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同工輕生了！每次教師輕生事件其實都只是冰山一角，潛伏著的必定是無數的計時炸彈。眾所皆知，教師的工作壓力問題已臻極嚴峻階段，不徹底解決只會眼巴巴的看著一個又一個的教師走上自毀之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零八年已有調查報告，顯示近九成（88%）受訪教師正處於水深火熱中，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極大壓力。壓力來源以「自評外評」的指數評分最高，高達78分（以100分為滿分），其次為「照顧學生的情緒及行為問題」（74分），緊隨的為同分的「平日的教學工作」和「新高中課程的校本評核」（69分），而擾攘多年已完結的「基準試評核要求」赫然還在榜上（64分），較「其他生活壓力」（59分）還要高。

教育局是罪魁禍首

最近政府決定拒絕發免費電視牌給香港電視，成了全城關注的事件，這已不只是一場電視風雲，而且可說演變成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因為事件觸發十二萬人上街，繼反國教運動後再次向梁班子發出了警號。

是次拒發牌照，表面上是行政會的集體決定。然而，從許多蜘絲馬跡看來，拍板者極可能是特首梁振英一個人。因為，事件發生後，行政會絕大多數成員都沒有正面回應，而回應者也只是含糊其詞。至於召集人林煥光所謂「行會成員只是顧問身分，最終決策由特首作出」的說法，也被解讀為與梁振英適度切割。因此，不少港人將行會說不發牌有「一籃子因素」戲稱為「一男子因素」，以為是特首梁振英個人的政治決定。

梁振英在剛舉行的行政會會議時，發表長篇說法回應事件。然而，許多說法只是之前政府說法的重複，貫徹了其常被港人批評的語言偽術。以下對其主要謬論的回應：

1.行政會議保密制是全世界政府內閣的做法，因此，不能公開解釋拒發牌的細節。

破斥：保密制主要是為了保護行政會成員在討論政策過程中能暢所欲言，然而，討論的結果及其理據，並不是保密的項目。況且，發免費電視牌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不可能以保密原則作擋箭牌，政府必須將其拒發牌的理據向公眾詳細交待。當然，行政會會議中誰說什麼觀點的細節並非公眾所關心的，即使保密也毫無問題。

2.發牌涉及新聞和劇集節目質素、電視產業的持續發展等一籃子因素。

10月21日，有公民記者到特首辦外，打算拍攝香港電視員工遞信予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情況，被政府新聞處人員要求不准做過激行動，又表示今次讓公民記者進入採訪區只是意外，新聞處只歡迎主流媒體採訪。

我們認為，政府新聞處多次以只歡迎「主流媒體」之名，限制公民媒體及公民記者的做法不合理，不符合國際社會趨勢。隨著網絡普及與社交媒體的發展，不少網上新聞機構及個人均能輕而易舉在網上發送資訊，傳播能力及速度甚至與主流媒體不相上下。政府新聞處乃負責統一發送政府消息的官方機構，首要目的當然是令最多的香港人知道政府發放的消息，新聞處無任何正當理由，阻止任何媒體及新形態的公民記者採訪公開的政府新聞。

香港獨立媒體網曾去信要求政府新聞處，將採訪通知及新聞稿等內容通知香港獨立媒體網，新聞處方面竟表示「系統容量有限」予以拒絕。處方的回覆明顯是「語言偽術」，意在限制公民媒體和記者採訪及報導。我們認為有關安排落後，要求政府以開放及合理的措施，盡量方便所有不論主流及公民媒體及記者採訪。我們亦將去信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資訊及科技事務委員會和民政事務委員會，要求議會跟進事件。

情歌退燒了，隨著樂隊潮翻起，我們喜見本地音樂回歸社會議題。曾去梁來，大氣候沒有安定過，然社會最壞的時代成就了樂隊最好的時代，也許梁振英最有建樹的範圍莫過於刺激起樂隊的革命因子。

可是我們總不能因為歌曲有社會元素就盲目如 MAY 姐一味叫好，在社會議題歌曲膨脹的這些年，讓我質疑樂隊製作這些歌曲的功能，到底是為名、為抒發還是為改變。樂隊在抒發對社會的不滿時，有沒有自己的訊息想表達？而樂隊們，到底你們為甚麼而立？

樂隊運用社會話題的手段有高有低，在此我提出將樂隊對社會話題的運用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以社會熱話增加樂隊名氣；第二層，將話題整合成現象，以音樂抒發對一個現象的感受；第三層，社會現象對樂隊的價值有所衝擊，樂隊圖透過音樂輸出訊息和訴求，以次文化改變或凝聚大眾想法。

Type 1 低層次地靠社會熱話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