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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香港海洋公園自1977年成立，宗旨為保育自然生態及推廣環保教育，然而近年公園卻出現大量動物死亡事件，在動物保育的層面上備受爭議，尤其是海豚圈養和表演的議題。有見及此，上週六（2月15日）,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環保組聯同香港海洋公園和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合辦座談會，主題為「香港海洋公園在海洋生態保育與教育的責任」。當日出席的保育團體包括有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海洋公園營運總監吳守堅、海洋公園高級教育經理李美盈、香港城市大學生物及化學系副教授單錦城、香港魚類學會主席莊棣華以及「豚聚一家」幹事黃豪賢。
座談會歷時約兩句半鐘，首小時主要先由個別保育團體代表發言，其餘時間為現場觀眾提問和辯論環節。過往香港海洋公園與保育團體唯一一次公開對談，已是2012年3月的事，當時盛智文與〈海豚灣〉導演在公開論壇上辯論水族館利用海豚表演和困養問題，雙方最終沒有共識。
人工繁殖死亡率高企 機制欠透明為詬病
Michael Sam （圖片取自維基百科wikipedia）
前密蘇里大學美式足球防守球員Michael Sam日前公開自己同志身份。若他成功與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的球隊簽約，將會成為聯盟史上首位公開的同性戀球員。他在出櫃後仍深受美式足球聯盟球員和球迷的支持，是LGBT社群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Sam成為了同志社群的大使，他打破了傳統認為同性戀和足球陽剛之氣互相抵觸的刻板印象，在男子職業體育領域踏前了一大步。
然而，女同志運動員擁有一段更長久、更不為人知的同志平權歷史。由於陳舊觀念認為女同志比較男性化，這使女同志運動員比男同志運動員更加符合傳統上一般人對運動員的印象，以致女同志運動員受到較少的關注。
以下是8位已公開同志身份的女運動員，她們成就了LGBT體育世界中一些最重要的里程碑，同時她們挑戰著性別歧視中的雙重標準，展示了男女性在體育方面的LBGT平權已獲得同樣的進程。
1. Billie Jean King
1981 年，網球名將Billie Jean King在一個訴訟中被公開與女秘書Marilyn Barnett的情侶關係。她雖非主動出櫃，但成為了當時最著名的女同志運動員。現在，King成為了LGBT社群的代表人物，更被總統奧巴馬選為美國奧運代表團的一分子。
2. Martina Navratilova
文：戚本盛
班師比，即一班學生與教師人數的比例，其最重要的意義，是指出了教師有多少時間進行課堂以外的工作，包括備課、輔導學生、帶領課外活動、批改作業、為考試擬題和評改，以及其他行政工作等等。
假如「班師比」設定為1:1，無論班中人數多少，每一班學生就有一名教師，只要學生在上課，便需要這名教師施教，直到學生下課。學生上課時老師全進入課室教學了，那麼上述各種課堂外的工作又該在甚麼時間完成呢？
對這問題，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以上種種工作，都得在學生無須上課的日子做妥，至於上課日，則務須在學生下課後、教師下班前完成，如果完成不了怎麼辦？不少教師的解決辦法是把工作帶回家，也顧不得影響教師身心健康與否，加速教師怠倦與否。
假如「班師比」設定為1:2呢？則每一班學生便有兩位教師，一位向正上課的學生施教，其他一位便有「空堂」做上述各種課堂外的工作，假如這些工作可以在「空堂」完成而無須動用教師下班後的時間，則可以推算，每一教師課堂內外的工作所需時間，正是其任教課節的一倍。
換句話說，合理的班師比，正指出教師上課教節與課堂外工作時間的比例。衡量班師比是否合理，也可從這個角度看。目前資助學校的班師比，是按學校類別由《資助則例》規定的：
（獨媒特約報導）今日（2月18日）下午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出席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於城市大學所舉辦的「大專學界政改論壇」，與學界進行對話，論壇有百多人出席，當中包括各大學學生會、學民思潮、熱血公民等團體。袁國強在論壇上指，政改需考慮中央態度，即使民調顯示66%市民支持公民提名、諮詢期間有大量支持公民提名的意見，政府亦只會考慮公民提名是否符合《基本法》。袁國強於論壇結束後立刻循後門離開，未有回應記者提問。
政改需考慮中央態度
袁國強於論壇開始時表示，現時政改達成共識仍有一大段距離，呼籲市民應以普選特首為目標，收窄距離，希望同學以和平理性的態度去討論，而非抱著「非友即敵的心態對待」。
有中大同學質問袁國強在關鍵時刻，會站在香港市民一邊還是中央政府一邊。袁國強指，作為香港政府官員向市民問責是理所當然，但最後特首由中央任命，故不得不兼顧中央的取態，所以諮詢時除了考慮香港政府、市民、立法會議員的意見，亦要參考中央政府的意見，亦因此才會將中央官員的言論輯錄在政改諮詢文件內供市民參考。作為政府官員，其責任在於收集各界意見後，如實向中央反應。
人數不是廣泛代表性的標準
攝／Ho Leong Kwan@USP United Social Press 社媒
這兩天，梁振英、林鄭月娥、黎棟國、譚志源，以及蘇錦樑均先後譴責星期日遊行的示威者，計我說，這些高官完全錯哂，他們看似義正的譴責其實是無解決自由行所衍生的問題，亦無助建立香港正面形象。反而梁振英是要被譴責的。
自由行的緣起是由於中、港政府在2003年的短視，只搞CEPA／自由行等來解決房地產經濟泡沫爆破造成的問題，卻無助長遠建立健康的經濟，令問題終延至在今天爆發，這是梁振英在2003年時仍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時所種下的惡果。林鄭月娥更在當年任職社署署長時，向市民開刀剝公共開支主力剝減11%綜援，在經濟低迷中更令多少市民百上加斤！
10年的自由行過去，最受惠的是地產租務、奢侈連鎖品牌等，並將成本（如人多擠迫、社區小舖被逼轉租給高檔消費）轉嫁予大眾。現在不單止社區小店被連鎖奢侈品集團逼走，而且旅遊業相關的工種都傾向零散化，如之前眾多零團費導遊。雖說旅遊業為四大支柱產業之一，吸納10年前房地產泡沫爆破造成的中基層失業人口，但旅遊業基層及前線員工所得並不多。這是典型的利益私有化，成本外化的例子（externalization of costs）。
新影片通過目擊者證言揭露朝鮮恐怖統治
（日內瓦，2014年2月17日）－人權觀察今天表示，一份聯合國最新報告發現危害人類罪行正在朝鮮發生，並呼籲國際法庭加以偵辦，將加害者繩之以法。
該報告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於2013年3月指派的調查委員會完成，建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將朝鮮情勢提交國際刑事法院（ICC），並建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應進行調查。由澳大利亞法官邁克・科比（Michael Kirby）擔任主席的這個三人委員會，預定於2014年3月17日正式將其調查發現提交人權理事會。其後，人權理事會將做成決議，就該委員會的建議採取行動。
「這份驚人的報告應該促使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視這些荼毒朝鮮人民且危及區域穩定的暴行。」人權觀察執行主任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說。 「安理會過去僅僅著眼朝鮮的核武威脅而忽略了朝鮮領導班子的罪行，他們指揮著一個勞動改造、公開處決、強迫失踪和集體饑饉的殘暴體制。」
該委員會的報告發現，這些危害人類罪行「依據國家最高領導階層頒布的政策」已在朝鮮實行數十年，包括「人口滅絕、謀殺、奴役、酷刑、監禁、強姦、強迫墮胎和其他性暴力，基於政治、宗教、種族和性別的迫害，強迫遷徙，強迫失踪，以及故意造成長期飢餓的不人道行為。「該報告特別指出，它對所有被認為威脅政治體制及領導的人口進行系統性、普遍性的攻擊。」
攝：陳珍
台灣朋友剛剛share了一篇朝文〈澳牛的黃昏〉，分享他去年來港在澳牛的經驗，並我有沒有吃過澳牛。我赫然發現自己正正是文中所謂︰「如果你廿五歲以上，無試過四大奇食的任何一樣，請主動要求入境處重新檢視你香港人嘅身份。」的香港人。
為甚麼無緣無故山長水遠走去油麻地吃澳牛、蕃茄麵、九記牛腩？樓下無麵食嗎？街頭那家牛腩牛雜也很好吃呀。何況不一定要吃澳牛吧？隨便找一家茶餐廳食物也過得去……走筆至此，想到近來某期雜誌脫期，上星期忘了買，落街走了一圈。沒有。又要出旺角。旺角？我好像禮拜天才從旺角回來呢。再上一次出旺角，也不過是十二月底。
赫然發現去年買甚麼都要去旺角。買書去旺角，都OK，一向如此。買背包落旺角，也是，順便拿贈品。買鞋落旺角，毅城元朗有折無款。買睡袋，又落旺角，元朗毅城的售貨員不理我。買日記落旺角，三聯沒有，一定要上中南文具。買SD card，又是旺角。食齋，落旺角，同事約。最最不解是，那次等了兩星期在元朗都買不到滴露，忍無可忍落旺角買。
圖片來源：泡泡網/法新社
在農曆新年前夕，新公民維權運動的骨幹許志永被指擾亂公眾秩序，判刑四年。這個案子，好像替始於2003年到2013年的公民運動定了罪。
當年，全國的大學生透過互聯網為黃靜和孫志剛鳴冤，三名法學博士：許志永、俞江和滕彪，上書中央，促使當時新上任的領導人胡錦濤與溫家寶，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民間與政府良性的互動，帶來了新的希望。
十年過去，許志永為了爭取非戶籍孩子於城市平等的教育權利，在教育部門外請願，被法院判了四年。然而今天中國的互聯網上，再難聽到人們幫許先生髮聲，在所謂代表中國草根輿論平台的微博上，均是官方的立場，標題如：「許志永對當今世界的基本判斷是錯誤的」、「支持中國異見人士，西方的『陽謀』」等，至於他那萬言表述新公民運動自辯書，當然遍尋不見。
互聯網上的結社自由
自辯書裡，他沒有奢求要改變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只求公民能有自由追求公義與愛的社會。眾所周知，中國並沒有結社自由，「人民」組織被黨組織所控制。 2003年許志永有份積極參與的一系列的公民維權事件，正是藉互聯網的力量，突破出社會控制的缺口，踐實公民結社自由。
原來洋蔥可以染色，由深黃至褐色的色系，都可以用洋蔥來漂染，這是阿豆説的。他又教我織布，於是我織了兩張書簽送給自己。
阿豆原名叫張城，今年21歲，小時候因為個子細小，朋友都叫他阿豆。同年紀的朋友都在念大學，為暑假到哪兒實習、畢業後做甚麼工作苦惱。但阿豆已經完成了為自己規劃的三年上山學藝課程，現正為下一階段到歐洲學手工藝作準備。
阿豆去年11月底學成回來。過去三年，他住在距離台中市兩小時車程的大安溪畔，跟泰雅族原住民學習幾近失傳的傳統染色和織布。大安溪屬於苗栗，那裏有田，又有村落，由大大小小的家庭組成。那裏沒有菜市場、連鎖店，只有數間雜貨店，買菜、買零食都要下山。他定下了三年上山學習的目標，「一般大學學位要用三年時間完成，我沒有念大學，跟原住民學習就當作給自己的大學課程，所以我決定用三年時間學習。」
近年來，我們常常聽到有關「保育」與「發展」之間的矛盾，似乎要推動社會的發展，我們便必須在經濟發展和生態及文化保育（例如應否開發郊野公園土地）之間作出取捨。說得漂亮一點，就是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但就筆者看來，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保育」與「發展」之間的矛盾是遠遠被誇大了。再深入點看，兩者的對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人為的虛假對立。
為什麼這樣說呢？請大家想想，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我們的生產力提升了多少倍？人均收入又增加了多少倍？即使扣除了通脹，以這樣的財富增長計，我們今天每個人都應該生活得像一九五零年的一個小富翁，或至少每家每戶都應是豐衣足食的小康之家。既然如此，為何我們今天仍有這麼嚴重的貧窮問題？而政府高官仍然不停嚷著「經濟發展不足」？
政府最喜歡說：「我們必須把餅不斷造大」。言下之意，就是只有經濟不斷增長，我們才能切實解決貧窮的問題。但過去大半個世紀，這個「餅」已經造大了不知多少倍？其間亦已對生態環境和各種文物做成了多少破壞？究竟這個餅要造得多大才足夠？讓我告訴你：答案是無限大！
事實是，「滲滴式經濟」（即「把餅造大」的理論基礎）已被證明是個騙局。數十年來的實踐顯示，私有化、市場化、金融化的結果，是經濟增長的成果絕大部分被富裕階層所攫取。財富不是向下滲滴，而是不斷向上匯聚。我們只要把香港的總體工資增長，與整體GDP增長作一比較，情況便明顯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