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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在星期二(10月15日)發表新免費電視牌照的報告，當中有線寬頻旗下的奇妙電視及電訊盈科的香港電視娛樂均獲發牌照，香港電視則名落孫山。政府以行政會議保密為由，拒絕透露當中的評審準則；被人質疑黑箱作業。適逢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辦傳人對話「免費電視之路」的講座，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出席時表示，並促請當局馬上解釋為何香港電視「肥佬」。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亦指，是次事件已不再只是王維基或私人公司的事，已因評審中缺乏公平、公正和公開，成為政治事件。今天不單是講座，更儼如一個集會。
周保松表示從這件事看來，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反映了很多香港人的不滿，因為這涉及一些不能違反的政治價值，例如不合理的公共程序。政府作為有權力挑選公共娛樂機構，有責任向公眾解釋為什麼香港電視不被選擇，以行會保密來解釋是不合理和不負責任。最後，他再次指出事件才剛開始，未知會如何發展，但可能會與香港民主化有關連。
獨立媒體（香港）就增發免費電視牌照聲明
政府宣布決定只增發兩個免費電視牌照予奇妙電視及香港電視娛樂，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政府「三揀二」的決定，直接減少本地市民享有多元資訊的權利，窒礙及打擊本地創意工業。獨立媒體（香港）對此感到極度憤怒和失望，發牌及遴選過程完全是黑箱作業，本會促請政府公開交代事件始末，給牌照申請者和公眾一個交代。
電視促進知識傳流，讓公眾緊貼社會時事資訊，愈多電視台及頻道愈能締造多元開放的公民社會。科技進步，令數碼電視廣播頻道可以「無上限」。然而，政府在增發免費電視牌照一事上，前後拖拉四年。今次，得到牌照的香港電視娛樂竟然要「機頂盒」才能收看，而香港電台三條數碼頻道（31-33台）已經進行試播，無需另加機頂盒。本會認為，本地大氣電波仍然由無綫亞視兩所電視台壟斷，所謂增加本地免費電視台其實是語言偽術。
發牌過程不透明
據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表示，2009年12月收到政府主動邀請其公司申請電視牌照。前廣播事務管理局亦早已確認三間牌照申請者皆符合發牌條件，並於2011年7月建議特首及行政會議向他們發牌。多個民意調查結果表示市民不滿意現時兩間免費電視台（即無綫及亞視），要求立即發放三個新免費電視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多次受立法會議員質詢，卻遲遲未有明確的發牌時間表。
圖：香港電視劇集《警界線》截圖（來源）
我仍信努力是奇蹟的另一個名字
我在香港電視任職初級編劇一年有多，昨天政府公佈免費電視發牌決定，我和一班同事由期待到難以置信，到現在的傷心混雜憤怒，心情一直未能平伏。因為我們知道這次失去了的不只是一間電視台，而是大家的一個共同夢想，沒錯，這真的是我們幾百人共同的夢想！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電視今日召開記者會，回應不獲政府發出免費電視牌照。王維基直指發牌過程是黑箱作業，「不透明、不公平、不合理」，「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
不獲發牌感「震驚」
王維基在記招開場時表示，昨日他與廣大的香港市民一樣，收到不獲發牌這個「震驚」的消息。他表示2009年年底，當時的CTI是被政府邀請，主動致電王維基邀請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王維基表示在這「3年零10個月」一直信任政府，這段期間雖然沒有牌照，但一直努力創作。王維基續表示香港電視至今已投資9億，作資本上的投資、營運開支、購買及拍攝節目，外購節目已超過800小時，亦已配上廣東話，自行製作的節目亦超過100小時。王指自己創立香港電視是希望令香港更多歡樂，推動創意工業，肯定香港電視比其他兩個申請者更具條件。他與香港市民一樣，從無人告訴他，為何香港電視的申請不被按納。他又表示，政府為何突然在三個申請者中要3揀2，以及當中的評核標準為何，王表示所有人都被蒙在鼓裡，是「黑箱作業」。
記者問王維基有一個支持香港電視的facebook group有超過30萬人like，他問王維基香港人輸了什麼。王維基回應稱，香港人輸了一個免費電視的選擇，他亦希望不要讓這件事完結，假如這件事就這裡完結，「咁香港仲有無公義」？
《字裡人間》：一生
害羞宅男馬締(松田龍平飾)在電影《字裡人間》中，被辭典《大渡海》編輯部選上，從營業部調職，只因他是一個不擅辭令的書蟲。馬締是個失敗的推銷員，但到了《大渡海》編輯部，彷彿找到他的新生命。
《大渡海》有濃重的使命感，預計用上超過十年的時間，來編纂的一本具時代氣息的日文辭典，興致勃勃的老總口袋裡總帶著一疊空白的辭卡，來記下從日常生活中聽見及看到的新詞語。
馬締的工作需很要耐性，初時他向房東婆婆說，「做辭典比想像中困難」，婆婆問他是不是想放棄? 馬締卻淡然地說：「所以，我打算花一生的時間去做。」
這句說話，很震憾。現在已經很少聽見人說願意花一生時間去做一件事，像小學時的作文題目「我的志願」–我理解「志願」就是願意花時間來耐心去做的事，1978年熱愛踢足球的我，第一次看電視轉播世界盃，非常欣賞阿根廷球星甘巴斯的風采(馬勒當拿還只是個黃毛小子)，於是在文章裡寫：我的志願是當一個足球員。
得來的善意評語是：在香港做足球員是「搵唔到食的」，老師建議我考慮做醫生或律師。當時首次意識到，志願是要能搵食的。
完了吧，如無意外。
我相信這件事還未完的，但我真的很憤怒，很心痛。
還記得跟王維基和香港電視的員工見過幾次面。
第一次，當時就跟朋友與幾名香港電視新聞部的員工見面，當時他們對發牌仍是充滿信心，還跟我們討論了許多有關香港時事節目的缺陷，外國的電視時事節目又是怎樣，時事節目可以創新...聽過一大輪，他們資料及衝勁十足，我真的是感受到他們的這份「想搞好一件事」的熱誠。相比一間hea做，一間亂做，我想這份熱誠就是不少藝員走出comfort zone，幫一間前途未卜的電視台當開荒牛的一大原因。那次是我第一次對香港媒體業抱有希望。後來雖然香港電視表示只會投放少量資源至時事節目，我都覺得這只是營商上的策略性退卻，並不是放棄原則，對它仍有很大信心。
到後來，有團體邀請我到一個討論會，當時王維基就廣邀民間的評論界及廣播界，希望聽取民間界別對電視台的期望及建議。老實說，我覺得他作為一個老闆級的生意人，真的毋須「紓尊降貴」去聽取意見。這次見面，已比以往在公開講座見到他的時候多了點落寞，但他對著我們仍是帶著信心。我想這份拼勁，某程度就是支撐著整個公司繼續前進的精神。(這又令我想起反國教運動開初的景象，不贅。)
最近網上的罵戰，左一句納粹大愛左膠，右一句法西斯排外，帽子互扣，整個討論失去了焦點，令人討厭。這樣的討論真的能夠尋找共識，謀求出路和突破點嗎？
好了，回到正題。我一直都認為家庭團聚是人權，不應因政治因素而剝削這類的基本權利。這樣的話，問題就來了，到底應該由誰來審批呢？現時香港貌似是一個行使著高度自治權的地方，但現實上人口政策(說準點，就是單程證制度)不是由香港政府負責，基本上由中國的地方政府作主導，香港在這方面連地方政府都不如，還談甚麼自治自主呢？
1. 單程證審批權
綜合左右翼的主張，其實大家有著同等的訴求—奪回單程證審批權，只差在如何落實此主張。我認為，早前一些朋友提出先落實由中港政府共同審批單程證的制度，亦不失為一可行的建議。可是這個主張在現時的泥漿摔角下，幾乎未為注視，實在可惜。
話說上個月全運會中，香港男子欖球隊在決賽意外敗給山東隊後，香港媒體掀起一輪「黑哨」的指責。筆者翻看比賽，即對所謂「黑哨」指控提出幾點質疑，並將意見寫成「黑哨乎？失實報道乎？」一文。該文主要以以下三個觀點以指出港媒的「黑哨」指控理據薄弱：一、旁觀者根本難以肯定導致港隊球員梁鵠岩被判黃牌被罰出場兩分鐘的動作是否真的犯規；二、香港媒體賽後所說港隊在最後兩分鐘被判罰八次根本與事實不乎（實情是港隊在最後三分半鐘被吹罰四次）；第三點則是純粹回應網上運動網站《體路》對於球證不補時的指控。事實上決賽時球證對補時的處理絕對符合欖球賽例。
在該文末段，本人提到球證不是內地人，但因為撰文時間緊迫，沒有明言這一觀點有何用意。沒料到很多讀者似乎以為我在暗示洋人就不會收黑錢。但我提出球證是洋人，只是因為相信不少人因為對內地運動體制不信任而傾向認定球證是黑哨或者是官哨，所以希望指出球證本身不是內地運動體制中人。經此教訓，似乎日後筆者也不能因為時間緊迫而不將自己的觀點講得更清楚。
球證似乎沒有問題
這是牛「十仔」的故事 。
很多人以為：要是不喜歡某些生物，不想他們生活在自己附近。只要打嚇驅趕，他便會消失。其他生物消失了，人類便可「唯我獨尊」，發展無憂。被你驅趕打嚇的生命，以後性情有何改變？對人的認知變得如何？及後會流離到那裡？那裡又有誰正準備趕絶他們？
朋友告訴：八年前，三位愛音樂的少年，在沙灘一小角，開始了梅窩音樂會。八年之後，音樂會變音樂節，一角沙灘變一整個梅窩，狂熱結合啤酒嘈音垃圾。每晩加時至十一時，歡呼一浪接一浪。十時半老街坊被吵醒，跑上街頭吵吵鬧鬧，說要報案。警方說主辦單位早已申請，超時在所難免。我們一向了解，鄉村法大過香港法治，孔明燈一直照放，炮長年年都燒，每每倒泥頭，填好片濕地，去建丁屋。
主辦單位兩周前要求牛保育組織合作，想在活動期間，把17牛趕入千呎官地，並關上門鎖。
合作不合作？合作，其實有好多種方式，必要先以開放及進步思想，理解什麼是合作與抗爭。才去想，應如何合作。
「梅窩牛牛之友」（簡稱fomc），絶對有理有情，去支持本地及社區活動。唯有希望舉辦活動之餘，同時關顧社區原有之生態環境。以提昇人民風景與心靈為目標，重視環保。
fomc樂意配合，於一年一度大型音樂會期間，協助人牛共融。但合作方式，不是完全依主辦單位之要求，把牛趕走並困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