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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市區重建局在各區收地迫遷無所不用其極，街坊及商戶每天擔驚受怕，飽受煎熬，但當局往往無視他們的訴求，不願會面。今日（10月25日）上午，觀塘、衙前圍村、深水埗、灣仔H15及中環嘉咸街等重建區街坊到上環市建局總部請願，要求市建局主席蘇慶和與街坊會面，停止迫害街坊。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和梁國雄亦有到場支持。
多區重建苦主受盡逼迫
集會上，多個重建區的街坊訴說面對的苦況。昨日（10月24日）觀塘仁信里凌晨4時遭市建局及食環署突襲封舖，搶走留守23天的商戶的財物。鴿舍老闆培哥雖已於晚上取回鴿子，但仍未能找到合適地點安放；被沒收貨品的小販四哥及玲姐，則仍未能取回貨物。玲姐直指市建局清場前全無通知，到現場詢問負責人貨物的去向，又不獲回應，質疑當局為何要動員過百人來清場。
貨櫃碼頭罷工專題簡介
這項專題由兩篇文章組成。第一篇〈波濤下的暗湧〉，嘗試通過確定碼頭工潮的一些基 本事實，特別是碼頭上三大工會勢力分佈、罷工工人的組織和工會的鬥爭策略，去為這 次工潮的成敗做一個簡單的初步分析。第二篇〈堤岸上的海市蜃樓〉，通過評述罷工領 導者和支持者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論，揭示這次工潮被賦予的政治意義以及由此產生的 對事實的「改造」。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希望讀者可以參考一個事實。在工潮期間，罷工領導和支持者有 兩個常見的、一體兩面的説想法：一是被臨立會廢除的「集體談判法」可以讓這次工潮得 到更妥善的解決；二是外國的集體談判制度，比香港優越之餘，還促進勞資融洽和經濟發展。
臨立會廢除的「集體談判法」，規定有50名或以上雇員的企業，需要承認得到25%僱員 支持的工會為集體談判對象。因此，在這次工潮之中，這部法律可以迫使永豐和高寳寶 承認工會為談判對象，但不會使HIT就範。當然，談判權並不等於資方必須接受工人要 求，談判的結果是由勞資力量對比決定的。
中共明知其對港政策不得民心，倘若台灣人民了解「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真實情況，和平統一之路只會越走越遠，因此必須用盡方法，打擊港台的民間交往。
剛過去的周末，筆者與「和平佔中」發起人朱耀明和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應邀以個人身分到台灣交流，先後與施明德文化基金會及另外九個台灣民間團體會面。意想不到的是，回港當日竟然有十多名「五毛部隊」到機場迎接，而其後數天，中共在港的三份喉舌報章更組織了過百篇文宣，狠批民主派勾結台獨勢力。
香港政界到台灣交流普通不過，民建聯2008年就曾到訪台灣，拜會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時任主席蔡英文。今次訪台竟然觸動中共神經，惹來如此高規格招待，原因簡單不過，就是擊中了中共要害。中共總算有自知之明，明知其對港政策不得民心，倘若台灣人民了解「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真實情況，和平統一之路只會越走越遠，因此必須用盡方法，打擊港台的民間交往。
實在忍不住了。香港竟然有所謂學者還在廢物回收這種反共歷史觀，為了反共，就可以為蔣介石平反？就可以置事實於不顧？更離譜的是，香港竟然還有人要把這種學者捧為國師偶像？不能讓這種壞腦惡菌蔓延下去。(見陳雲facebook status)
請原諒我要跟大家講講歷史：
幾乎所有歷史學家也同意，中共與蔣介石政權都是現代中國的專制者，而且都師法蘇俄的一黨專制，以及宣傳動員及組織機器，現代中國第一次喊出打倒一黨專政時的「一黨」，正是蔣介石治下的國民黨，中共當時還在野，假扮民主派。1949年後，換了中共上台，在大陸實行一黨專政，蹂躪大地。
蔣介石當年在大陸以剿共之名，殺了多少無辜的人？單單是1927-28年北伐後的清黨，估計殺害幾十萬人。1949年後，蔣無法再蹂躪大陸，但他的獨裁殘暴有停止過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幾乎殺盡台灣本省精英，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又殺了大量不過是思想有一丁點左傾的年青人。鎮壓異見沒有停止過，甚至在蔣介石死後，蔣經國上台的70及80年代，也繼續發生，著名的李敖便是在蔣介石政權晚期至蔣經國治下被關在牢獄中。
最近讀到一篇關於莫拉堤出售國米的文章，才知道原來莫拉堤已在國際米蘭生活了十八個年頭。事實上，莫拉堤對國際米蘭的感情，又何止只有18年？早在1950年代，莫拉堤的父親已是國際米蘭的主席。莫拉堤之名早已跟國際米蘭勾上了等號。
普通球迷也許對莫拉堤的認識不多，大多認為他是那些沒耐性、不近人情、唯利是圖的討厭老闆。單看他在位18年來更就了19位領隊就知他一定無耐性！2004年有不滿球隊無法取得聯賽冠軍的球迷上街，高舉橫幅：「滾吧莫拉提，你是國際米蘭的罪人。」我以為「罪人」之名只會適用於常將入球化成龍門死球的謝雲奴身上，沒想到連多番付出的班主也被受牽連。
原來球迷不滿的，是莫拉堤的收購，那些不付身價的收購，使至球會這些年來都負債累累。曾看過數據，指06-09年國際米蘭負債金額達2.08億。事實雖如此，但從來都無人留意過莫拉堤自掏4000萬來「找數」，甚至莫拉提都要私人財產支付球員薪金。
你可以說一切是咎由自取，但你不能否認他為國際米蘭所做的一切。
國米莫拉提時代十大失敗收購:
香港免費電視發牌鬧出何止是一個「大頭佛」？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說，政府決定不予王維基免費電視牌照，便早已預計了司法覆核的挑戰。可是，梁振英政府有沒有預計到行政會議成員會借機作反呢？
我猜，梁振英沒有料到這一步。否則，蘇錦樑與袁國強不會一開始便把責任推給行政會議，引導大家最初以為行會資料紀錄保密是關鍵。不少行政會議成員明顯不想背這只鑊，召集人林煥光叫政府多作解釋，並說行會只是給予建議；羅范椒芬說政府的解說安排「絕不理想」，李慧琼甚至叫政府多披露資料。再加上「有心人」向媒體洩露非行會資料的政府文件，更令人相信，完全是梁振英（或者包括背後的中聯辦？）把原來發三個免費電視牌照的決定改為兩個，把香港電視叮出局。
駕馭不了港英遺產
這次事件再次證明，中共、土共與一眾建制派駕馭不了港英時代留下來的大局。其實，港英政府當年也是極力控制廣播業，不妨重溫一下港英政府的發牌史：
1949年，香港麗的呼聲成立，當年是一家英國公司；後來有麗的映聲，輾轉成為麗的電視，以及1981年至今的亞洲電視；
1959年，商業電台成立，老闆是與殖民政府關係極深的何東家族成員何佐芝；
1967年，邵逸夫、利孝和要再加一位英資洋行大班祈德尊才能成功開台；
1975年，佳藝電視成立，又是何佐芝，再加恒生銀行創辦人的兒子林秀峰；
（獨媒特約報導）觀塘重建項目仁信里商戶於清場限期屆滿後，留守23天，爭取與市建局商討合理安置及賠償，但局方一直未有派員接觸商戶。至今日（10月24日）凌晨4時，逾百名食環署職員突然前來圍板封舖，開始清拆，沒收「國際鴿舍」內的賽鴿，及一小販貨倉內的貨物。商戶對市建局及食環署半夜突襲感到非常憤怒，直指此鬼祟行徑與小偷無異，市建局毫無誠意與商戶談判，令香港僅存唯一賽鴿店消失。
圖：清晨開始清拆行動，現場有多名警察。
近月，本土研究社凝聚一群關注人口政策的民間人士組成了人口問題研究小組，著力關注香港未來人口政策，並將長期跟進回應人口諮詢。就今天下午三時公佈之人口政策諮詢，本土研究社有以下回應：
一) 人口政策本末倒置
1. 只看「入」不看「出」：
根據統計署數字，今年因不同理由移出香港的港人有近52,000人(outflow)，然而，現時人口政策毫不檢視每年數萬名離港人口的因由，並提供政策挽留本地人口，反而透過輸入外勞來增加勞動力，人口政策實為「有入無出」；
2. 現今本地勞動力短缺乃過度發展所致，非欠缺外來勞動人口：
近年在建築、工程、零售、餐飲業的勞動力及成本提昇問題，乃無節制的自由行政策與大型跨境項目過度發展的惡果。然而，是次人口政策諮詢卻將勞動不足情況，歸咎於香港人生育不足、人口老化及欠缺外勞，沒有針對問題根源。
二) 人口政策頓成「人力政策」 欠社會目標
政府就免費電視牌照之申請公佈結果，三間申請機構中只有香港電視被拒絕發牌。蘇錦良以一句「考慮到一籃子因素」的原因及評估方法下，最終否決了港視的申請。事件令人質疑政府是否涉及政治因素的考慮從而造成是此黑箱作業的結果。此外，政府曾經指出申請免費電視牌照是不設上限，但今天卻出現「三揀二」的結果。加上，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以行政會議保密制的理由拒絕向市民公開發牌程序的資訊及「一籃子因素」的具體內容，從而激發市民對公義的追求之決心以及十二萬人的怒吼。然而，這次風波的背後不僅是關乎政府黑箱作業之核心問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政府在整個決策程序中的價值取向以及行政會議出現結構性封閉的問題。
導致這次黑箱作業的成因主要有二：
一，政府擔心駕馭不了打著創新革新旗幟的香港電視；二，現時兩間免費電視台在背後發功（不論是威逼抑或是利誘）要求政府不發牌，以鞏固其壟斷市場的地位。當然，後者是我們的大膽假設，但綜觀今天政府內部官商勾結之風，這個指控又的確有其存在之價值。
從這次電視牌照風波的背後，我們更進一步看清政府在決策程序上的不民主成份及充分運用政策的不足及漏洞從而合理化其合法性之套路。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行政會議的的結構性封閉的根本問題，行會成員由特首直接委任，原是代議政制中的代議政制，但由於特首選舉只屬小圈子選舉，並非由市民直選產生，因此行政會議的產生更可視為小圈子中的小圈子。
「苛政猛於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孔子路過泰山，見有婦人在墳前為亡夫亡兒號哭，因而告誡學生，暴政比老虎還可怕。想不到「苛政猛於虎」竟然在二千五百年後出現香港版，只不過因為披了一層現代文明的外衣，直至市民忽然發現電視台無得揀，創意工業被扼殺，才驚覺苛政已經殺到埋身。
苛政的本質是任意權力 (arbitrary power) ，即按照最高長官自訂的準則行事，毋須經過民意授權的機關同意。即使立法會由功能組別掌握否決權，也勉強有點民意基礎。但特區政府很多行政決定毋須經立法會審批，特別在廣播發牌、土地管理、城市規劃幾方面，都是滋生苛政的溫床。
其實行政長官倒行逆施的行政決定又豈止拒發電視牌照，從較早的數碼港批地和賤賣紅灣半島事件，到仍在發酵的解放軍碼頭規劃：政府將市民苦候十年的中環新海濱忽然改劃作軍事用地，便明白這些決策離不開特首的任意權力。
王維基問對了：「到底法律大、政策大、還是特首最大？」可惜現實既畸形亦殘酷：凡須行政决定的事項，特首最大。政策固然由特首制定，法律也只能確保程序公義，但程序公義阻止不了特首自以為是的決定，這就是香港。
王維基期望以司法覆核彰顯公義，未知是太浪漫還是太衝動。即使政府在程序操作上一時不慎讓香港電視勝訴，法院頂多是發還政府重新審議，屆時梁振英跟足程序改變遊戲規則，便可以替拒絕發牌的決定多披上一層法治外衣，這是他爭取的目標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