「妥協 VS 激進」）的取態。我個人很認同李祖喬的分析，現時香港的政治文化不單有世代衝突，就連社會科學圈內亦有分裂。突然間，令我想到的，是羅永生所說的「勾結式殖民主義」。
然而，縱然我們現在談的無論是2012、2017，抑或是2020 的方案和策略，彷彿大家都持著十分長遠的眼光來審時度世。但其實各家所談的，歸根究底，都只是政治體制的安排。這種只顧政治體制的論爭，以及其觀點。恕我直言，其實是十分短視和膚淺的。有見及此，我想在這篇短文中提出初歩的長遠分析，以及把「階級」的角度重新帶回香港政治鬥爭的討論中，望能疏理出一套較有深度的政治分析。
看社運電影節的《鐵怒沿線》，感受良多。電影一改印象中社運電影的行動作風，遊行示威、官員對峙的場面不多，更多是村民們認為是沒甚麼大不了的閒話家常，向持攝影機的陳彥楷和其他支援組朋友介紹他們各自的田地、有甚麼農作物、不同品種有甚麼功效、可以如何烹調，也有高媽媽以八十多歲高齡在元朗街頭健步如飛地拖著兩個紅白藍擺賣，應付麥記職員和食環人員，當然還有向其「顧客」傳授各種資訊等。換言之，在風風火火的反高鐵保菜園運動中，《鐵怒沿線》的制作人向觀眾呈現了一幅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甚至說毫無抗爭性的菜園村民風。
最近，文化界再一次集結起來發聲，「向高鐵說不」。以文化之名，向不公義的事物發聲，在香港社會已逐漸變得重要。
去年，一句「向西九說不」，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作品《哈奈馬仙》曾經掀起了熱烈討論。文化政策研究者梁寶山說：「我的一些社運朋友看《哈奈馬仙》看得很開心過癮，覺得好像很批判，終於看到劇場裏有人進行這樣的思考。」事隔一年，被指為《哈奈馬仙》第二集的《賣飛佛時代》將於本星期五上演，在反高鐵大遊行前夕，更突出了議題的迫切性。陳炳釗(《哈奈馬仙》編劇及《賣飛佛時代》編導)的創作視點，從上次一個滿帶焦慮的劇場工作者，轉移到一個滿帶疑惑的設計師身上，繼續向文化產業拋出問號，所呈現的時代背景卻比前作更為清晰──後沙士的香港和內地更緊密的香港。在戲碼正式上演之前，一直積極參與社會行動和文化研究的「文藝勞動者」梁寶山，與《賣飛佛時代》編導陳炳釗，進行了一次對話，就《賣飛佛》一劇的議題、當下藝術界、創意的出路，以及身處「文化轉向中」的年青一代的狀況，提出了彼此的理解。
日期：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
地點：前進進辦公室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對談：陳炳釗(陳)
梁寶山(梁)
整理：陳冠而
(圖片引自：http://www.flickr.com/photos/tapps/ / CC BY-NC-SA 2.0)
看著手上的單張，我口吐白沫：溫哥華結婚套餐，原價38888，特價23888。單張設計很粉很肉麻，照片是婚紗新娘S形站姿，低頭凝望花束發出詭譎的笑容。我以為自己走錯路，去了中正／台灣民主紀念堂旁的愛國東路婚紗街，每次經過那裡都要低頭喃喃念金剛經，免得被嚇個魂飛魄散的那條猛鬼街，那些新娘新郎的化妝、「甫士」和面部表情可不是開玩笑的。直至不斷受台上兩位主持人甚為hyper的噪音轟炸，才確認，這裡不是台北，是修頓球場，香港同志遊行2009的集合處。
呂大樂提及「實證」，方志恒的＜政制向前走，需要沉默大多數＞，則引用「科學化」的民調描述香港的「政治地形」，以論證香港人對「激進」路線並不支持，因此，補選公投缺乏群眾基礎。這讓我想起五、六十年代德國著名的實證主義論爭，參與者包括阿多諾（Theodor Adorno）、波柏（Karl Popper）、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等。有這樣的爭論在前，呂與方兩位社會科學中人竟然可以這樣自在地大談「實證」，真令人大開眼界（我甚至懷疑兩位亦曾讀過這場爭論的文章）。
而且，批判及分析兩位的論述更有多一層的學術及政治價值，因為，這兩位新力量網絡成員打造一種「實證主義」，去服務新建制力量，跟阿多諾（Theodore Adorno）當日所批判的，形成有趣的對比。
政府本周開展了就香港電台及公共廣播的公開諮詢，周四立法會舉行的公聽會，吸引不少社會團體、學者、政黨到場發表意見。明明當年黃應士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報告》關注整個公共廣播的問題，此名為《香港電台：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新使命》的諮詢，卻一早假定了港台作為唯一公共廣播機構。你自己都已經閉門造車，覺得港台與公共廣播不可分割了，如此諮詢，還有什麼好問？
在場發言人士幾乎一致狠批政府以政府部門做「獨立」公共廣播是混淆視聽，是違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公共廣播必需具備獨立性，不受政治干預的原則。而政府方面，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為首的官員，固然是一如以往地你有你問我有我答，胡混敷衍，意料中事。
民間反對聲音明確，政府漠視民意的立場亦然。既然如此，此公聽會似乎乏味無比，但聽下去又不盡然。民建聯一眾議員保皇至上，人所共知，尤其是蘇錦樑乃民建聯前副主席，為自己友護航順理成章。在此我嘗試以周四的會議作例，歸納出民建聯英勇護主的三大策略。
編按: 《鐵怒沿線》在社運電影節中的放映已完成，未看又想看的朋友，可與社運電影節 [email protected]聯絡安排放映。院校的朋友尤其應該組織放映會，讓更多人知道菜園村的故事呢。
3 激烈抗爭，因為熱愛家園
《鐵怒沿線》是關於菜園村保留運動的紀錄片，拍攝與剪接者是菜園村支援組與影行者的參與者陳彦楷。拍攝日期由今年八月後開始，直至首映前（十一月十四日）數週。
編按：一批以「新力量網絡」牌頭為首的學者(張柄良、呂大樂、葉健民、方志恒等)於政改前後連續幾天撰文，指雖然大部份香港市民支持民主，但支持「激烈抗爭」者則屬少數，故回應政改態度應盡量跟中央建立互信關係方為理性。文章一出即惹來批評，先高教界學者呂四娘把呂的文字「循環再用」後變成另一篇指政改討論不應交予「代理人」手上的生鬼文章。再有本文作者狠批新力量網絡學者，有意令香港市民缺席於政改討論。正當各勢力正在留意下屆特首「跑馬仔」，大家不要走漏眼「新力量網絡」集團在做什麼。
片段：高等教育界學者辭退選舉委員會職務抗議政改方案2009 (片段由編輯所加)
我本來對所謂「變相公投」不是很熱情，但也說不上反對。不過，我越來越看不過眼一些政治評論員質疑公投的口吻與論據，特別是呂大樂這一篇（《向市民負責的政治反對派》《明報》 2009-11-18）。
現實政治之不同於一個牌局，在於並不是每一回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你來我往都只在於作勢、叫價。以博弈形式進行的政治交換只適用於某些狀况，到了重要關頭或觸及重要的利益或考慮的時候，參與其中的有關方面不再會無止境的叫價回價，而是總有關鍵的一刻， 「醜婦終須見家翁」，底牌是要翻開來見人的。現實政治說到底是關於權力與實力，底牌（群眾支持）是基本因素。
(本文另刊2009年11月19日《明報》世紀版)
前言
文藝勞動者甲：40開外，從事策劃工作超過10年，脫離大型藝術機構後，月入單靠稿費每月約2千至3千元維持生計。午飯主要靠等兩點半後茶餐，受訪時主動強調：「不能有資助才做，無資助就唔做。」
文藝勞動者乙：40開外，從事創作超過10年，全職上班族，月入約3萬元。剛把自住的單位按上按，以一畢過購買一個約8百尺的廠廈單位，並請了一個星期假和花了10萬才把單位整頓好。現時每星期起碼返工作室六、七次。有考慮過辭職做全職藝術家，但去過海外交流之後發現半職藝術家也不錯。現在唯一最怕是因活化政策而被迫遷，又要搬過。
自2004年起，斷續地做了一堆以火炭、土瓜灣牛棚和灣仔富德樓的文藝勞動者為對象的研究，以了解基本人口數據、對空間的主觀經驗、到群聚的想像與實效等等......「點解搬黎呢度？」、「邊個介紹你黎？」─有時會被反問：「咁簡單都唔明？」是的，看似簡單不過的道理，為什麼政府總是講極都唔明？我也好想知道。
「升呢」唔成反趕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