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數百人選擇參加支聯會主辦的爭取中國人權遊行，在下午三時許由遮打道出發，終點是西營盤干諾道西中聯辦門外。對不少沒有提早離隊的遊行人士來說，這次示威相信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事緣在示威結束時所發生的連串衝突，帶出了三個問題：一、為何警方要無理打壓香港市民的表達意見自由？二、警方為何要在不必要的情況下，不先發警告便向示威人士施以武力？三、支聯會大老們究竟如何看待示威民眾？

〈以下內容主要根據筆者在現場觀察寫成。歡迎其它在場人士補充，讓大眾了解當時的情況。尤其是就沒有爬上車頂的兩位被捕者──陶君行和另一名示威人士──的被捕過程，筆者特別希望有人詳細描述。〉

警方打壓表達意見自由

由中環走到西營盤，一路相安無事。但當殿後的長毛等社民連/四五行動成員準備將棺材送到中聯辦正門時，一場警民衝突宣告展開。當時，大部分示威者都已經圍繞中聯辦走了一個圈。當回到干諾道西中聯辦正門附近時卻發現警方正在阻止示威者抬棺材到中聯辦門口，於是不少遊行人士齊心高喊「開路」等口號。由於警方堅持不讓棺材通過，最後示威者便強行闖關，以捍衛自己的示威自由。

提起「十一」，除了記得是自己的出生日子外，不知為何，總記起七十年代中在澳門渡過的某年國慶節：在街上一片五星旗旗海中，母親牽著兒時體弱多病的我，步往工聯會的工人醫療所。我一直弄不清楚，是我記憶有誤，還是工人醫療所的醫生與護士真的連國慶節也不放假，為人民服務。

我當然不會知道，文革末期的中國大陸人民如何過國慶節，就連澳門當時是如何，我也沒有太多印象。事後看來，那真是奇特的節慶。1966 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跟香港的「六七暴動」相反，經此一役，葡澳殖民政府面目無光，想把澳門交還中共，親國民黨組織幾乎要挾著尾巴逃走，北京政府卻暫時拒收澳門，但親北京組織全面控制了澳門的民間社會。十一國慶節當然成為公眾假期，從此熱鬧非常。

不過，除了五星旗海之外，在澳門生活的那段日子，我仍然感受到這個小城的殖民氣息。原因不單因為北京政府不想立即收回澳門，而是這個社會的變化實在太少。除了有權勢的葡萄牙人不再敢對草根華人太粗暴，以及可以大肆慶祝十一國慶外，一切似乎不變，甚至「一二三事件」的勝利者也拒絕變化，這種情勢想起來也實在不可思議。

(圖：東涌 2009.09.27)

正在展出的「上下斜睥：李香蘭上・下禾輋原稿展」，迫爆aco，連可遙看跑馬地的窗都封埋，變成鳥語花香的新界鄉村；而牆邊一角，晾衫竹更掛住阿婆著過的婆仔底衫褲。為免羅永生與張少強兩位教授要在婆仔底衫褲下進行新書發佈，「為什麼還要討論香港（後）殖民？」遂移師獨媒辦工室進行。

沒有了婆仔衫，換來的竟是國慶巡行的鑼鼓宣天。自遷入富德樓，見識過無數大小遊行，愛國的、愛港的、愛港又愛國的，都在眼底走過，卻沒有像這次的精神刀裂後現代。不怕失禮，從聚精會神的四十多名聽眾中穿過，靠在窗邊─沒有比這更詭異的表演─從三點式森巴舞女郎(什麼？這隊伍是麗星郵輪？)、到米老鼠夾着大耳朵推着三層大蛋糕緩緩前行─圍觀的人不多，以自由行居多。我想，他/她們大抵也跟我一樣，對兩種(甚至更多種)中國人的冷熱差別莫明奇妙。

十．一將近，鑼鼓喧天，原來又一個「國慶節」。不過，對於和筆者這個年紀一樣，上半生在香港過慣了一個悠長的「國慶之月」的中年人來說，無論煙花放得多麼燦爛，燈綵結得多麼堂皇，都總不及當年每到十月都經驗到的那種眼花瞭亂的「國家震撼」。

戰後的香港，並沒有官式的「國慶節」，你要在英女王壽辰當日，以帝國子民自居，為帝國搖旗吶喊，宣示政治忠誠，原來也是一個非要有「高等華人」資格不可才能參加的活動。但是，一到十月前後，街頭巷尾鋪天蓋地的旗海，都能令你想起「國家」。只不過，這些「國家」的內容是如此複雜凌亂，「國家」的象徵是如此矛盾和斑駁，「國慶之月」的熱鬧，就活像一個墟市。

十月的香港，一定是紅旗遍地。街頭那列五星旗陣背後的大幅毛主席像剛好卸下，街尾那片青天白日的旗海，蔣公在上揮手，萬民在下搖旗的畫像，就會在四五層樓高的竹棚掛上。可是，官津學校內，沒有任何老師會給你在班上解說這些有趣的符號，要明白這些「能指」背後的「所指」，除非你當時也會付錢購買那些非左即右的報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