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涌碼頭工人罷工,各路的朋友都以各種方式聲援碼頭罷工工人。這時的我,身在台灣,卻在經歷另一場的戰爭。打開Facebook,見著碼頭罷工新聞,但身上是從華光社區抗爭帶來的痛。
華光社區是什麼?(注1)
華光社區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和大安區交界地段,緊鄰中正紀念堂和師大永康街商圈。這是清一色的低矮平房,曾經是日治時期的台北刑役所,也是日本人在台灣蓋的第一座西式監獄。國民政府接收後,此社區成為法務部的員工宿舍。
1963年台北監獄搬到龜山,愛國東路開通,中華電信、台灣郵政等大型單位進駐。1990年中正紀念堂也正式對外開放。華光社區,從前是沒人願意住的監獄區域,但台北市的快速發展,使這一帶有了現代化的風貌。2007年,行政院提出四大金磚計劃,華光社區正式被納入國家未來發展藍圖中,更被賦予「台北華爾街」稱號。2012年10月,行政院召開跨部會議,決議將台北華爾街改名「六本木計畫」,過去所稱的「金融特區」僅部分保留為金融區,其他則計畫變更為國際觀光旅館、購物中心,並以杜拜月亮塔、東京六本木為目標。無論是華爾街還是六本木,看到的都是資本堆砌的華麗。(注2)
外頭已是碼頭工人罷工的第八天,我則奢侈地讀完了小津安二郎的《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寧靜的下午,下著雨。
【小津安二郎。(2010/2013)。《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台北:新經典文化。陳寶蓮譯。】
實不相瞞,我沒翻過這書便買下了。當然書的封面很簡潔,我是老派,認為像線裝古籍的封面才算書,那些斑爛得像跳艷舞般的決不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不知怎的先入為主以為那像《廚房裡的人類學家》般,是大導演向飲食的越界,甚至主觀得以為,小津家原來一定就是賣豆腐的。到打開書來一讀,方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
小津是日本甚至世界電影的殿堂人物,以今天流行的用語來說,該位居神級吧,但如本書《導讀》所言,閱讀本書,可是一個非神化的過程。最明顯的拆解,是小津常用的「低鏡頭」,手法向來被詮釋為呈現日人生活風貌,幾致美學高度,但導演自報家門,理由卻無異於大煞風景,起碼是又一次呈現了作者與作品之間「無心插柳」的關係。
(獨媒特約報導 1700更新)HIT 於昨晚獲發禁制令,碼頭工人昨晚轉到閘外紮營及集會,繼續抗爭。今晚八點將在現場舉行「碼頭工人不孤單」集會,屆時 SocRec 會進行直播。罷工基金方面則已籌得65萬,下午會向每名罷工工人發放一千元津貼。
(獨媒特約報導)由貨櫃碼頭工運第一天開始,直到昨日高院頒布禁制令,學生都一直與工友在一起。工友對學生可以稱得上百分百信任,大家行動一致共同進退。到底學生介入如何改變整場工運發展?學生又在工運中得到甚麼?我們特意請來一位罷工工友和一位參與罷工五日的學生進行對談,了解工友和學生之間的關係。
來自珠海學院學生辛辛自第一天便來到碼頭支援罷工工友,她指學生最初只在物資和文宣工作各方面支援工友,慢慢地工友開始覺得學生一定要在碼頭才行。
入行14年的「高寶」機手徐先生在工潮第一天並未有下來罷工,第二天開始與其他機手按章工作,繼而加入罷工行動。他本身可能也曾經猶豫過,但當知道學生前來碼頭支持工友,學生的留守使工友感到鼓舞「沒有理由不下來。」
不容公器私用,終止亞視牌照
獨立媒體(香港)就無綫電視及亞洲電視節目質素意見書
電視乃大眾傳播媒介,引用政府的言詞,它是「最普及」、「對社會產生最大影響力」的服務,也是市民了解和分享社會近況的重要渠道。近年香港市民對公共事務興趣大增,然而,由於商業和政治的原因,兩家電視台投放在時事節目的資源卻似乎越來越少,亦甚少諷刺社會時弊的劇集,與社會脈膊和市民期望嚴重脫節,失卻大眾媒體作為社會探針和社群黏合劑的功能。
獨立媒體(香港)(下稱「本會」)一向關注本地媒體政策及言論自由之發展,對於兩間免費電視台的節目及質素每下愈況深感憤怒,並藉這次諮詢譴責亞洲電視連番公器私用的行為,要求政府終止亞視的免費電視牌照,儘快發出新牌照吸引更多具實力的經營者,打破現有的壟斷格局。
不容公器私用,終止亞視牌照
眾所周知,亞視近年越來越少生產本地的劇集,靠購買台韓和國內的劇集和重播節目去充塞時間。自2011年開始,亞視每天有三成的時段為重播節目,期間更出現同一節目一天重播四次的「創舉」。廣管局於2012年亦因接獲觀眾投訴,敦促亞視要善用大氣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