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社會民主連線
李家超說,告反新界東北示威者沒政治考慮,我信。我信的是,根本他已無需考慮告示威者是否一個政治決定。皆因整個檢控落案的制度,特別是公安條例本身,就是賦予了執法與司法部門作為去政治化地作政治檢控的工具。簡言之,控告示威者,即使時間上真的如此巧合地發生在佔中和罷課前夕,也不能與政治無關。
但是,李家超作為執法者,他在其位自然就看不到,或假裝看不到本來就已是十分政治化的制度。
同樣道理,罷課在即,有中學校長高調表示不許校內有任何政治的行為發生,著令老師和學生都不得掛上黃絲帶。校長如此宣告,當然是運用權力時出現的state of exception,但正因為這種例外,我們便看到行使權力者本身的權力是沒有明確的合法基礎。我們會打從心底去反抗說:「你話你有權就有權?你話唔得就唔得呀?你估你係皇帝呀!」說罷,其實皇帝也是一樣地站在同樣脆弱的位置。
事情或者可以再推進一步去想,不論李家超又好,講話大晒的校長亦好,他們的權力在我們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但反對他們的權力,即我們以他們權力脆弱以證他們無理取鬧時,我們這邊在行使權力時,究竟又是基於怎樣的基礎呢?
權力若是歸於人民,那我們更根本要追問的是,人民在哪?誰是人民?我暫時簡單的回應是,人民者,站於歷史的大河上,逆流而往,正在尋找和追認那被壓迫者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