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向民主烈士獻花到聆聽著每位含恨而終的天安門母親背後的故事與多年的辛酸,筆者總是帶著激動,浮現起一個問題:「到底要多少的義憤,才能支持一個人風雨不改、不畏壓逼而必須要中共還子女一個公道?」同樣地,到底要多少義憤、堅持,才能使香港人二十六個寒暑以來連續不斷舉辦和參與六四集會,高呼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筆者生於90年後,未親眼目睹過六四屠城的即時畫面,但卻多少感覺到,自己真正認識到香港的可貴,是與六四事件離不開的。
「六四」與香港身份認同
「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而重要的身份,第一波的討論出現於回歸前夕,而後來沉寂了相當久的一段時間後,終於再被諸如《香港城邦論》到《香港民族論》等書重提而成為香港政治議題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筆者在此無意回顧與評論各種香港人身份的論述,但卻想提出一點:我們很難離開六四去理解「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群體。
如果身份認同是指一個人到一個群體如何定義及理解自己的特徵的話,那麼身份認同的建立過程就必須透過與「他者」區分來突顯及讓自己看清楚自身以致所屬群體的特性。六四作為一個時代的分水嶺主要是由於它清楚讓香港人看到一種價值的區分與斷裂──諸如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對正義的最基礎要求、對民主的追求等等。六四在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之間製造了一個缺口,繼而令兩種身份背後的價值取態產生了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