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此為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榮休講座教授關信基9月23日在添馬公園公民課堂的講稿全文。
各位同學，各位女士先生，早安！
很高興今日有機會和各位分享我對現實與理想的看法，這是香港目前面對的大問題 -- 究竟要接受現實還是要捍衛理想？要「袋住先」還是要「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選舉」？我在2010年4月12日寫給公民黨黨員的家書也談現實與理想。今天演講的框架和這封家書沒有分別。不同的只是組織更嚴密, 換了一些新的例子和扣緊當前的脈搏。希望我講完之後，你們帶這麼一個政治認識回家 -- 民主永遠不應當是一種靜態的既成事實，而是一個在「現實與理想對話中追求美善」的政治旅程。無論初始的民主化或往後的民主優化都需要長期的努力。你們有這個心裡準備嗎？
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對話
《L plus H 時裝》的執行董事何靜瑩（Ada）是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學士，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公共政策碩士，曾在多間跨國企業從事戰略策劃、管理顧問、外幣衍生工具交易等業務。2009年加入新成立的《L plus H 時裝》, 要發展一家「非一般」的毛衣織造廠。具體說，是用社會企業方式去把一個夕陽工業變成高品質能登上國際大雅之堂的企業。一來為屯門的織造工人提供就業、技術培訓和改善社會流動的機會，也為了改寫「香港製造」等於下游工業製品的品牌。這雖然是很崇高的理想，但也顯然是毫不現實的野心。經歷了不少波折的四年後，《L plus H 時裝》居然站穩了腳，出人意表地有些國際聲望。2013年初，Ada 在信報專欄 C7《故事人生》發表了一篇回憶短文。有這麼兩段正好貼切我們今天的主題。
搞工廠已經很難，還要是一間社會企業，就難上加難。有八十個員工等於把八十個家庭摃在肩上，頭兩年不夠訂單，工友有時要停工幾天，這比我自己無工開更難受。要提昇大家的生產質量和技術，達致歐洲客戶的要求，是個龐大工程，為員工帶來很大壓力。…夜闌人靜又睡不著，最是殘酷，因為我要赤祼祼的面對自己：縱或我所做的是有意義的事情，但在這個經濟掛帥的社會裡，究竟有多少人會認同呢？這種心靈的自我對話是一種 Ambition（野心）與 Aspiration（抱負）之間的對話，也是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對話。野心要人面對現實，甚至像一匹野馬，把一個人拽往權力和名利的方向，那份快感是非常誘人的；抱負，則是給一些事物注入氣息，冠上意義。抱負讓人不甘當野心的奴僕，提醒做人生命要有終極使命。然而，空有抱負而缺乏野心推動，又會變得憤世嫉俗，或只會端坐雲上，不能務實地實現夢想。換言之，野心與抱負都是助燃劑：抱負使人確定目標、方向和價值，野心卻是達成抱負的工具。兩者相加，才令人有活力、有衝勁地塑造人生。故此，每個人應當讓自己高尚的抱負和原始的野心經常進行真誠的對話。
「現實」的概念分析
「現實」簡單的理解是「真實存在」的東西，使用時的語境往往指「固定不變或難以改變」的事物。現實主義的通俗意義就是「不可能的事不要去幹」。嚴格說來，「真實存在」應當指「不依賴人的思想而獨立存在」。實際上我們必透過五官觀察，思想推斷，排除疑點後就相信了事物是真實存在或存在過的。我們尤其會相信物質世界的現象，例如太陽，真的存在。如果有人反駁說，太陽根本是一個假象，他會被視為瘋子。你們一定聽過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這是西方哲學認識論的一項基本原則。不是因為思想，所以「我」存在，而是如果我能夠懷疑「我的存在」的話，邏輯上必須接受先有一個「正在思想（懷疑）的我」的存在。那就是說知識的成立乃基於「清晰（clarity）」、「顯然（distinctful）」「自明（self-evident）」。這原則是很多科學性事實論據的基礎。縱然如此，物質世界的現象認定也還是可能有爭議。例如地球是方的、圓的、扁橢球體或橢圓球形的？我們這裡不必深究這是追求精確還是吹毛求疵，但可以推理到了人文世界，怎樣認定現實是否「真實存在」會是何等困難!。某一個特定現實是「真實存在」、想當然、還是各自解讀的結果呢？這個問題 實在要精密分析方能定案。例如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獲得了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憲政地位，五十年不可變動。那麼，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一個現實嗎？會不會基本法所認定的地位并沒有活化於實際政治之中，於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只是虛有其表？再看看梁愛詩9月14日出席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楚》時的說話 -- 若日後中央認為港人對一國兩制了解加深，又接受香港是中央的直轄市，門檻有望放寬。譁！香港特別行政區被消失了？還是梁愛詩的想當然？還是她說了真話，當年賦予香港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憲政地位的立法原意就是和天津一樣的中央直轄市的地位而已？
分析現實需要一個歷史角度。首先，中文「現實」這個詞彙裡的「現」字含義是現在或呈現, 換言之，這詞彙有時間侷限性 。至於現在的「真實存在」能不能變這個問題，一般而言是根據過去呈現的因果規律來預測。預測是否準確取決於這相關規律的可靠性和這規律牽涉的環境和目前這個現實的環境的可比較性。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是許多過去「真實存在」的東西最後不見了, 所以才有變幻原是永恆。舉例說，國家疆界範圍內的土地（包括海域）的真實大小。這是兼備人文（國家）和自然物質（土地）的問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實存的土地不是固定不變的。而聲稱擁有和實際擁有亦不是同一回事，海岸土地的自然增減時而有之，更不必談歷史上武力佔據或喪失的土地得失。再如滿清滅亡結束了幾千年的帝制，一夫一妻制也終於取代了一夫多妻制等等現實改變真是不勝枚舉。當然，今天要去預測香港目前的所謂「現實」會不會變就得靠環境可比性和適當的因果規律。這份功課還沒有人拿出來過。
現實主義在政治學裡面一直佔據着重要的地位。政治現實主義把權力追求看成是人的天性，而本性難移。因此，無可避免地，政治必然是透過權力鬥爭來獲取利益（包括權力）的勾當。美國的一位國際政治學大師莫根濤是一位深具影響力的現實主義者。他數盡古今例證，說明追求權力是人的天性，所以不要妄想把人變成天使。現實的做法是「以權力去制衡權力」才可能維繫世界和平。後來，沃爾茲放棄了權力追求人性論，而強調無政府狀態才是世界政治現實。這個結構性的現實不是任何國家可以改變的，結果是大家都得自求多福，捍衛主權，重視國家安全。然而，沃爾茲的理論正面臨挑戰。因為世界政府雖然沒有出現，但是一個全球性的管治體系已經成型而且日趨成熟。這個體系包括國際法系、國際法庭、人權法、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等。正如遠古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被國家組織取代了，近代的連年戰亂的歐洲狀態被歐盟克服了，無序的世界政治終必被某種組織秩序所制伏。
「現實」是否「不應變」的關鍵在於該「現實」是否符合某些理想或價值。例如不公義的現實是應當改變的。至於「現實」是否「能或不能變」的關鍵在於「可能性」的幅度。在絕對可能與絕對不可能的極端情況下，行動的決定也許容易一些；至於中間幅度對決定的挑戰是「難度多高依然值得去做」的問題。難度高低得靠理性判斷，值得行動與否則有賴對理想或價值的信仰。人活著不能單靠理性, 尤其是工具式的理性計算，還得信一些東西。技術判斷總有偏差，為了信而活才有意義。我以前提過2010年3月28日發生的「山西王家嶺礦難」，當時被困礦井底的工人估計是261人，在黃金時間內救出了108人。到了第7天生命探測器已經收不到資訊了，但是當局還是毫不現實地動員超過數千名人員去繼續救援，兩天後終於救出了115名被困者，創造了中國礦難救援史上的一個奇跡。這個教訓就是，只要對一個價值, 例如生命, 有所堅持，奇跡是可能發生的。
「理想」的概念分析
相對於現實，理想更難定義。一般的理解是指向將來所想獲得的美好東西，但不一定對要這美好東西所屬性質有嚴格要求。理想主義的通俗意義就是「美事一定要去做」。但「美好東西」既是行為的重要推動力，必然牽涉價值判斷。而且價值有高下和有互補或衝突之處，因此，理想這個概念的定義嚴謹些比寬鬆些好，行為選擇時有標準總比沒有標準好。對哲學家而言，理想是一種精神，這精神感召人去追求一個更高尚的準則。
「理想」概念比「現實」更容易被人隨意運用。最新鮮的例子就是林大輝議員在上週五早上香港電台的烽煙節目中的言論。他說，無論你們甚麼罷課或佔中，都不可能改變中央的決定，所以泛民應當接受現實，試圖在一些裂縫中尋找次優的出路，並投贊成票通過政改方案，從而保證最後有「守尾門」的機會。林議員還強調「守尾門」是泛民唯一剩下來的理想。你們不難看得出，這番苦口婆心的話裡面的現實包含了「中央決定不變」，隱藏着「中央決定留有讓泛民有出選的空間」和「泛民在歷次選舉中獲得六成的選票」等等現實。而「守尾門」則從不久以前開明建制派主張的「守尾門」是中央的「理想」變成了泛民的「理想」。前者被視為既帶來一人一票的選舉，又能確實保證不會選出一位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後者則有可能讓一位愛國愛港的泛民贏得選票，但不一定得到中央任命。更嚴重的誤讀是對泛民「理想」的認識。泛民的「理想」著眼點不在一次選舉，而是在有永續生命的、公義的制度。沒有這個更高尚的準則 - 公義- 泛民所堅持的就不配稱為「理想」!
暫時離開香港，看看別處的政治理想，那真是琳琅滿目。首先是柏拉圖。他哪一套理想主義哲學和《理想國》的設計都強調精神 或 (獨立於物質和歷史環境的) 理念重要、德性相對惡性的優越、基本的人類價值的可貴, 政治的目的應當是追求（公共的）美善等等論述一直在挑戰現代哲學對物質主義、過分客觀主義和相對主義，也同時推動着許多人對「理想人」和基於正義及和諧的國度的追求。晚期一點的大師首推康德。他那「超越性理想主義（transcendent idealism）」強調心靈的重要性。心靈決定了我們怎樣看世界，所謂真實的世界都是被我們的感觀過濾的結果。換句話說，我們的認知能力也是有限的。推演到政治學的層次，他的1795年出版的巨著《永久和平》到今天依然有相當影響力。事實上，歐洲統一運動能走到歐盟這一步也是拜康德思想所賜。戰爭必然是不可改變的現實嗎？人可以讓戰爭不再發生嗎？康德並不悲觀到認為戰爭不可能永被消滅，可也不至於樂觀到相信戰爭容易被消滅。他強調的是把消滅戰爭，追求永久和平看成是每個人的道德責任，值得努力去完成的理想。最後，不得不提馬克思主義，那是一種結合了科學主義的保證和烏托邦目標的理想主義。換言之是要洞察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然後透過無產階級革命去完成一個道德上值得追求的烏托邦——一個沒有階級剝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友愛社會。馬克思主義和它的信徒毛澤東的烏托邦（一種超越現實世界和超越人類經驗的目標）對們祖國的影響多大就在此不贅了。
上面是政治哲學關於理想主義的論述。政治理想主義在實踐方面有哪些顯例。我想推薦南非。1993年以前，南非是一個厲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殖民地。白人統治的殘酷，和黑人的苦難是人類歷史最可恥的污點之一。改變南非歷史的有兩位偉大領袖 -- 曼德拉和涂圖。他們的政治理想異常崇高。前者在於終生抵抗白人的宰制，也反對黑人的宰制；他擁抱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民主和自由的社會，使所有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機會。他為了這個理想而活，也願意為這個理想而死。最後，曼德拉領導的獨立運動成功了，並於1993年建立新的民主國家。建國後，涂圖大主教負責一番史無前例的政治事業，掌管《真理及和解委員會》，特赦了一些當年犯了極端殘暴的犯罪份子來換取他們透露犯罪的真相。目的不是報復或懲罰，而是要走一條艱辛的懺悔、寬恕與和解的大道。這種崇高的理想正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勝利一方的西方盟國所索取的，對戰爭罪犯報仇的紐倫堡大審形成強烈的對比。
現實與理性的跨越——建構主義
到底現實主義或理想主義哪個是更佳的指路明燈？答案委實得來不易。澄清理論含義是一回事，應用不是紙上談兵所能確知，還得需要行動去驗證。關於政治學的檢驗，福山教授2012年的書《政治秩序的根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我們在遠古時代的祖先的確是生活於一種你死我活的無政府狀態，後來才發展出粗疏的社會組織，再而孕育了越來越成熟的政治秩序。這個漫長的發展的最後根源還得從人異於禽獸這事實去尋找。進化生物學家比較人和猩猩的基因，發現有百分之99是相同的。這百分之一的基因就決定了人類有能力發展語言，宗教和抽象思維等禽獸不能為的事情。進化生物學家也發現遠古人在五百年的進化中，腦袋大了三倍。原因可能是要提昇彼此合作或競爭所需要的認知能力。這也是為甚麼後人把人種稱作 homo sapien, 思考物種的原因。心裡學家和生物學家也發現擅長創造複雜組織的人群常常在戰爭中獲勝。猩猩也懂組織，但是不擅長語言，所以無法發展高水準的社會組織。語言也讓人類可以把現象抽象化為規律、因果理論和心智模型。因果理論和心智模型產生宗教。宗教在歷史上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 -- 建立道德性行為規範和促進社會凝聚，從而超越工具理性和自我利益的侷限，有助於更廣泛、更有保證的永續合作。經過幾萬年的沈澱，遵守規範及合作深深根植人性之中。當規範被添加了內在意義，就演變為「追求肯定的奮鬥」，亦即一個人應得的價值或地位被其他人所肯定。「追求肯定的奮鬥」超越個人層次時，便昇級為追求對制度「肯定的奮鬥」。福山說今天我們看到的法治、自由、具合法性權威的等等優良制度都是前人排除萬難辛苦的「追求肯定的奮鬥」的成果。
我把你們今天的罷課行動也看成為一種「追求肯定的奮鬥」，這奮鬥不是為了獲得甚麼私人利益，例如虛榮，而是希望為香港人爭取一個有尊嚴的身份；你們甘心冒成績甚至前途受損的風險，不外是為了希望香港獲得一個公義的政治制度。這是崇高的理想。不過，也得考慮實際。就讓我們回歸現實與理想的對話罷。
現實主義的強項是界定人類行為（或社會實踐）的限度，它提醒我們行動之前要對環境條件進行充分瞭解，它那工具理性的成本收益計算是不錯的技術。不過現實主義的弱點在於它背後的功利主義色彩、對自我利益的崇拜、對權力的過分重視和對人文基本價值的輕視。現實主義因而有轉化為宿命論的風險，使人變為啞忍不公義的旁觀者，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使人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甚至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熱量的人們。至於理想主義的好處則在於克服了現實主義的保守，恢復了人能行動的信心，和點燃了推動社會進步的熱誠。它最危險的缺點並非忽視現實而盲動，而是把己方的理想看作是唯一的、最正確的目標、而不擇手段地去貫徹，最後使理想演變為專制獨裁的統治。柏拉圖的理想城邦便包含了這樣的專制元素；馬列史毛主義的極權式實踐就更不必說了。
現在，我們有了足夠的理論背景去認識跨越現實與理想的侷限的建構主義了。首先，制度是人創造出來的，不過久而久之制度可能因為環境變遷成為/窒礙社會發展或違法公義的枷鎖。這時候就有必要改革制度，而建構主義便正派得上用場。「經驗學習」和「社會實踐」是建構主義的重點。它認為行動是一切關係結構或制度的源頭。在特定時空裡，前人建立的關係結構或制度或會侷限了社會的發展，面對這個問題，現實主義強調關係結構的韌性不是人所能改變的，而理想主義則較為相信人定勝天。而在建構主義者的眼中，「時勢造英雄」和「英雄造時勢」不是相互排斥的現象。「時勢」和「英雄」(社會科學語言是structure 和 agency)具有互相影響的關係。這個關係的發展結果，基本上取決於新舊經驗的碰撞和學習的結果。現實主義所說的政治利益，例如國家安全或福利繁榮都既非客觀已知的，也不是既定的，而是處於特定歷史和環境的人相互主觀地共同建築起來的, 是人建構自己的認同和人家賦予他的認同的結果, 也是一個自我肯定和互相肯定的過程。追求肯定和追求認同也就構成制度改革的動力。制度建構因此是一個開放、論辯和溝通的旅程，形成一條新舊體制鬥爭的路徑。路徑也許崎嶇，不過歷史告訴我們，不少的政治制度被社會實踐改造或推翻。例如，從歐洲煤鋼共同體發展到今天的歐盟這個「歐洲整合」現象可以解釋為一個結構主義的工程。其歷史背景是百年多的戰爭（其中兩次是世界大戰）、其原始推動力來自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理想、其創始成功端賴一班逾越了極端民族主義和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其基本制約是美蘇冷戰關係的現實，其關鍵手段是按個別政策的功能需要建構跨越國家的一種管治秩序，並逐步限制國家主權、其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多方面融合的生活共同體、其發展的結果是第一解決了「好戰德國的世紀問題」、第二建立了一個有實力的經濟體系、第三開創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具有中央權威的跨國政治秩序、最後除了憲制統一方面遭遇挫折外，其他領域都達致高度的融合。「歐洲整合」是史無前例的突破國家主權的政治創新。其經濟、社會、法律、公共政策方面的融合遠比「中港整合」成功。分析的關鍵是歐洲人對一個超越性精神價值在實踐上的堅持，而我們卻停留在大一統的封建思想、物質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情意結。從政治上而言，我們辜負了鄧小平的崇高理想，錯過了建構一國兩制這個新秩序的良機。鄧小平理想的崇高不止是容納差異的基本精神，也在於對中港差異的尊重和讚賞, 甚至在於他對差異可以共存在一個新秩序之中的信念。今天，過分強調「一國」的最大風險就是「兩制」差異被蠶食而亡, 除非香港人爭氣。。
結語——爭氣， 必要被人小看啦!
開始時提到 Ada 那篇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對話，現在讓我用 Ada 的另一個抱負--藉著音樂促成品格教育——來結束今天的演講。
2013年她擔任剛成立的 董事，開始籌備改變心靈的大型音樂劇。當年9月20-22日首映《震動心弦》非常成功。今年9月12-14日上演《逆風》更是百尺竿頭。《逆風》音樂劇有一首重要的曲子叫《豈可小看我》。其中的一段正好為大家打氣:
豈可小看我
四圍有人潑我冷水
沒白晝 只有晦暗 縱有美夢 也要告吹
但我聽心裏說話 既有志願快快去追 高飛豈可小看
夢想似太遠 看我有無鬥志決心
若我肯定 夠努力 鐵杆最後也會變針
為理想 不怕困累 哪怕血淚 哪會變更 高飛
豈可小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