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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週，獨媒一行四人應邀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參與「亞洲中文新媒體研討會：新媒體對民主、社運及新聞行業的影響與衝擊」，主辦單位是 Malaysiakini.com。
記得第一次接觸 Malaysiakini 的創辦人 Steve Gan 是在零五年，當時他在香港的國際特赦亞洲分會介紹馬來西亞的人權與媒體狀況。零五年底，獨媒借世貿部長級會議，也請他們來香港參加「新媒體與社會改革」的會議。當時，他們剛開始了Malaysiakini 的中文版──「當今大馬」。
Malaysiakini
零六年，Malaysiakini 的團隊大概有廿多人，現在已增加至七十多人，網站有中、英、馬來文和印地語版本。除了傳統的編採外，還有公民記者社區新聞培訓中心、多媒體製作部、技術發展與推廣的部門。最近，他們正準備一個新項目，叫 Kini.TV的互動電視，讓讀者可以在家裡的高清電視，收看他們的視頻和網頁。
圖片說明：此圖為鍾如九被帶時求救的照片，在新浪微博廣泛流傳。
宜黃事件
過去幾年，拆遷事件一直成為媒體焦點。去年的唐福珍自焚案，更引起全國轟動，今年，則以「宜黃事件」為標誌性事件。
9月10日，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發生拆遷人員與群眾的嚴重衝突，被拆遷的鍾家中的鍾如琴（女兒）、羅志鳯（母親）、葉忠誠（大伯）三人自焚燒傷。兩天後，宜黃縣政府卻向外發佈，指拆遷戶是「不慎燒傷」。究竟實情如何，不少媒體卻遭限制報導相關事件。9月16日，鍾家的女兒鍾如翠及鍾如九，打算坐飛機到北京上訪，卻遭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帶來的幾十多人（當中不少有參與當日拆遷）抓住，不許上機，她們在拉扯間退到女廁，與縣政府人員對峙。
在過程中，兩姐妹嘗試聯絡記者，在8時至11時，《鳳凰周刊》記者鄧飛在微博直播這場「女廁攻防戰」，共發了20多條微博，一時間引來大量網民圍觀，獲得大量轉發及轉貼到其他網上地方：
08:57【昌北機場直播一】被縣委書記帶隊的40多名官員圍住……航班耽擱，鐘九妹心力交瘁剛才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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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9月30日晚居民討論會中，李華明在場表示，可不分黨派合作，關注隧道工程。他旁邊是本邨區議員黎樹濠
自6月22日得悉本邨修建公路，向現有的權力機制如區議員、立法會議員、互助委員會（互委會）、屋邨管理公司等求助，作為解決「民生」的首選。若單單以普通居民身份寫信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土拓署）到油麗邨舉行諮詢會，根本機會渺茫。本來只有陶君行區議員為我們寫信給發展局長和土拓署長，要求延長諮詢，以及得到梁家傑議員辦事處的會面。想不到因為剛過去的諮詢日反應熱烈，最終吸引更多黨派加入協助。本邨愈來愈熱鬧，歸根究底還是靠居民（人民）的力量。
向誰求助？
A tale of two cities, here and now
今天，十月一日，這邊廂，灣仔金紫荊廣場有數以百計的遊客、官員和賓客觀看國慶升旗。特首曾蔭權致詞時，強調香港應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及國際化，提升競爭力及配合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那邊廂，在荃灣一家社區中心，約一百位社會服務使用者、從業員、社工學生、學者、工會和民間團體等，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成立「關注社會福利規劃平台」（下稱「平台」），參與並見證「福利規劃」的旗幟豎立，要求政府承擔社會福利規劃的責任。
沒有規劃可言的諮詢文件
對上一次政府發表長遠福利政策的文件，已是1991年的《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自此之後，除了1999年的檢討外，就要等到今年四月才有新一份的《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諮詢文件》。然而，諮詢文件一出籠，便換來社福界別的抨擊。
平台成員在今天記招，力陳缺乏規劃的後果。城市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甘炳光指出，沒有規劃，政策實施與否只靠長官意志，基層市民以至所有持份者也難以參與決策，社會服務機構也只能開展短期服務，缺乏方向。
以前的諮詢如何？
圖：紫田村的一角
本星期的感覺是，為什麼像是處身於一個壓迫處處的地方？
十年前的我，剛大學畢業，滿懷理想主義，一心希望投身革命事業，雖死無憾。雖然受身邊朋友影響，時刻警惕著個人英雄主義，但是無可否認，心裡仍不時憧憬著能夠改變社會；至少，能在社會變革裡，殘留一點屬於我的碎屑，於願足矣。
十年過去，社會未有半分改動，運動的形勢沒有進展，基層民眾的處境更差。夜闌人靜時，總會自問，走下去，社會主義真的會實現嗎？
我很喜歡看自傳，尤其是曾投身革命的先烈。看《雙山》、《鄭超鏻》，想像當時處境，以及面對的革命形勢，總令我神往，更不用說《馬克思》、《托洛斯基》等等。他們經歷的那個革命年代，如果有時光機的話，我會毫不遲疑投進去。
我（們）都是凡人。──最近與阿蘇，因著街工內部問題，爭執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最後總會相視而笑，然後，不約而同地說出這一句：我們沒有能力，亦不能期望，能夠解決所有問題，更不能幻想，明天革命就會降臨。我們能夠做的，只有堅守崗位。堅持我們認為對的，並且無怨無悔。
看完《就是一場馬拉松》後，心理狀況平衡了一點。十年，只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還有很多先行者，梁耀忠是其一，亦相信是當中最悶的一個。
近日，「保釣」又起波瀾。不過，嚴格來說，這場中日外交風波，是環繞船隻碰撞而發生，「保釣人士」營救被日方扣押的中國人，與中國人的「保 釣」毫無關係，倒反是日方派了軍艦保衛了他們認定的「國土」釣魚台，中國人不滿，然後有「反保釣」——反對日本人的「保釣」。
無論日方懸崖勒馬放人，是因為受到中國壓力， 還是自覺理虧，明白不過的事實就是，日方軍艦已經一如既往，在釣魚台列島行使了他們的主權，只有中國一方面言語上不予承認。從「不承認對方的主權」，到 「我方行使主權」，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中國人「民間保釣」搞了這麼多年，最多只是去游泳、登島、釣魚以「宣示主權」，日本人卻已一而再，再而三在釣魚台 「行使主權」，這場主權之爭的結果，是不是早已寫在牆上？
如果大家認為，對某地聲稱擁有主權的國家，其主權的體現可以只及於口頭，那便無話可說，但觀乎中國對於「主權」問題「執著」的歷史，以及長久以來在 香港、台灣及西藏議題上一直擺出的高姿態，都往往使我們身邊一些人，以為中共在「主權不可分割」的原則面前，真的永遠會寸土不讓。
文：早安
今天(27.9.2010)，「街工」的「新來港婦女權益組」聯同「關綜聯」、「同根社」、「女工會」及「婦女貧窮關注會」約見勞福局局長張建宗，表達我們對照顧者權益的訴求。我們一行四十多五十人，到達政府總部後，一直等待。保安說，暫不可放行；然後，莫宜端表示，「不是說好二十人的嗎？為何來多了一倍？我們的會議室容納不了這麼多人……。」都是廢話。我們沒理由不堅持，然後她說，要逐一登記與會者的姓名和身分證號碼。擾攘一輪，最後點人數進場了事。
到達會議室後，張建宗說，「你們早點告訴我人數嘛，可以為大家安排去立法會，那兒容納一百人也不成問題。」那個當然囉，政府怎會沒有地方容納一百人？容不下我們的，正是張局長與一眾高官們。在約會期間，對方強硬表示是次會議只有不多於20人的名額，請團體自行安排。作為團體，為了讓局長聽得見更多基層市民的聲音，我們又怎可能依從指示，每團體瓜分4個名額？
日前中大學生會會長黎恩灝向中大全體師生及校友發表公開信，題為：「中大人的驕傲: 給中大人的家書」。我身為中大校友，閱畢全信，不禁汗顏。與其說這是一封叫中大人引以為榮的家書，倒不如說是感激皇恩浩蕩，對沈祖堯校長批准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的感謝信，及學生會會長對民主女神像成功落戶中大的慶功演講辭。
公開信只在末段表示「如果校方與同學對神像的安排和方案在商議過程中仍存在重大分歧，我們相信全民公投是一個出路」，卻由始至終沒有提及中大校方及學生之間究竟有甚麼重大分歧，當然也沒有陳述把民主女神像安放「文化廣場」或火車站廣場之間的利弊，更沒有重申學生會的立場(除非「公投是出路」就算是一種形式主義上的立場的話)。如此關鍵的問題，整封信幾乎隻字不提，卻花大篇幅去講述火車站廣場與民主女神像如何結合得天衣無鏠，看來這是讓學生會會長最感驕傲的事了。要不是看過新聞報導，還真會以為民女已經找到好歸宿，中大人和市民可以齊齊慶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