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行人士於政府總部外集會，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圖：馮景恆）

文：戚本盛

當陳惜姿問如何評估學生愛國，陳嘉琪竟然答說愛國好比選擇玩具；當張銳輝、方景樂讀到《中國模式》教學手冊如此不堪時，竟然發現編寫的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當黃之鋒、林朗彥堅持經年誓要撤回整個課程時，教師工會的領袖竟然說教師要放假不便組織行動；當國民教育正要力推以灌輸國民身份認同時，竟喚起殖民地教育「非政治化」卻還是美好的回憶，諸如此類的反諷，說明了經過多年折騰，教學專業早已迷失方向，重挫有餘以致不孚眾望，國民教育課程，打開的就是如此的一個潘朵拉盒子。

文：戚本盛

灌輸不是教育，主要分別在於過程。灌輸不作解釋，不容質疑，教育則相反，教育不但盡量解釋，甚至主動引出問題，作出反覆的辯難。這解釋和質疑的過程，當然和學生的已有知識有關，但總的來說，經歷較多和較好的解釋和質疑過程的，大抵是較好的教育。好，不是因為傳遞的內容是否牢記之類，有時，不求甚解一樣可以牢記，經歷解釋和質疑的好處，在於培養學生獨立的人格，這是教育最終的目的，凌駕其他次要的。

國民教育爭議中「洗腦」之說，指的就是灌輸，一種只支持現政權的政治灌輸。其灌輸手法分兩種。第一種是功利的，其基本邏輯是，經濟有所成就，國家便強大，國家強大，人民與有榮焉，甚至對一己有實際利益，例如有家長認為推動國民教育可以增加學生返內地免費遊學，也可以多點機會鋪路返內地工作，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以此為推行國民教育的理由之一。

緣於這種手法的教學，自然會採取偏頗的策略，歌功頌德，只會唱好。這種利益為尚的思路，當然配合香港社會的功利風氣，但如何與德育(特別是公德)調和，則是教學一大難題；其培育的情意是機會主義的，像回歸以來不少人忽然愛國之類，則是教師有責任及早提防的；最重要的還在於其絕非唯一的教育目的，可謂殆無異義，這也正是教師反對灌輸的一大原因。

（獨媒特約記者Cassy和易汶健報導） 昨天（7月21日）中午，天生患有皮膚癌的陳偉霖（William Outcast Chan）（見主題圖片），在生辰天被蓋上棺木，運往停屍間。一會兒後，他按捺不住，上前跟正離開的葬禮賓客擁抱。就這樣，他完成了香港首個生前喪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