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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衍仁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民建聯攪了一場紅色搖滾國慶音樂會，夏韶聲是其中一個表演單位，而我，首次向一個音樂會抗議。有人上台搶咪，有人台下拉橫額叫口號唱歌，一班背景混雜，又同時關心音樂／政治的人JAM出了這個行動。夏韶聲是那個六十年代尾出道，於八九十年代作了一堆關注社會、政治歌曲的本地歌手，據說感動過不只一代香港人。我雖不是他粉絲，但我一直對他印象不差，直至幾年前於某雜誌讀到他的訪問，發現人稱他香港搖滾之父，而他亦充滿自信，對此十分受落，每每公開SPEAK FOR ROCK，從此之後我就對這位自覺地位超然的大叔沒甚興趣。只是每年六四，重溫《媽媽我沒有做錯》時我還是會感到歌的熱度，歌永遠地將那時那地那份信念定格下來，只是人會不斷變，而且會變到媽媽都唔認得。
提起「十一」，除了記得是自己的出生日子外，不知為何，總記起七十年代中在澳門渡過的某年國慶節：在街上一片五星旗旗海中，母親牽著兒時體弱多病的我，步往工聯會的工人醫療所。我一直弄不清楚，是我記憶有誤，還是工人醫療所的醫生與護士真的連國慶節也不放假，為人民服務。
我當然不會知道，文革末期的中國大陸人民如何過國慶節，就連澳門當時是如何，我也沒有太多印象。事後看來，那真是奇特的節慶。1966 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跟香港的「六七暴動」相反，經此一役，葡澳殖民政府面目無光，想把澳門交還中共，親國民黨組織幾乎要挾著尾巴逃走，北京政府卻暫時拒收澳門，但親北京組織全面控制了澳門的民間社會。十一國慶節當然成為公眾假期，從此熱鬧非常。
不過，除了五星旗海之外，在澳門生活的那段日子，我仍然感受到這個小城的殖民氣息。原因不單因為北京政府不想立即收回澳門，而是這個社會的變化實在太少。除了有權勢的葡萄牙人不再敢對草根華人太粗暴，以及可以大肆慶祝十一國慶外，一切似乎不變，甚至「一二三事件」的勝利者也拒絕變化，這種情勢想起來也實在不可思議。
一年前萬家燈火，今天烏燈黑火。
荒涼，死寂，黑暗，會是未來十二年的寫照，心裏苦笑「可以在官塘看星」。
讀書時，最怕「交叉」，越多越不吉利。樓房上的窗戶掛滿交叉，彷如一個巨大的過三關，但這次要填滿方格才奪得bingo，獲得一座死城，取得一塊地皮。
將軍澳、麗港城、屯門，街坊四散，卻沒有人能回到官塘市中心居住，方便不知從何時起變成奢侈品，為何由買樓，改成買走到地鐵站的那段路呢？
花費五分鐘從觀塘地鐵站出發，走過燈火通明的裕民坊，光輝漸暗，就來到目的地──輔仁街興順大廈上的何寶光跌打醫館。晚上七時，己有店舖關上了鐵閘，我知他們永遠不會再打開，鐵閘上貼着URA收樓的告示。銀都、u right、Boossini已成明日黃花。華義樓只見一家的婦人在炒菜做晚飯。幸好，興順大廈的升降機上，遇上一位熟悉的街坊，心才安定下來。
(圖：東涌 2009.09.27)
正在展出的「上下斜睥：李香蘭上・下禾輋原稿展」，迫爆aco，連可遙看跑馬地的窗都封埋，變成鳥語花香的新界鄉村；而牆邊一角，晾衫竹更掛住阿婆著過的婆仔底衫褲。為免羅永生與張少強兩位教授要在婆仔底衫褲下進行新書發佈，「為什麼還要討論香港（後）殖民？」遂移師獨媒辦工室進行。
沒有了婆仔衫，換來的竟是國慶巡行的鑼鼓宣天。自遷入富德樓，見識過無數大小遊行，愛國的、愛港的、愛港又愛國的，都在眼底走過，卻沒有像這次的精神刀裂後現代。不怕失禮，從聚精會神的四十多名聽眾中穿過，靠在窗邊─沒有比這更詭異的表演─從三點式森巴舞女郎(什麼？這隊伍是麗星郵輪？)、到米老鼠夾着大耳朵推着三層大蛋糕緩緩前行─圍觀的人不多，以自由行居多。我想，他/她們大抵也跟我一樣，對兩種(甚至更多種)中國人的冷熱差別莫明奇妙。
編按：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規劃，首先因為石崗菜園村村民接近一年的衛村運動而稍為人識，到九月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重新開會，輿論和立法會議員才開始從「不惜功本、從速上馬」的幻夢中醒來，開始檢視政府過去年多來交出/不肯交出的數據和興建論據。一看才知大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肯定是全球每公里平均造價最貴的高速鐵路，雖然特區政府希望在年底開工，至今卻交不出一個確實造價予立法會審議﹝眾所周知，政府正在出盡辦法開一個低於六百億的價錢﹞。特首會同行政會以及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工務小組據悉訂於十一月四日開會﹞將在未來兩個月審議高鐵規劃，為了協助讀者更快地掌握以不同面向質疑高鐵/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以下輯錄了幾位國內及香港評論人的文章/發言。當中請特別留意北京交通大學趙堅教授的文章和訪談，他是目前國內質疑高速鐵路規劃的主將，其觀點主要是：一、高速鐵路是中、小國的玩意，不適合大國；二、中國興建高速鐵路是脫離群眾的需求和消費能力、是嚴重的浪費；三、興建高速鐵路網將令中國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香港的撐高鐵輿論一直欠缺對國內高鐵系統的認識，趙堅教授的文章正好為大家補一課。
一﹞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趙堅：不民主基建規劃帶來惡果
十．一將近，鑼鼓喧天，原來又一個「國慶節」。不過，對於和筆者這個年紀一樣，上半生在香港過慣了一個悠長的「國慶之月」的中年人來說，無論煙花放得多麼燦爛，燈綵結得多麼堂皇，都總不及當年每到十月都經驗到的那種眼花瞭亂的「國家震撼」。
戰後的香港，並沒有官式的「國慶節」，你要在英女王壽辰當日，以帝國子民自居，為帝國搖旗吶喊，宣示政治忠誠，原來也是一個非要有「高等華人」資格不可才能參加的活動。但是，一到十月前後，街頭巷尾鋪天蓋地的旗海，都能令你想起「國家」。只不過，這些「國家」的內容是如此複雜凌亂，「國家」的象徵是如此矛盾和斑駁，「國慶之月」的熱鬧，就活像一個墟市。
十月的香港，一定是紅旗遍地。街頭那列五星旗陣背後的大幅毛主席像剛好卸下，街尾那片青天白日的旗海，蔣公在上揮手，萬民在下搖旗的畫像，就會在四五層樓高的竹棚掛上。可是，官津學校內，沒有任何老師會給你在班上解說這些有趣的符號，要明白這些「能指」背後的「所指」，除非你當時也會付錢購買那些非左即右的報章。
昨日去序言書室聽「全球暖化攪風攪雨？」，我對綠色和平（作為國際機構，完全與香港分部無關）感到失望，失望的是世界失去了一個以人為本的環保組織，淪落為為環保而環保的組織。綠色和平沒有投共，但實質被中國統戰了。這裡的統戰，與吳敦義指熱比婭是恐佈分子的統戰，是完全不同，綠色和平是 NGO 而不是政黨，當她信任精英主義抱有救世心態而不再信任人類的時候，她己經成為了「有中國特色的 NGO 了」。
（按：本文刊於9月25日明報世紀版，筆名『春』的作者是一位中學生，文章有理有節有火，擊節推介！）
我是一個中學生，我的學校在長沙灣而不是在大埔，但我的學校卻成了今次驗毒計劃的先鋒，它的第一炮就落在我的學校！九月開學的第二天，一回到學校便看見電視台的採訪車，記者在拍攝開學典禮的過程，又採訪校長，學校當然借著這機會營造出「喜氣洋洋」的氣氛——在典禮上播放一些令人覺得「在這學校讀書真愉快」的片段。在早會上，校長向我們宣佈學校參加了驗毒計劃（注一）。根據校長的說法， 「學校絕對沒有吸毒個案」，而主動參加驗毒計劃則是「為學生好」、「提升學生的awareness」！
為學生好為名無理規條為實
編按﹕廣深港高鐵及菜園村事件，已進入最後階段。9月17日的立法會鐵路小組事宜委員會上，議決於本週9月23日星期三，舉行多一次公聽會，聽取團體及村民的意見。在23日當日，短短的2個小時中，超過20個團體及個人發言。議員聽取對高鐵的各種質疑之後，在會議結束前，通過了一個動議，動議由陳偉業提出，內容為﹕「基於廣深港高速鐵路在財政、環境、規劃，及諮詢程序方面有不少問題仍未解決，本會要求政府應重新考慮廣深港高速鐵路的可行性，並進行全面的重新研究及諮詢。」動議獲六位議員贊成（湯家驊、甘乃威、李永達、黃成智、鄭家富、陳偉業）通過，其餘三位棄權（葉劉淑儀、王國興、李鳳英，加埋有出席但並無舉手的張學明實為四位），兩位反對（何鍾泰及林健鋒）。動議雖無約束力，但既然議會已經提出質疑，接下來要看的是，政府是否真的要不理民間及立法會的要求，強行將高鐵提上立法會。
執筆之時，正是922無車日。這個11年前在法國發起的節日，今年得到特區政府的垂青，高官們全體響應，坐港鐵的、坐巴士的、步行的，各適其適——當然還有用坐的士上班來響應「無車日」的兩位司長。
我倒是奇怪，為何好像沒有高官嘗試在巿區以單車代步——如果有，他應該可以體會到單車騎行者在我城正面對怎樣的困境。
巴士港鐵 趕絕單車
我家在九龍，也在九龍工作，不久之前開始嘗試踏單車上班和下班。也許大家都以為只有送外賣和送石油氣的會在九龍騎單車，但其實細心留意，即使在旺角，街上亦有很多人在使用單車代步。成為「單車友」之後，我最大的發現，就是單車在巿區是如何地不受歡迎，而且是制度性的不受歡迎。
其實每個騎行者的需要不外乎幾個：有一個安全的地方放置單車、有包容單車的公共運輸系統和安全合理的道路環境，而在香港——特別是在巿區——可謂三者皆缺。新界許多單車停泊區車位嚴重不足，而在巿區單車更只能鎖在路旁欄桿和後巷，被偷和被破壞是家常便飯。其次，香港唯一一個對單車較為包容的公共交通公具叫做渡海小輪，但也不是每一條路綫均歡迎單車使用；巴士和港鐵更不消說了，不是乾脆不容許單車，便是諸多阻撓，使騎行者使用單車代步的彈性大減。
道路設計 極不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