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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淚常在燈下，晶瑩的、會映照弱小，確是可憐。成人的眼淚卻總在暗處。在枕頭、在只有自己的房間、在回家巴士上別過頭靠着窗的臉上。老師責罵學生，看他眼睛發紅然後心軟。自問，是否太兇，身為老師怎可流於喝斥弄哭孩子；學習教育的課堂上，可是說訓之、輔之、導之的。老師的老師卻說，新入行的一兩年，你總會為學生流點淚。淚是快樂的還是悲傷的？的確老土的問題。不過，老土之所成老土，有時正因它的無可抗拒。
阿眠老師很同意老師的話，因為他一邊讀教育文憑，一邊已幸運謀得中學老師之職。流淚嗎，早試過了，也聽說得太多。
新老師都在尋找定位。環境使然，有些學校要一絲不苟分清師生之別，有些則要融入其中界限模糊。性格使然，有人可初踏台板即威嚴逼人，有人則憑風趣言語引領風騷。慘在中間的，無威無趣，任何言行一「失」，學生中聰明的肆意揶揄你，頑皮的就連鎖欺負你。老師尋尋覓覓找定位，而最有用的卻還是年紀漸增，構成所謂的「氣牆」——「師奶氣牆」、「佬味氣牆」，林林總總，有機會再說。但新老師最怕的，還是那句「你都係唔適合做老師架喇」，一語定生死。
如果你天生只得一隻左手，能否想像自己可以彈鋼琴？麥卡菲（Nicholas McCarthy）證明了他只用左手都可以彈出美妙的樂章、古典音樂大師的作品。他畢業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曾在2012年擔任倫敦傷殘奧運會的演奏嘉賓，去年11月亦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演奏會的演出。
麥卡菲的經歷對我來說，不單是一個傷殘人士克服困難、努力不倦達致理想的故事，他更同時給我們說明一個創意社會應有的條件，包括共容、接受多元化，這樣才能人才輩出。
麥卡菲有今天的成績，先是因為父母對他的支持和愛護。他天生只得一隻手，但父母並沒特別照顧他，也不會限制他的活動。他就像其他小孩一樣玩耍，包括不扶軚踩單車。有一次，他聽到同學彈奏貝多芬的奏鳴曲，很受感動，就對自己說一定要彈得同樣動聽。回到家裏，麥卡菲告訴父母自己想學鋼琴，但父母家境普通，買不起鋼琴，於是就買了一個舊電子琴給他。過程中，父母完全沒有質疑 過他只得一隻手，怎樣可以彈琴。
從此，麥卡菲努力學習。14歲時，他申請入讀音樂學校被拒，對方說學校從未想像過一隻手可以彈鋼琴，叫麥卡菲不要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香港的傷殘人士都會聽到很多類似的說話。但麥卡菲沒有放棄，終於找到一間學校肯取錄他，讓他學習，直到他考入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一間世界頂尖學府。香港有數以萬計家庭花錢讓子女學琴，考的就是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評級試。
七八年前認識一位在中國從事環境運動的朋友，他誠摰地跟我說，他的目的其實不只是改善環境中國環境問題，而是希望透過環境運動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這七八年來，在許許多多的NGO努力下，中國公民的環境意識確實增加了，但是意識增長的速度遠比不上環境的惡化：河川污染更嚴重、土地中毒更深，當然嚴重的霧霾問題。而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更是進一步退兩步， NGO和媒體都被嚴重打壓，甚至這個詞彙本身都成為一個帶著敏感的字眼。
中國前央視記者柴靜造成熱潮（兩億人次觀看）的紀錄片「穹頂之下」，也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下來理解。
這部片子固然有很大影響力，但也引起不少批評──被稱之為「劈柴」。批評者認為柴靜沒有直指霧霾問題或者一切中國問題的核心：政治權力壟斷，並且在影片最後仍然回到「從我做起」：「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退位，我要站出來做一點什麼」。
甚至有人認為，此片訪問到這麼多官員，出來後有官方推薦（包括環保局長）和官方媒體的推動，應該有某種政治背景，甚至此片是「維穩」。更有甚者，片中大膽地批評中石化，因此有人認為這和此前習近平和周永康及其背後石油集團，乃至和江澤民的政治鬥爭有關。（不過，此片在網路上發佈兩天後，先是官方下令媒體不准討論，後來則把影片從中國境內網站拿下。）
同一個國家，內地與特區之間，一閘之差，煙酒糧油等副食品的價格和質素相差甚遠。這造就了水貨活動的興旺，水貨客從本地批發商「購貨」，然後裝成自用或盡量不被懷疑的情況下，過關進入內地後轉售予內地「收貨商」，整個活動有著固定流程，並標明賣出買入價格，水貨客就成為了兩地商戶貨物物流的「承運人」，當然，他們能賺取比正常稅金低得多的差額作報酬。不像香港某人大所說的澳門已解決水貨問題，而是這種在內地屬違法的活動，正變得更聰明和謹慎，同時仍十分興旺。
離關閘口岸只有兩三分鐘路程的彩苑商場及周邊的地舖，幾乎全是當貨品批發，更正確地說，這些貨是讓水貨客購買走私回內地。貨品種類包羅萬有，有手機及其他電子產品、香煙、酒、奶粉、洗頭水等日用品、連盒裝飲品都有。
在附近周邊居住的澳門市民反映，水貨客活動一般由早上九時至晚上約十時，交易、聊天、打包等，整天都十分嘈吵，有居民指一年最安靜的時間，就是農曆新年那幾天。另有居民反映，部份人在附近的唐樓梯間拆貨甚至大小二便，由於唐樓沒有管理處，「有D水貨客甚至跑到樓上一些單位交易，有D單位外面更裝上閉路電視」。除了噪音和安全問題之外，該區附近每日有大量貨車出入上落貨，貨物堆積在巷內，「造成不便之餘，亦弄得屋企內都是灰塵」。
週末參觀「伙炭」開放首日，千辛萬苦從火車站走至藝術家工作室最密集的華聯工業中心，抬頭一看不其然就在心裡打了個「凸」。華聯外牆翻新了橙黑相間的油漆，預感「伙炭」日後將「更慘更黑」。即使如此，我依然拒絕以失敗主義的心態作出像「伙炭已死」這些淺顯的「認命傾向」的判斷。雖然我同意「伙炭」──與香港其他處於邊緣的藝術文化一樣──面臨著死路，正在死亡的邊緣地帶掙扎求存。而我卻在這掙扎之中發現它凝聚著強大的創造性與生命力。
其實說面臨著死路也同樣不準確，因為事實上這明明正是一條通向藝術文化更蓬勃更多元的唯一與正確的生路。只是在這條生路上站立著一隻張牙舞爪的地產怪獸與一群緊握著它尾巴的利益追隨者──這些追隨者手上握著的這些工業單位曾使他們在80年代香港製造業起飛的年代盡享富貴與浮華，使他們坐上了時代的順風車買樓置業投資坐享安居樂業與財富。後來內地改革開放，本港的工業製造業北移，使香港大部分的工業建築單位被廢置。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日前有報章頭條指北角出現大量野豬，漁護署坐視不理，未有出動捕捉，威脅市民安全。香港野豬關注組認為野豬並不危險，區議員亦承認沒有接到居民投訴；而且事件起源於有市民隨便餵飼，才會吸引野豬到人群密集的市區，正確解決方法是教育市民，認識如何與野生動物相處。
《東方日報》3月8日頭條以「野豬群盤據北角 漁護署齋睇唔捉」為題，指野豬群擾民，漁護署應盡快主動捕捉以解決問題。報導指一名年約60的婦人於北角百福道遊樂場內餵飼流浪貓及野豬，引來約10隻野豬，變成「野豬樂園」。漁護署到場調查，通知附近管理公司及學校採取防範措施。有市民表示擔心，希望當局盡快派員處理，更稱「嗰啲始終係畜牲嚟，萬一傷到人點算啊？」
關注組反對捉拿野豬
香港野豬關注組幹事黃豪賢認為捉拿野豬與否應視乎環境和地形，以北角為例則沒有需要。他指數月前曾設街站收集市民意見，他們大多見怪不怪，每天上班上學都看見，已把這情境當成社區景點。
圖：嶼南道
編按：發展局轄下的大嶼山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交通及運輸小組在3月5日會上建議開放嶼南道（運輸署提小組討論的文件），容許私家車及紅色的士進入。早前委員會亦曾提議興建大嶼山北岸沿海公路，多個環保團體今日發出聯署聲明，要求保護大嶼山的自然生態，取消有關建設及開放道路的研究。
聯署聲明：反對未有規劃先建路
大嶼山北沿海公路、開放嶼南路勢破壞生態及天然海岸線
大嶼山雖然是香港最大的島嶼，但是山多平地少，而且遠離市區，不適合「城市化」的發展。島上大半的土地都在郊野公園範圍之內，它的自然生態及天然景觀價值從來備受肯定，任何發展或運輸規劃都不可入侵郊野公園和水塘集水區，也不應破壞自然生態及景觀。大嶼山西北面及南遠離繁喧的城市，政府對該地交通一直有所限制以防止城市化的高速入侵，保留該等地區的規劃特色。
農曆新年的時候，一班朋友齊集某友家中拜年，開了一套叫《圖書館戰爭》的日本動畫看。故事講述架空世界下的日本，政府為了改良風俗而制訂侵犯人權的「媒體良化法」，限制人民的資訊自由，成立了「媒體良化委員會」與「良化特務機關」來進行媒體檢閱工作。具體工作就是禁止出版不符合標準的書籍，到書局和圖書館中充公不合標準的書籍。
故事中的地方政府，為保障權限下的圖書館業務，便根據《圖書館自由法》成立獨立防衛組織，與媒體良化組織進行對抗。阻止媒體良化組織的武裝部隊進攻圖書館搜查書籍，並會在圖書館內外開火進行攻防戰
（想像就是以往兩個市政局聯手，對抗梁振英派來進攻圖書館的警察吧，兩個層級的政府就毀滅和保衛書本而互相開火，所以才叫圖書館戰爭吧）。
圖書館保衛隊和媒體良化的組織各自荷槍實彈，在交戰區中的街頭巷尾為保存書籍而互相交火的場面，當然只在動畫中發生。但動畫背後所帶出，政權基於社會穩定而扼殺國民自由的主旨，卻在現實世界中不足為奇。
整肅收緊不聞聲
文明社會，人所共趨，尊重生命是邁向平權、公義社會的基本步履。
北角半山有野豬家庭出沒，誠然，並非新鮮事。因此，去年12 月中旬，「關注組」已到該處擺設街站，並派發教育單張給予居民和學生。當時就居民所述，野豬家庭並沒有嚴重干擾及影響生活，雖然仍有數名市民表現驚慌，憂心野豬為患攻擊途人，然而經我們多番講解和教育後，市民還是對野豬放下偏見和戒心，重新認識牠們，不僅理解甚至接受牠們的存在，並學懂尊重不同物種的差異，視野豬家庭為社區動物的一份子。
事實是，地區經驗告訴我們：市民對野豬產生不必要的恐懼和偏見始於對野豬的不了解，以及受部分大眾傳媒誤導而起，而這一些，均由於缺乏教育所致。北角野豬情況，經我們近日與所屬區議員鄭志成了解後，鄭議員表示，其辦事處至今沒有接獲任何一宗關於野豬干擾或襲擊市民的正式投訴，議員更表示，他自己晚間於附近緩跑時，不時遇見野豬，強調野豬很怕陌生人，見到人就會走。鄭議員更表示，他和漁護署的立場一致，同樣反對以射殺野豬處理事件。
功夫電影是華語電影最獨特的類型電影，正如武俠小說是華語流行文學獨樹一幟的類型小說。也許我們的間諜小說比不上英國悠久，推理小說也不如日本豐感，奇幻文學及奇幻電影更加拼不過其他地區；可我們還有自己的武俠和功夫，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而功夫電影和武俠小說，正正是香港流行文化曾經紅遍整個華人世界的本錢之一。假如我們今天真的要像部份右翼本土論者所說的那樣，告別中國，同時清算香港本土裏頭的「大中華遺毒」的話；我們是否也要一併清算幾十年來的港產武俠小說和電影呢？
這麼講，是因為整部香港武俠小說和功夫片的歷史幾乎就是一段「大中華膠」的煉成史，而且膠得沒完沒了，越演越烈。就只以一般大陸人熟悉的香港功夫影視英雄人物來說好了，黃飛鴻、李小龍、霍元甲、陳真，乃至於近幾年「走紅」的葉問，這些人的最大共通點就是全都打過老外，以德服人不敢說，武壓遠夷倒是真的。
被上述這些人物用我中華健兒傳統武術制服過的共有：俄羅斯拳王、意大利西洋劍客、日本浪人以及柔道高手、英國槍隊，甚至東南亞土族中的流氓……，族繁不及備舉。幾十年來，不同演員飾演上述人物，不同導演借題發揮，但其中顯露的種族意識和民族熱情則始終如一，為的就是要踢掉那塊辱華木板，證明中國人也可以進公園。還有比這更「膠」的大中華意識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