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軍事政變，總統府被炸毀，社會主義派的總統阿葉德死在裡面。政變的軍隊逮捕並殺害了數千人，其中一人是智利最重要的民謠歌手，Victor Jara。
Jara於1935年生於智利農村，父親是佃農，母親是農民兼歌手，經常在農村的婚禮或慶典上演唱。
少年時的Jara熱愛傳統歌謠，深受智利民歌之母Violeta Parra和詩人聶魯達影響，也在學校中學習劇場。不論是為了他的戲劇或音樂，他都經常到鄉間去蒐集農民歌曲、向他們他們學習。
到了1960年代，他開始在聖地牙哥的咖啡廳演出，並逐漸被視為最有才華的新一代民謠歌手。
1964年，Jara認識了阿葉德，左翼政黨「人民陣線」（Popular Unity）的領導人，他在此前競選過兩次總統但都失敗。在那年的總統選舉中，阿葉德和Jara及其音樂人合作，希望透過音樂去傳播進步意識，卻再次敗給一個右派和中間派聯合推出的候選人。
（獨媒特約報導）由女同學社主辦的首屆香港同讀文化節昨日正式開幕，社會對於性／別文化愈漸開放，對性少眾的接受程度亦愈漸更高，同志平權遊行的參與人數亦愈漸增加，但似乎仍未有足夠力度改善性少眾處境。首屆同讀節希望以文化入手，軟性改變公眾對性少眾的看法。出席開幕禮的大愛同盟黃耀明認為，同讀文化節比起遊行更有效，他直言同志的活動，往往與消費有關，如「扮靚」，所以對於是次文化節感到興奮。
擴闊性／別討論空間
（獨媒特約報導）各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正進行換屆選舉，中大學生會內閣「野草」成功當選。獨媒訪問了「野草」的會長及副會長，當中談到對校內事務及校外的抗爭。會長王澄烽更表明，政綱及莊員所關心的議題都很本土。
為何參選學生會？
會長王澄烽表示，參選學生會是因為感受到近年香港有很多不公義。而學生的時間相對較多，所以希望能出一分力去和校內同學一起作出改變。「大學生應有批判能力，和不公義抗衡。」外務副會長郭翠瑩認為，自己兩年前公開試失敗後，修讀副學士時難免被標籤為 loser。她慶幸但期間遇到很好的老師，讓學生能夠去認識一樣被標籤為失敗及不舜關注的一群，如性小眾及較貧困的人等。「曾經和他們同行，所以很理解他們的感受。」
她回想在副學士入學時，先後經歷了反國教、碼頭工潮和新界東北等一連串的社會運動。她感到不能再安於體制內，所以投身了社會運動。內務副會長孔浩名則表示，自己沒有搞開社運，是個相對較「循規蹈矩」的學生。他表示，中學是名校出身，DSE 也較順利，一直都算是體制內的成功。「一直都有留意時事既，但以前的同學可能睬你都傻。」孔曾參加罷課委員會，在雨傘運動的親身參與後，令他希望能夠喚醒更多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同學。「嗯，學生會是一個很好的「身位。」
圖： 反資本主義左翼陣線
文：區龍宇
左盟領導搖擺不定
左盟本身本來就是各派的聯合陣線，有強大的激進聲音，例如當中的《左翼平台》（Left Platform）。在左盟外面，也有其他左翼，較大的有希臘共產黨，較小的有《反資本主義左翼陣線》（Antarsya）。這些左盟內外的左翼，一直認為左盟領導齊普拉斯本來就有點搖擺不定。左盟原有的綱領是推翻債務協議以及銀行國有化，但齊普拉斯兩年來已經慢慢修改為與三頭談判局部撇債，也不提銀行國有化。
與右派結盟惹爭議
為了處理垃圾的問題，中國近年正在急速地興建垃圾焚燒設施（焚化爐）來作為填埋（堆填）項目的補充。可是，未見垃圾焚燒廠有效處理垃圾問題之前，它所引起的環境、公共衛生和腐敗問題卻是相當的尖銳。
這個個案是來一群武漢居民的無助控訴。武漢市漢陽區的鍋頂山分別在2008年和2012年興建了兩座垃圾焚燒廠－武漢博瑞生活垃圾焚燒廠和武漢漢氐醫療垃圾焚燒廠，前者是北京控股集團和武漢市城管委，後者是武漢市政府的項，每天處理1500噸垃圾。
兩座垃圾焚燒廠不但極近民居，距離最近的生活區不足400米，而且根據中央電視台節目《經濟半小時》在2013年年尾的報導，這兩所焚燒廠未通過環評報告，也未興建污染處理設施，便在人口密集的昌南花園附近焚燒垃圾。
眾所周知，垃圾焚燒過程中會產生各種化學物質，其中為人熟悉的是二噁英，其毒性比砒霜高900倍，也是一級致癌物質，更何況這兩座非法的焚燒廠。根據中國法例，焚燒醫療垃圾屬於危險廢物處理，因此焚燒廠的安全範圍不應該少於800米，即是範圍內不可有任何民居，或工商業區。
自垃圾焚燒廠投入運作，每天冒出黃啡色的煙，天空滿佈有毒物質，附近居民忍受著刺鼻和噁心的臭煙。據居民的不完全統計，昌南花園居住人口1000多人，近兩年患病的人數有30多人，大部分呼吸系統疾病，，癌症患者有13日，近兩年的死忘人數字20人。以下是一些例子:
例子一：
一九七五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找來了一群所謂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展開其市場改革，以求振興經濟。其後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拉丁美洲所有國家一直奉行的「進口代替工業化模式」（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之流弊紛紛湧現：政府以高進口稅保護本地工業，導致低效率及資源錯配，政府干涉也造就貪污機會及尋租活動（rent-seeking activities）。其後更出現超級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人民飽受煎熬。一九八二年八月，墨西哥政府宣布違約（default），無法償還外債，整個拉丁美洲陷入經濟危機，各國政府因而轉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市場改革。
市場改革之謎：何來支持？
（圖片：明報，盧翊銘攝）
有很多時候覺得在香港談政治好像是對牛彈琴，這種對牛彈琴不是因為那班政治冷感的人決定冷感到底，甚至開始覺得如果社會只有一班「我討厭政治」的人，其實還有希望，起碼當問題超越政治層面進到民生層面時，他們會懂得起來反抗。但，現在的香港已經淪落至一個無法想像的地步，就是有權勢的人明明已從眾人的咆哮中理解問題，偏偏供舊裝聾扮傻，打算淡化問題以打發群眾。
這幾年水貨客已為了一個熱門話題。臨近新年，大批水貨客來港掃年貨，滿地水貨，民怨更深。繼上水發生火燒水貨店，小商戶叫好後，剛過去的星期屯門又有反水貨客行動，幾百人響應參與。雖說反水貨客的行動由幾個本土的團體號召，但針對的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落地的民生問題。當中的影響或者隨便問一個住在水貨重災區如屯門、上水的街坊，甚或香港市民都能回答。大批水貨客的出現，的而且確打亂了原有的社區生態，熱點多了專做水貨客生意的店舖，其他小店被逼遷走，所有水貨客所需的日用品都被炒貴，於是水貨客日日賺錢，居民的生活卻大受影響。
水貨客明明是不折不扣民生問題，與柴米油鹽醬醋茶檸檬茶益力多有關，但落在建制的口中又忽然變成很政治的問題。最多的論調是說行動影響香港國際形象，是示威者自私自利純為個人利益的行為，喉舌更加無限聯想把行動視為反所有中國遊客，是某些團體用以宣傳港獨的技倆。
（獨媒特約報導）繼醫學界關注組「杏林覺醒」早前以聯署行動逼使梁家騮進行業界民調，並承諾會按業界意見投票。再有護士界發起聯署行動，就衞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指若北京承諾取消功能組別便會對政改投下贊成票表示反對，更促請李國麟議員不要再忽視業界訴求。發起人之一阿邦更促請李國麟懸崖勒馬：「廢除功能組別換假普選並不可取」
聯署發起人之一阿邦是註冊護士，他接受獨媒訪問時強調，聯署的態度認真，而為了能確保其可信性及說服性，會先核對聯署人士的護士資格才可登記其名字。例如因為護士學生的身份難以證實，因此行動並不接受護士學生聯署。
目前聯署人數突破五百人，阿邦希望聯署行動能為李國麟帶來壓力，令他必須回應聯署行動。他又強調，需要觀察業界對聯署行動的熱衷程度再作行動，約見李國麟議員亦未必是唯一方法。
發起人：袋住先？無可能囉
李國麟自2004年起擔任立法會衞生服務界議員，但立場給人較飄忽的感覺。他早前更被認為是最有機會轉駄的四名泛民議員之一。「雖然他是泛民，但他其實是中間偏少少左，所以才需要挾實佢。」阿邦又表示，實在看不到李國麟在過去有何「豐功偉績」，而他在2012年時只投了白票。「因為功能組別本身就是一件不公義的事情，你仲話交換？袋住先？無可能囉。」
（獨媒特約報導）在去年參與佔領運動的人士蒙受財政損失和人身損害，有見及此，一班專業人士成立「雨傘援助基金」，為因參與雨傘運動而蒙受損失及損害的人提供財政援助。基金由今天開始籌款，公眾可透過銀行或在網上捐款。
「雨傘援助基金」由資深大律師陳景生、醫生蔡堅、專業社會工作者方敏生、會計師蒲錦文及律師張惠儀發起，合作團體包括民間人權陣線、文化界監察暴力行動組、傘下爸媽、雨傘被捕者同盟及社工復興運動等。蔡堅表示，在佔中期間親眼見到至少有5至6人嚴重受傷，所以覺得有需要成立此基金。
陳景生表示，受益人只適用於曾參與去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的佔領行動的人士，在這個時限之後蒙受的損失不在考慮之列。他解釋，9月26日是學生衝入公民廣場，掀起雨傘運動的序幕；12月15日則是銅鑼灣佔領區清場，三區佔領完結。
不會審批行為是否合法
陳景生說，因為基金的資本不是無限，所以會有審核，申請人獲批金額最終由5位受托人決定。申請人在運動期間的行為是否合法不會列入審批條件，陳解釋，因為這是由法庭裁定，基金受托人無權決定。陳認為基金沒有鼓勵不合法行為，因為他們所援助的人若要犯法已在佔領期間犯了，若有人因此而攻擊基金他也無能為力。
上水商舖遭縱火當天，我們剛巧在事發地點10米之遙處做垃圾桶調查。進行這次調查須要整天呆在水貨區，兼且不時「東張西望」－－朋友笑說我們沒有被警察當疑犯帶走，「應該偷笑」。
實驗的設計，是把垃圾桶當成主角，在桶內裝置攝錄鏡頭，模擬它的視點朝九晚五看世界，也看人們如何對待它，並拍成以下短片。水貨區不是我們唯一的實驗場，另外兩個分別在住宅區和商住區。
在後兩個調查點上，清潔工在調查期內只傾倒一到兩次垃圾，但在上水，目標垃圾桶平均每兩小時便要清空一次。清潔工倒完一次又一次，待下午三點終於失守，唯有臨時配置通常只留守垃圾房內的綠色大型垃圾桶－－但大桶只撐了五分鐘。傍晚六時，第二個大桶急急被派上陣，於是兩大一小的桶子彷彿「排排企食粉果」，令原本（行李）車來（行李）車去的街道更見擠擁。要知道，一個大桶的容量相等於五個一般垃圾桶，要不是有大桶撐住，清潔工大概要多倒二十次垃圾，才能「解救」現場滿溢的垃圾和被重重圍困的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