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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近日領軍進擊嶺南大學學生會，風頭可謂一時無兩，連李偲嫣也在《城市論壇》質問主持為何請何氏而不請她做嘉賓。何君堯究竟是甚麼來頭呢？
何氏中學時就讀皇仁書院，後來轉到英國完成高中並取得法律學士學位。繼而在香港大學修讀法律文憑，二十六歲時取得執業律師資格。學業上似乎不算很出眾，與比其年輕一歲的皇仁師弟黃仁龍相比，確實差了一截。但好歹是個律師，是社會精英，前途甚光明。但其又豈會甘於做一個安穩的小律師？
要看何氏上位之路，必定要看其家族背景。何家於十九世紀末已定居屯門良田村，成為當地望族。何氏父親何新榮乃屯門名鄉紳，創立了屯門仁愛堂，與「新界王」「發叔」劉皇發以及「新界教父」陳日新均甚有交情。有如此強盛之「父幹」網絡，要踏入政壇，其實唔難。
男人可以是女性主義者嗎？作為一位男性，Ben 有以下的見解：
註: Ben Acheson 是歐洲議會的能源及環境顧問及Huffington Post專欄作家，他的Youtube Channel 中有一個名為"A different Angle" 系列影片，從嶄新角度探討不同的議題。
男人怕被稱為女權主義者嗎？
很多男人不反對女權主義的理念，但仍嘗試界定自己在女權運動的位置。
男人，應該信奉女權主義嗎？
男人可以同情女人，但又能真正理解女人的遭遇嗎？男人不像女人般會經歷那麼多性別不公與身體物化。男士在身體受威脅時根本沒有機會管理自己的身體。男士所賺的$1就相等於女性的$0.78；國內不少法例或議案致力監察女性的身體。這些都是男士不會遭遇到的。
相信性別平等，亦即女權主義
對於施壓者的不滿，聽到的不該只是被施壓者的聲音。若你認為女權主義議題只觸及女性，那麼你真的不明白女權主義的意義。女權主義觸及的有女性，也有男性。女權主義壓根兒是兩個性別的事。因為男性也正被父權打壓，所以女權主義應該包含男女雙方的聲音。 一個不平衡的社會向男士施加過量且多餘的壓力，需然仍跟女性不被賦予但應得的權力不成正比。
加入警隊37年，換言之即1978年入職。同年一套深受歡迎並於日後成為香港電視經典作品之一的劇集首播，那就是《變色龍》。簡單來說，《變色龍》是關於三個從小玩到大的朋友，長大投身社會後在複雜的利益交錯中反目成仇、最終更要拼個你死我活的故事。映襯著人情變幻的時代背景，是香港從前現代轉化至以制度作為基礎的現代社會之過渡期。正因為此劇並非以警察或法治為主題，倒可從主線外旁枝的不經意中折射出當時社會對法治的想像與理解，接近窺視一種集體潛意識。
三個死黨一之的賀昇（劉志榮飾），是典型世界仔。初出社會在出版社推銷百科全書，很快覺得此非發達之路，即決定投考警察，當時吸引他的正是當幫辦的那份薪金而非其他。「保護市民、維護社會公義」等如今琅琅上口的口號完全從缺，可想見，當差不過是打份工屬彼時共識。隨劇情發展，賀昇埋警界大佬堆，包毒庇賭，那才是當差的真正油水所在。固然彼時差佬貪污是常態，而有趣的是，當電視劇集寫到這一筆時（當時廉記已成立四年），其道德取態可謂模棱兩可，只是將之呈現為現實之一種。當賀昇靠貪污致富時，他的親友均顯得不置可否，彷彿運用公權生財也是共識。他的三個阿媽只會盛讚個仔有本事、會賺錢，女朋友對他的所作所為亦從沒說過什麼，未來外父更覺得他有前途；唯獨他同樣當差的老爸，會語重心長規勸，叫他收手，但理由是怕他日後出事，而非對濫權貪污有強烈的價值判斷。
1. 對方團體的粗口和咒罵當然滿天飛，一群粗口橫飛不斷咒罵的人，卻攻擊嶺大學生會在音樂會裡有粗口歌，明擺著就是雙重標準。要用這麼多時間來維持基本秩序，很多話便不能談。公共言論空間的水平就是這樣敗壞的。
2. 長知識鳥：作為一個法律界人士，何君堯連自己理據和所指都講不清楚，卻來「大」劉振琳同學和我，要 我們讀出粗口或除衫云云（粗口和裸露都是受限於廣播條例，謝志峰很緊張），真是荒謬。一個引人犯法的所謂法律界人士。是否以後有人跟何君堯不同立場而又跟他討論，佢都會叫對方除衫？這種話他會向一個男人說嗎？
3. 何嘗不知場地險惡，只是心想，不能讓同學單方面捱打，大學的自由精神應該捍衛。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明天是五四紀念日，不能讓大學精神被辱沒。大學和社會應該保護學生，而不是什麼紀律處分。因為校內音樂會有粗口歌就紀律處分學生，這才是震驚亞洲。
在現場時，這一切並不真的那麼可怕。淡妝效果好，我心情平靜，自然微笑。我記得一位發言的同學，鎮定的聲音和微抖的手。還有一位老師表態支持自律和自主精神。無論是怎樣的黑暗，只要有一個人出聲，就會有其它人繼續出聲。感激各位支持與同路的朋友。
（獨媒特約報導）嶺南大學學生會早前在校內舉辦一場音樂會，樂隊「血汗攻闖」獻唱〈Fuck the police〉，被指是針對和辱罵警察，引起各方討論。新界關注大聯盟早前更表示強烈譴責事件，促請警方應引用《公安條例》的「在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罪，拘捕該樂隊成員，又表示不排除會主動報警。城市論壇今日討論〈粗口辱警，何堪！ 語言演化，無限？〉，邀請多名嘉賓回應事件。新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前律師會會長何君堯稱粗口歌已觸犯《公安條例》，而在直播期間竟叫另一位嘉賓鄧小樺「公開除衫」，示範行為藝術。
鄧小樺：不要以言入罪
何君堯發言時表示，自己是來講道理，但心情忐忑，因為不知道「該來救你還是謾罵你好」。他認為問題不單是粗口的問題，而是法律的問題。如歌詞內容不斷問候別人娘親，違反公安條例17B，何強調已經犯法，可以被判入獄及罰款。文化評論人鄧小樺回應表示，這是校內活動及音樂會，難以和公安條例17條B扯上關係，音樂會是藝術的表達過程，不是蓄意破壞社會安寧。鄧強調如果這樣也成立，就是以言入罪。
昨天五一勞動節，學聯臉書上載一幅照片，如上。
於是有人跟帖開罵：「唔好再消費『抗爭』兩隻字啦，真係左既，除哂你地d血汗new balance同gap先啦」；不要「拿著Iphone說打倒資本主義」。
在這些人眼中的，既稱左翼，就要打倒資本主義，就要拒絕使用一切資本主義所生產的東西。
在資本主義內部反資本主義
或真有自稱左翼者，咁simple and naïve。如此左翼，也必然脫光所有衣服，拒絕文明，居於深山。如果上述朋友知道在哪，介紹介紹做個訪問，一定有賣點。
獨立媒體（香港）項目主任余依庭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今日（5月2日）舉行公聽會，議員質疑《條例》已經過時，不能保障市民私隱，執法人員實則不須「截取」網上通訊，直接向網絡服務供應商索取便可取得數據，變相繞過《條例》。保安局承認有關行動屬執法機關日常搜證工作，《條例》並不適用，亦拒絕說明《條例》如何應用在Whatsapp、Line、Telegram等即時通訊軟件上。
拒表明是否包括Whatsapp、Telegram
獨立媒體（香港）項目主任余依庭指當局一直拒絕表明，《條例》是否包括即時Whatsapp、Line、Telegram等網絡通訊，現時網絡已成為主要通訊工具，條例中的「電訊系統」亦明顯包括網絡通訊，要求當局清楚說明。
民主黨涂謹申於會上要求當局進一步說明截取即時通訊軟件是否受現行法例規管，保安局副秘書長李美美表示要視乎有關軟件是否符合《條例》定義，強調不能透露過多，令犯罪份子有機可乘，只能提供較「一般性」的答覆。
杜奧巴看上去有點像大傻哥那樣是個惡形惡相的彪形大漢，身上每一寸肌肉彷似兇器，那凌厲中帶點邪怒眼神直教人忌諱三分，而曾不顧形象地對著記者鏡頭面前大叫一聲「北京電視機」更令人看出他的率直火爆性格，「魔獸」稱號不多不少帶有半點令人畏怕之意。然而誰知道杜奧巴卻跟大傻哥一樣，私下一點都不可怕，亦無甚架子，好人一個，而他甚至是一反「魔獸」角色，在場外化身慈善羚羊。
他曾慷慨地捐出三百萬鎊於自己祖國興建一間醫院，幫助有需要的科特迪瓦國民；
他為了助非洲小童而設立了「杜奧巴慈善基金」，為他們興建學校，興建診所、興建醫院，提供學業上需要，讓他們有機會學習；
他亦曾將部分收入投放在自己的慈善基金會，繼續幫助更多的非洲小童；
他甚至挺身而出，呼籲國內的派系停止內戰，放下武器，而最後那些呼籲果真成功調停持續了五年的內戰。
如此偉大兼慷慨，足以令他成為時代雜誌世界百大最有影響力人士之一。
早前英超賽會頒發「精神獎」於杜奧巴，以表揚他在慈善上的無私付出。
「我出身自一個貧窮家庭，我跟朋友們在街上在沒有穿鞋、沒有草地的情況下踢足球，但我們仍然非常享受，沒有東西比你看到一名小孩掛上笑臉更好，那就是我嘗試幫助他們的原因，我很想非洲可發生更多事情，我想給予他們夢想的機會，當你擁有良好健康和心情愉快的話，你就會更容易擁有夢想。」
//幼稚園、小學生明明會帶水樽、手帕上學，人怎麼長大了，卻退化得把好習慣「戒掉」，要每擦完一次汗扔掉一張紙巾。我們似乎把揮霍資源的生活方式、把城市丟棄垃圾的習慣，一併帶到郊野，認為總有人服侍大家執手尾，甚或會說「我有納稅！」意謂有扔垃圾的權利。//
每次長假期，郊野公園都會被垃圾洗禮，垃圾桶失守遭迫爆。漁農自然護理署最新數據顯示，2014至15年度郊野公園收集到3,800公噸的垃圾，拍得上11至12年度的紀錄，為03年沙士以來最高。
小學生會拿水樽 成人卻好「即棄」
這不到4,000公噸的全年數字，放諸香港一天收到1.2萬多公噸垃圾的規模去看，屬小巫見大巫。每個人每次到郊野公園，平均會棄置320克的垃圾，數字並不吸引眼球，而且也不過是膠樽、膠樽、膠樽、紙巾、紙巾、紙巾——膠樽和紙巾實在不成比例的多，不多寫幾次無法呈現真象——還有零食包裝、果皮和煙頭等。別低估這些垃圾「濕濕碎」，320克的廢物，可以是40個膠袋或者11個膠樽，足以在綠油油的山林中，成為漫山遍地的紙巾花、膠樽果，礙眼非常。
說來湊巧，1977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由羅拔·查托夫和艾文·溫克勒監製的《洛奇》，擊敗了包括《的士司機》在內的四部作品，獲得了當年的「最佳電影」獎項；而三年之後，由馬田·史高西斯和羅拔·迪尼路再度合作的《狂牛》，在同是羅拔·查托夫與艾文·溫克勒的監製下，一起地製作了另一部拳擊電影經典。只不過，跟積極向上、以大團圓結局收尾的《洛奇》不同，《狂牛》是往相反的方向，向下墮落，它的黑白風格，抹去了一般體育電影的勵志色彩，令人看完之後，非但沒有感到雀躍鼓舞，甚至會覺得有點壓抑和傷感。
影片《狂牛》（Raging Bull），根據前世界中量級拳王傑克·拉莫塔（Jake LaMotta）的真實經歷改編，這位中量級拳王與挑戰者Sugar Ray Robinson的對決，曾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一段傳奇。「狂牛」傑克·拉莫塔通過自身的努力和故意輸掉比賽的「換取」，既一步步向著拳王寶座逼近，也同時一步步邁向了崩潰的邊緣，他在擂台上被打至傷痕累累，其敏感的內心亦因多疑和猜忌，不斷地飽受著煎熬與創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