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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此為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榮休講座教授關信基9月23日在添馬公園公民課堂的講稿全文。
各位同學，各位女士先生，早安！
很高興今日有機會和各位分享我對現實與理想的看法，這是香港目前面對的大問題 -- 究竟要接受現實還是要捍衛理想？要「袋住先」還是要「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選舉」？我在2010年4月12日寫給公民黨黨員的家書也談現實與理想。今天演講的框架和這封家書沒有分別。不同的只是組織更嚴密, 換了一些新的例子和扣緊當前的脈搏。希望我講完之後，你們帶這麼一個政治認識回家 -- 民主永遠不應當是一種靜態的既成事實，而是一個在「現實與理想對話中追求美善」的政治旅程。無論初始的民主化或往後的民主優化都需要長期的努力。你們有這個心裡準備嗎？
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對話
文： 覃俊基
前言
智利或許是我們相當陌生的拉丁美洲國家，但如果大家稍有留意國際新聞，也會知道近二十年的拉美可謂抗爭處處。身在香港的我們，豁出去辦一次罷課還要擔心是否有同學支持之際，罷課在智利卻是常見之至。在2011年，就更是發生了一次全國中學、大學大型罷課——伴隨的還是整個社會，尤其是工人團體的激烈抗爭，總人數每每達至數十萬。期間，政府被迫作重大讓步，最後在選舉中下台；這樣的抗爭氣氛也延續到今天。
這裡到底有著甚麼樣的乾坤？
一．智利的社會背景
狹義來說，運動的爆發源自智利那極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教育者，本應該為人類理解歷史、掌握知識，以達至自我完善的可能。但在資本主義社會，教育的最大功能——或是謊言，大概是向貧苦大眾提供所謂「向上流動」的機會，那怕富人小孩的優勢還是無可比擬。
然而在智利，窮人連這個近乎虛幻的希望也沒有。
智利的教育制度，可謂令人瞠目結舌。由80年代皮諾契特獨裁時代開始，智利政府便已推行市場化的教育政策，鼓勵私校，同時分配極少資源於公共教育。其後的代議民主也繼續這政策。長久以來，智利的貧苦大眾有兩個選擇，要麼讓子女就讀質素極差（因政府不投放資源）的公立學校，要麼付大量金錢，讓子女就讀私校。
所謂殖民，是一套制度，更具體的講，就是一種利益與政權勾結乃至分配不公，卻又把市民大眾排除於政治之外的體制。殖民主義是一種深藏於人們的歷史經驗，化成心態，潛伏於我們社會結構之中，這種殖民觀並非獨立或主權移交就能消解。從這個意義上，直到今天香港依然未完成解殖。如果把是次罷課置於整個歷史脈絡底下，我們就會明白運動所扮演的重要意義，我們要對罷課有種抗爭性的心態，把之波及整個社會。我們要透過罷課展開在社區的連結，把政治主體性實踐開來，拒絕由強權壓下來的香港遠景。
港英時代的「非政治化」
港英時代，為了防止港人不滿而同時維持殖民政府的管理，港英政府採納了「行政吸納政治」，把社會精英籠絡到到行政體制之內，為平穩的殖民政治服務。他們把香港人理解成沒有主體意識的難民，唯一考慮的就是物質條件。於是乎，華人社會精英為港英政府的正當性扮演了裝飾的作用，而港英政府又著眼在改善社會的生活條件，視港人為全然的經濟動物，把市民大眾都排拒於主流政治之外。
（獨媒特約報導）約20多位來自14間香港不同院校的義教老師，亦到場出席支持。組響義教的嶺南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陳允中說「學生行出來，老師才有勇氣行出來」。陳允中指現時有108位老師明日開始在添馬公園講課，「如果罷課繼續落去，義教亦會繼續落去」。陳允中希望最終能有200位老師支援學生。另約20多位學聯老鬼亦帶同一條打有手印的橫額到場支持，有老鬼表示自己的廣告公司將罷市一日響應。參與反新界東北集會，前日被警方正式落案的前嶺南學生會何潔泓則表示，「今日看到咁多人，知道大家無被白色恐怖嚇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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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洛：罷課同學腰骨係挺直既！
四叔馬田壆捐地爭議未平息
上訴階段企圖偷步勘探
田香花園花農恐被逼遷 隻身阻工人勘探
今天下午，位於元朗馬田壆村的田香花園，突然遭幾名工人連同大型鑽探機器前來進行勘探。田香花園主人陳偉明先生擔心家園被毀，以及花園內的果樹和其他農作物受到破壞，情急之下和一名義工跳上鑽探機上，以身體阻止工人進行勘探。
去年中，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公開表示，欲捐出一塊元朗地皮予房協，讓青年人上車置業。然而，其位於元朗馬田壆村田香花園的農地，一直由一戶陳姓花農使用，並耕作多年，養活一家六口，現正用為耕作並種有大量果樹，並非棄耕農地。由2011年起，這一家花農深受收地困擾，陳家住在地皮的貨櫃之上，整個田香花園亦是陳生陳太一生心血，擔心被收地後無法繼續務農為生且無家可歸。
今年初陳先生得到民間團體相助，以「逆權侵佔」與恒地打官司，雖然最終敗訴，但陳生仍堅持繼續與恒地協商，無奈一直只得冷淡回應。四叔兩度派人帶陳先生去看「補償」地，但都是一些沒有水源、沒有路口的荒地，而且每次看完也毫無下文。陳先生已申請上訴，在還未有最終判決之先，恒地就率先派人進行勘探，確實於理不合。
（獨媒特約報導）13000人參與今日由學聯舉辦，在中大百萬大道舉行的罷課集會，集會的主題為「民主港人路、抗殖反篩選」。學聯周永康表示，香港的普選被否決，港人將繼續任人擺佈。要改變不公平政經結構，港人必須起來抗爭。今日罷課只是第一步，周永康希望港人反問自己，為了香港、為了自己、為了下一代，可以付出多少代價。
集會開始前約下午一點起，已陸續有不同院校的學生抵達，約下午兩時已坐滿半條百萬大道。集會在近三時正式開始，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宣讀罷課宣言，他說命運危機已經迫近，質問為何北京、689可以代表香港而不是700萬。周永康說作為大專學生如果繼續埋首課堂，是妄顧社會公民的責任。學生要暫且離開課堂，罷課是拒絕冷眼旁觀、罷課是重新凝聚群眾的起點。大學生絕對不會認命，一定要重奪未來、自主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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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老鬼撐罷課〉
梁振英先生鈞鑒：
上月三十一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辦法，作出重大決議，前者包括訂下提名委員會維持四大界別和一千二百人、過半數提名門檻以及規定兩至三個候選人，後者則維持功能組別比例不變與分組點票。人大常委此舉，無疑關上普選特首、港人自主的大門，全面抹殺港人三十多年來爭取落實民主政制的汗水和努力，粗暴踐踏八十萬名參與公投市民的意願。
人大常委橫蠻決定背後，很大程度取決於閣下提交的第一階段政改諮詢報告。第一階段政改諮詢報告由以林鄭月娥司長為首的政改三人組撰寫，並由閣下所確認，並將其提交至人大常委會，正式啟動香港政制發展五部曲。因此，人大粗暴落閘，蔑視港人自主，以閣下為首的特區政府，實在難辭其咎。
兩年多前，閣下當選時，歡迎市民提點批評之餘，亦莊嚴承諾：「日後我會一如既往，繼續拎住一張凳，一本簿，一支筆，同我的管治團隊，走入群眾，聽取你地的意見。我，梁振英，希望做一個親民的特首，今日我作出的所有承諾，將會成為歷史紀錄，我會在陽光下，接受全港 700 萬市民監督。」面對群情洶湧，學子怒吼，本會謹此要求閣下兌現當選諾言：到添馬公園與學生及市民公開對話，向港人交待人大荒謬決議。否則，行動定必隨即升級，由罷課擴展至各種不合作運動。面對時代責任，我們義無反顧，亦義不容辭。
即頌
鈞安
圖：社會民主連線
李家超說，告反新界東北示威者沒政治考慮，我信。我信的是，根本他已無需考慮告示威者是否一個政治決定。皆因整個檢控落案的制度，特別是公安條例本身，就是賦予了執法與司法部門作為去政治化地作政治檢控的工具。簡言之，控告示威者，即使時間上真的如此巧合地發生在佔中和罷課前夕，也不能與政治無關。
但是，李家超作為執法者，他在其位自然就看不到，或假裝看不到本來就已是十分政治化的制度。
同樣道理，罷課在即，有中學校長高調表示不許校內有任何政治的行為發生，著令老師和學生都不得掛上黃絲帶。校長如此宣告，當然是運用權力時出現的state of exception，但正因為這種例外，我們便看到行使權力者本身的權力是沒有明確的合法基礎。我們會打從心底去反抗說：「你話你有權就有權？你話唔得就唔得呀？你估你係皇帝呀！」說罷，其實皇帝也是一樣地站在同樣脆弱的位置。
事情或者可以再推進一步去想，不論李家超又好，講話大晒的校長亦好，他們的權力在我們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但反對他們的權力，即我們以他們權力脆弱以證他們無理取鬧時，我們這邊在行使權力時，究竟又是基於怎樣的基礎呢？
權力若是歸於人民，那我們更根本要追問的是，人民在哪？誰是人民？我暫時簡單的回應是，人民者，站於歷史的大河上，逆流而往，正在尋找和追認那被壓迫者的祖先。
（小量劇透）
Gretta和Dave自學生年代開始相遇相知，Gretta擁有英國式的內斂與孤傲，置身繁華紐約令她進退失據，她從來不知道Dave有一個站上頒獎台的夢想，因為她只為她的貓作曲，只為送他一份聖誕禮物而寫歌作詞。過氣音樂監製Dan的音樂事業不進則退，被公司摒棄，被妻子背叛，和女兒的關係若即若離。
電影用音樂令兩個失意的靈魂發展出曖昧微妙的情愫，然而他們只是在生命中陪伴對方走了一程路，她贈他音樂熱誠和家庭，他把她從泥沼中拔起放到街頭的土壤裡開花歌唱。如此美好的結局，但我看到的，卻是一個關於妥協的故事。
大抵音樂就如同寫作，多年來還有甚麼賣相未曾被端出檯面？Thomas C. Foster說世界上只有一則故事，大概故事和音樂都是被複製和包裝再造，然後成為新的經典。
Gretta起初在酒吧內對Dan的「包裝論」嗤之以鼻，她認為音樂「is about ears, not about eyes」，但是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音樂不只是耳朵的事，在接受眼睛喧賓奪主的同時，還要學懂或多或少的妥協。
後來，Gretta在紐約街頭上隨心所欲地錄音，她的音樂看似渾然天成，然而街頭上的聲音並不是全數接收，汽車聲，要。孩子打球的聲音，不要。原來所謂的Natural sound，也要經過人為計算，我們總是忘記粗糙和率性也是一種刻意的推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