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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園村村民上星期二在中環美利大廈前示威，他們的家園受到以公務員為首的專業軍團威脅，為何沒有相同專業的人士幫他們與政府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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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想跟大家談談「專業知識流向公民社會」這題目。回顧筆者這幾年參與的民間報導及公民社會倡議工作，包括中大保樹和校園規劃、市區重建、歷史建築保育、保衛公共空間以至目前的廣深港高速鐵路，經常遇到兩個問題，一是專業界壟斷行業知識，二是「幾乎點玩都輸」的仲裁機制。這兩個攔阻令很多倡議根本難以推動，公民社會的倡議者也常被譏為「亂講廿四」的業餘閒人。
这几日，在山东的采访很不顺利，许多当事人怯于种种压力不敢说话，更不敢会见记者，我被搁浅了。
今天是3月8日，星期天，工作已经无法开展。想到身陷牢狱的陈光诚家在山东，我便想了却一直以来的夙愿——探望在监狱里的光诚，看望他的妻儿老母。光诚是我在当下中国所最为敬重的人。
十年老友张宏海
今天，是我的十年老友张宏海迎来自由之日。
从2001年3月13日失去自由之日起，到2009年3月12日，他整整八年时间被关在监狱里。
2001年至2004年，被关在北京监狱。
2004年至2009年3月12日释放之日，被关在浙江省乔司监狱。
浙江是他的家乡。从北京监狱遣送到浙江监狱之前，他还在遣送站碰到了被遣送回辽宁的姜力均。姜力均2002年在北京被捕，2003年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2006年刑满释放。
慢慢, 圍剿社民連的聲音到了一個爐火純清的地步:將行動,和此一行動所針對的現狀及其依據的理念,徹底切割開來討論。就是説,不管變革與衝擊的因由是什麼,也不管社會體制如何病態,論者都只會一語蔽之:違反議事規則就是不對。在這一事件中,與其將目光放在“激進”引發的問題上,倒不如反過來細心分析它的對手:在自命開放的香港, “保守” 到底有何含意?
三個九日週一，匯控股價收市前幾秒由 37 蚊一口價插入 33 蚊，之後全城主流報紙同電視新聞都討論呢件事，甚至連胡孟青即場喊出泥都畀人 cap 左，好多份報紙都有登。好似唔知呢單野既人唔係香港人一樣。
背景
匯豐銀行係香港老字號，唔係只純粹廣告夠多，而係佢真係好多長期客人，幾乎人人都會放錢入匯豐銀行。如果從投資角度，匯豐（後來變做匯控）年年都有唔錯派息，持之而恒，真係好係用買匯控當長線投資（尤其係老一輩中產），貪佢作風穩健，股價好少大上大落，唔駛日日睇實個市做人，咁樣既投資方法，壓力都細好多。對於退休人士來講，投資匯控係最唔需要費心血既事。呢個講法，去到半年前都仲岩。
上周六報載海關拘捕兩名網站討論區的負責人，指他們「利用網頁程式」複製及下載報章雜誌的圖文至網上討論區的伺服器，供用戶免費瀏覽，或者將文章及圖片「發 送到用戶電腦」，據報海關懷疑涉案人侵權。筆者手上沒有案件細節，當然難以評論到底該討論區的負責人是否犯了刑事侵權行為。不過，筆者未明海關以那一條條 例控告這兩位網站負責人。
版權條例分為民事及刑事部分，「侵權」的定義非常廣闊，文字、音樂、電腦程式、表演等等，其版權都屬於創作者或委 聘創作者的商業機構所有，而以任何形式複製該作品；不論原作品有否商業價值，也屬侵權。一般來說，上述的侵權行為屬民事責任，版權持有人只可以透過民事索 償。然而，嚴重侵權的個案，則被列為刑事罪行，版權持有人可要求執法部門根據法例執法，大部分侵權案件都由海關執法。
──比較廣深港高鐵、中九龍幹線與觀塘重建的諮詢過程
新界石崗菜園村因政府計劃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的附帶設施被迫遷的事，由於村民不懈的努力，漸漸得到傳媒和政團的關注。今日二十多名村民就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的安排下，與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會面，我亦受村民所託，以義工名義出席發言。
(圖片：就是如此的頹集會！)
其實算不上巧遇，因為是故意從港大跑下來的。
話說今天是去年西藏三月暴亂/事件/屠殺發生的一週年，不過一方面本地傳媒近日恐怕是被匯豐屢試新低，又或是被阿嬌、其最愛的edc、pg三四個人在媒體上的「個人意見」淹沒，在經濟和八卦以外，明顯地對這件事件已經沒有重視。
其實今天在中聯辦花槽外的集會本身也不是甚麼大型活動—除陳巧文外，出席人士不足十名，且番多過唐，記者多過人，聞風過兩條馬路而來的的警察又多過記者‧或許西藏問題在香港只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分裂份子」的圖謀，只不過，社會對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如此沒有關注？當印度也有示威之時，香港只有如此小的規模，以及如此微不足道的處理，卻足以令香港在國際社會上蒙羞—更甚的是，當路透社的一隊採訪隊也足以和整個香港傳媒界的派員相比，究竟這又是誰的問題？
假設，純粹假設，親密光碟的確存在，馬英九的確跟美籍藝人巧克力做愛，那我們可以怎樣看，他要不要出櫃這回事？
衣櫃製造商
最近上映的《自由大道》（港譯《夏菲米克的時代》）描述政治人物Harvey Milk的從政經過，爭取同志平權，最後被Dan White槍殺。目標再崇高，一扯到議會政治，混入太多利益爭奪、枱底交易和滿足個人剽取權力的欲望，實在難以令我全情投入。但片中一細節卻令我印象深刻：明尼蘇達的少年同志的父母，要把他送往醫院接受「矯正治療」，他覺得活不下去打算自殺，打電話給Harvey Milk，Harvey Milk鼓勵他離家出走，去大城市的同志特區（gay ghetto），後來該同志逃到洛杉磯並活下去。電視劇集《Queer as Folk》中的年青同志Justin，也有著同樣遭遇，父親不接受他的性取向，只好出走到運河街。在香港，我也認識一個中學生，被父母發現是同志後被逐出家門，無家可歸，幸好有人同情收留暫住。
恐怕，在高調宣傳兼花了近五億大圓來實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之後，人們再難以輕易指責香港政府偏袒經濟，而漠視城市的歷史和文化了；至少類似說法不再如此想當然了。早陣子，本土城市運動將其中一種城市衝突模式界定為「經濟壓倒歷史和文化」，即大商場統治城市空間；但到了今天，同一說法若要言之成理可能需要更仔細的說明。原因當然不是我城洗心革面，不再利用「空間」（Space）圖利。三番四次，特區政府煞有介事往自己額頭貼上文化標籤：西九龍文化區、石峽尾創藝中心、中區警署保育、上海街唐樓和太子道花墟保育……，餘不一一。
只要留心一下政府的文宣即可發現，在今天複雜的背景下，包含保育之意的「文化」一詞變得十分詭異，它不止不會是發展的障礙；反之通過它，城市可以獲得一種全新形像，吸引觀光客、消費者、創意人材，更重要是建設出一個像西九文化區的東西：它除了可以發揮文化消費場所之功能外，更是一個高級社交場地，好讓企業界各路精英——科技、金融及商業專材——可以匯聚起來。總之，就如發展，保育城市的文化有利可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