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 Xyza Cruz Bacani

香港為全球其中一個外傭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外傭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貢獻良多。只可惜香港近年接連發生多宗外傭受虐的事件。香港政府只視這些為涉及無良僱主及中介公司的罕有個別事件。然而，許多人權組織一直堅持針對外傭的勞動剝削以及虐待非常普遍。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於去年審核香港的人權狀況時，就外傭遭受強迫勞動的問題表示擔憂。而香港亦連續八年在美國國務院《販運人口報告》中被評為第二級。面對國際社會批評，港府一直否認香港是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的來源地、中轉站或目的地。是故香港並沒有全面的法律和政策去應付所有形式的人口販運，包括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香港亦沒有立法把強迫勞動訂作獨立的罪行。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昨日發表的研究報告「Coming Clean」首次就香港外傭遭受強迫勞動及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的普遍程度提供確切的量性證據。

什麽是强迫勞動？

强迫勞動是一種極端的勞動剝削，1930年國際勞工組織制訂的《強迫勞動公約》(第29號) 將其定義為「以懲罰相威脅，強使任何人從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願從事的所有工作和勞務」。 懲罰相威脅或非自願性可以於强迫勞動的三個範疇中體現: 非自願受僱用，工作及生命受到脅迫，和辭工的不可能。

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本周二讀
「截取」定義含糊不清 草率通過葬送巿民私隱

《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將於本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本草案時，一眾民間團體及立法會議員也曾屢次表達《條例》過時，不足以保障市民的私隱。然而，當局漠視《條例》須大幅修訂的需要，草率進入二讀辯論，並一直拒絕回應條例是否適用於網絡即時通訊軟件，如whatsapp、telegram等（包括文字、圖像、聲音）。現時通訊環境與十年前已截然不同，執法機關根本無必要「截取」即時通訊的訊息，只須向裁判官申請法庭手令，甚至不索取手令，直接索取用戶已被程式的終端機或電訊商儲存的訊息、用戶名稱、用戶網際網路協定地址（IP地址）及登入紀錄，不再需要依靠傳統的「截取」方式——「勾線」（竊聽電話對話內容）。

現今科技多元發達，使「截取」定義存在極大灰色地帶，難以有效監管執法機關「截取」市民通訊的實況，並使市民的個人資料更容易被有權者掌控。過去五年（註），執法機關根據《條例》向法庭申請授權的數字維持在一千多宗，但執法機關直接向本地及互聯網供應商索取資料的數字卻達4,000宗以上，這每年4,000宗個案完全不受《條例》監管。

這兩天網上不斷流傳的一份由教育局發放的《不自殺契約》，網上評論多屬批評甚或譏笑。對此，我們的心理學家有一點回應。

該《不自殺契約》是出自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組於2015年更新的《學校處理學生自殺問題電子書：及早識別、介入及善後》，刊於附錄十八（pg.52）。

在輔導過程中，與被輔導者訂下某些「契約」（contract）屬常見並經驗證屬有效的一種手段。這絕非期望被輔導者在訂下契約後會因怕接受「違約」的懲罰而遵守規則，而是希望透過建立契約的過程，將契約涉及的內容突顯（highlight）、具體化，期望該內容能進入並常駐在被輔導者最表層的認知記憶當中。

套用在有機會自殺的學生身上時，契約能對一個思考情緒處於較混亂狀況的學生，讓他將焦點放在最簡單亦最易記憶的自救方法之上（如：協助者、求助電話、分散注意力方法），以增加他們在有自殺念頭時能回想緊急自救方法的機會。

所以，此《不自殺契約》的存在價值並非在於立即解決所有與學生自殺的背後原因，而是作為一個急救工具，以減少學生執行自殺行動的成功率，亦為輔導學生爭取時間（buy time），同時讓他與立契參與者（如家長、老師）建立一個較緊密的關係為以後的輔導開路。

（獨媒特約報導）歷史博物館日前（3月12日）舉行常設展覽更新工程公眾諮詢會，就更新「香港故事」常設展諮詢市民意見。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黃秀蘭、館長陳成漢、擔任博物館專家顧問的丁新豹和研究香港史的學者蕭國健教授都有出席諮詢會。被問及是次改動會否因政治因素而影響展品，陳成漢在會內強調康文署已明言「放手」，希望以聽取市民和教育界意見為主。

歷史博物館與第二代香港故事常設展於2001年落成，至今已逾15年。陳成漢指常設展主題依然會主要圍繞香港，並擬增加多元社會如少數族裔、國際關係等主題，希望就展覽主題增減、展示手法、時間下限等大方向聽取市民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