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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經研究中心在上周發表文章，探討回歸後到佔領行動前，青年參與政治的熱烈程度。
智經結論：「老投族」左右大局
該智庫恆常發表時事評論，在1月29日發表題為《後佔中時代：青年是否覺醒？覺醒了又如何？》，用過往投票數字及參政年齡來反映青年參與社會事務的變化，值得一看。文章的結論是：青年的訴求可以透過爭取其他年齡階層的支持實現。但若單以年齡論，無論年輕人如何投入選舉政治，在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下，老一輩才是未來左右大局的群組。
要注意，評論引用的數據，只到佔領運動之前。佔領運動之後的變化，日後才知道。
下列為重點：
1. 回歸後，18至20歲的首投族的投票率，一般較整體投票率高，直至2011及2012年選舉，比例下降，低於整體投票率。18至30歲的投票率則一直較整體低。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強推新界東北發展，去年將大綱圖提交城規會，城規會收到逾50000份反對意見，然卻未有安排足夠會議供市民申述。今天是城規會安排的最後一次申述會議，關注團體東北城規組及村民在城規會上，連番追問政府官員也不獲回應，於下午以擋門方式，要求城規會為行政失當作交代。行動中一名學生被一名在席政府代表施襲受傷，後腦著地須送院治理。警方到場後未有拘捕施襲者，會議亦隨之中斷。會後城規會主席周達明稱當時場面混亂，警方也調查當中，不透露施襲者身份及作評論回應，但據悉施襲者為規劃署城市設計及園境組高級城市規劃師吳曙斌。
my little airport，你知道他們嗎？《浪漫九龍塘》、《牛頭角青年》、《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今晚到干諾道中一起瞓》，有印象嗎？
由林阿p 和nicole 等人組成的my little airport，一隊很香港很地道的獨立音樂組合，伴著我已經十年。或者因為年紀相若，從讀書時期的青澀、拍拖的躁動，到工作、社會民生以至生命之廣，一路走來，我有時覺得，聽著這些歌，我就不用再急於找甚麼人明白自己；我有時又想，如果我認識阿p 或者nicole，我們應該可以談過通宵達旦。
2003年阿p 和nicole 是樹仁學院新聞系同班同學，因為上課太無聊，下課後便經常到同學Josephine 所開的精品店（《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專輯內的Josephine’s shop）流連。當時店內放有一支木結他，阿p 拿來創作了一些以女同學名字為歌名的歌，並引誘同學們加入唱作，樂隊初時有三位主音兩位結他手，但最後只剩下阿p 和nicole 二人一作一唱，並在睡房錄製作了50張限量CDR demo，以$18 強迫同學購買，一星期售罄。(*wikipedia)
十年以來，他們一貫我行我素，溫柔大膽，夢幻地寫著現實。
某幾首歌他們寫了性愛，某幾首歌他們唱了粗口，或者因而受到批評，但在現實裡，是不是人人活得清高就是烏托邦？面對生活的不公不義，柔弱女子也難免小聲爆粗。
事到如今，當新界東北巨大的城市利益再不能簡單地以一買一賣、賠償與籠絡方式解決，對於怕事官僚（e.g. 曾蔭權）來說或許會先另謀一下對策，事實上曾蔭權亦為十大跨境基建的政治任務採取積極的拖延策略。但對於現屆一個與民為敵的管治者（e.g. 梁振英）來說，它就有必要以直接暴力的形式粗暴地實現，這是加速開發土地大計中的「必要之惡」。
所以，與其說今日城規會一個高級規劃師暴力襲擊關注東北人士的事件只屬一場天雨路滑的忽然衝動，倒不如說，這根本是一套內置於現有城市規劃粗暴體制內一種恆常的死亡驅力，反覆地在一個我們自以為文明的城市出現，及在各種城市暴力的事件中反覆地被歸類為個別事件。
我們慣於認為暴力只會出現在一時一刻的畫面內，但請想像一下，當今香港人的城市生活空間，竟然由一位不僅終日躲在辦公室使用規劃圖則抽離地實行強拆暴力，更從不介意在現場行使肢體暴力的人來規劃，何其恐懼。今日畫面讓大家看到一種荒謬的暴力，而你又是否感覺到每天我們都身處在各種荒謬的城市空間，受著荒謬的委員以荒謬的論述與邏輯支配？
看見暴力的畫面，必感憤怒與痛惜，但如果讓更多人看見的是整個城市暴力的體系，大家才會知道規劃自由自主的可貴，去珍重它、捍衛它、重奪它。踏上尋找到普遍被壓迫的政治主體，並讓其普遍化的過程，新界東北運動才有希望。
週日凌晨，一段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殺害日本人質後藤健二 (Kenji Goto)的 網上影片曝光，日本政府在不久之後表示有關片段「高度可信」，徹底摧毀了一度以為有望營救後藤的眾人最後一絲的希望。事後有人認為兩名日本人質被殺害是咎由自取、與人無由，更認為日本政府根本無需要派人營救；另一方面，媒體廣泛報導後藤疑似用摩斯密碼傳遞信息叫人不用救他，也令不少人佩服他、認為他是真漢子！他們認為後藤至少勇於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大概說這些話的人並不知道後藤健二其實是個什麼人，才會講出一些「刻毒、無知、冷血、涼薄」的話來；才會在日本人質被斬首之後，驚覺「而我不知道後藤健二是誰」。
關於後藤健二
後藤健二1967年生於日本仙台市，1991年從法政大學社會學院畢業，是一名自由記者，也同時是媒體製作人、紀實文學作家、社會工作者。後藤已婚，與現任妻子共育有兩名女兒、與前妻亦育有一名女兒。
後藤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早於1997年正式受洗成為基督徒，並加入日本基督教團及東京都大田區田園調布教區。後藤每次出外採訪都會帶著牧師十多年前送給他的《聖經》，他曾經表示為能活在這個時代而感恩，並說如果命喪「他鄉」會很寂寞，但「知道天父、耶穌會來迎接我，就不會寂寞」。
文／Louis
從926學民思潮和學聯衝入公民廣場開始，雨傘運動隨此開始，為的是港人命運自主和爭取平等的選舉權，而運動亦觸發了一場大型的佔領運動，儘管現在在金鐘立法會外只餘下少量抗爭者持續留守，但政改紛爭此刻尚未告終。雨傘運動可說是史無前例的大型佔領運動，這場運動可說顛覆了不少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有不少性／別現象，值得我們深思，究竟在香港，性／別眾生是否真正平等？
甚麼是性／別？
在探索雨傘運動中的性／別現象前，首先需解釋「性／別」是甚麼一回事。性別的意思，很多人都理解作男女的意思，但其實性別所牽涉的不止是他的身份，還有種族、階級、身體等，這些差異也與性別有複雜連結，而性別之間存在不同的可能性，從跨性別之中可以看到，性別不應作簡單二分，所以斜線正正表達出那種流動性，而性／別也包含着有關性愛方式、性向等的有關性的元素。1
性別氣質的打破？
藍小姐今天去Interview──面試形式係小組討論；題目係Visual Arts（視覺藝術）可否取代Liberal Studies（通識教育）。
同組有一個已教畫15年的女人，育有一子──藍小姐心諗：假設她讀大學時已開始教畫，22歲畢業，現在起碼34歲──她忽然講到小學視藝課應以打好基礎為本。
藍小姐不同意。藍小姐覺得基礎這東西「好死」，最緊要係讓小朋友享受藝術，並培養他們對藝術的興趣。藍小姐認為，藝術的基礎可以透過多練多畫而掌握。但是講到底，基礎包括的範疇那麼廣闊，並非只是敷衍地教授直線、曲線、比例、透視就可以。所以藍小姐認為，應該放手給小朋友自由發揮，更要避免讓所謂的基礎訓練規限了小朋友的創意。藍小姐明白，這些他們以為的基礎技巧，其實都只係概念。教一次，讓小朋友記在心中，再多加磨練就可以啦。
但藍小姐對她們錯誤的教育方式感到很不滿──難道要在每一堂，都強迫性地捉緊小朋友的手，把他們童稚天真畫出的直線，強行地扭改成「教師」自身認為的「完美直線」才可以嗎？難道不正是因為這樣，才使小朋友開始厭惡上視藝堂嗎？
丟棄垃圾，破壞自然。郊野被垃圾困擾，垃圾量創下十年新高，人均每次上山的垃圾量為330g，等於每人遺下41個膠袋，11個膠樽或110個雲吞（紙巾）。
膠袋、紙巾，真是郊野垃圾的元兇？按上年出版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第九頁)，郊野公園的垃圾屬於家居垃圾，撇除郊野較難出現的廚餘，日常最常丟棄是膠袋，佔家居垃圾的8.3%，而其次是紙巾、紙包飲品的紙類垃圾佔7.4%，生常日活的隨意會否影響郊野呢？觀察所得，郊野公園的垃圾亦以膠袋和紙品居多，早前被受關注的大東山和鳳凰山的垃圾堆，遊客多遺下食物袋、包裝袋、紙巾。諷刺是，在山上被抛棄的其實不是垃圾，而是資源。佔最大份額的膠袋，回收轉化為原材料聚乙烯，每噸價值3,226元，人人只要稍稍改變習慣，用上手巾，紙巾數目也可減少。只要自己帶走，一件不留，做好回收，垃圾不再是問題。
丟下垃圾時，又否想過收集垃圾的苦處呢？
文：庸生
原文刊於此
今年奧斯卡大熱電影《飛鳥俠》，講述主角Riggan年輕時因飾演超級英雄飛鳥俠而紅極一時，但名氣就如電影開首的流星畫面一樣，是「剎那的光輝」，隨時間過去Riggan已漸被世人遺忘，為了重新受到大眾注視，他不惜賣掉房子也要斥資製作一部舞台劇。
從事藝術的「偽術家」
Riggan於影片早段談到自己年輕時辭演了飛鳥俠，更不斷踐踏一些演員如羅拔唐尼等靠拍攝商業性的超級英雄電影而名成利就，亦強調自己今次之所以自導自演舞台劇全為了「藝術」，一度讓筆者誤以為這部電影是以主角從事藝術所面對的阻力等作為主題。怎料，Riggan悲憤地向前妻指出報章報導佐治古尼而對他隻字不提、發現自己被配角搶去風頭後大動干戈且動武、同時反覆為報章對於自己的評價而煩惱，此時筆者便了解到，雖然Riggan對於從商業電影得到名利而反感，但並不代表他是真真正正「熱愛藝術」。正如他的女兒所言，Riggan只是希望借今次舞台劇而重奪世人目光，亦如影片中的藝評人所言，其辦舞台劇不是為「藝術」而是為自己。
梁振英一意孤行強推創科局，目的不外乎假借資訊科技界從業員之口，迫使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放棄加入不合作運動。本人作為資訊科技界一名資深從業員，深感極大侮辱，特此纂信，以正視聽。
近日以梁振英為首的港共傀儡政權，明知所有立法會撥款申請最終只會在建制派議員助紂為虐底下一一通過，不斷將全無爭議性的民生方案從立法會議程抽起。手段極為卑鄙無恥，強權高壓底下竟然還使出綁匪勒索式的手段，把漁農基金撥款申請抽起，意圖迫使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創新科技局大白象工程撥款。這種與民為敵，濫用權力，犧牲大眾利益以達致個人政治目的的特首絕無資格要求泛民主派配合。
泛民主派實行不合作運動之目的本為爭取梁振英政府重啟政改，從而達致2017年特首選舉能以真普選形式底下產生一個有認受性的特區首長，實為正義之舉。一位有認受性的特首對化解香港長久以來行政立法對立關係極為重要，香港泛民主派爭取民主政制30年而無一功，不斷延續我城之亂政，與特區政府一樣責無旁貸。泛民主派的短期目標理應為全面杯葛梁振英政府施政，以收施壓之效，從而爭取一個可以長治久安的制度。莫乃光議員絕不應因小失大，厚此薄彼，貪一時之小利，放棄與其他階層及界別一直努力爭取民主的市民共患難。況且，資訊科技界從業員從來對創新科技局之效用深存疑慮，業界對爭取民主盡心盡力之人比比皆是，絕大部份願意為香港民主犧牲短期不確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