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ale of two cities, here and now

今天，十月一日，這邊廂，灣仔金紫荊廣場有數以百計的遊客、官員和賓客觀看國慶升旗。特首曾蔭權致詞時，強調香港應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及國際化，提升競爭力及配合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那邊廂，在荃灣一家社區中心，約一百位社會服務使用者、從業員、社工學生、學者、工會和民間團體等，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成立「關注社會福利規劃平台」（下稱「平台」），參與並見證「福利規劃」的旗幟豎立，要求政府承擔社會福利規劃的責任。

沒有規劃可言的諮詢文件

對上一次政府發表長遠福利政策的文件，已是1991年的《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自此之後，除了1999年的檢討外，就要等到今年四月才有新一份的《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諮詢文件》。然而，諮詢文件一出籠，便換來社福界別的抨擊。

平台成員在今天記招，力陳缺乏規劃的後果。城市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甘炳光指出，沒有規劃，政策實施與否只靠長官意志，基層市民以至所有持份者也難以參與決策，社會服務機構也只能開展短期服務，缺乏方向。

以前的諮詢如何？

　　十年前的我，剛大學畢業，滿懷理想主義，一心希望投身革命事業，雖死無憾。雖然受身邊朋友影響，時刻警惕著個人英雄主義，但是無可否認，心裡仍不時憧憬著能夠改變社會；至少，能在社會變革裡，殘留一點屬於我的碎屑，於願足矣。

　　十年過去，社會未有半分改動，運動的形勢沒有進展，基層民眾的處境更差。夜闌人靜時，總會自問，走下去，社會主義真的會實現嗎？

　　我很喜歡看自傳，尤其是曾投身革命的先烈。看《雙山》、《鄭超鏻》，想像當時處境，以及面對的革命形勢，總令我神往，更不用說《馬克思》、《托洛斯基》等等。他們經歷的那個革命年代，如果有時光機的話，我會毫不遲疑投進去。

　　我（們）都是凡人。──最近與阿蘇，因著街工內部問題，爭執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最後總會相視而笑，然後，不約而同地說出這一句：我們沒有能力，亦不能期望，能夠解決所有問題，更不能幻想，明天革命就會降臨。我們能夠做的，只有堅守崗位。堅持我們認為對的，並且無怨無悔。

　　看完《就是一場馬拉松》後，心理狀況平衡了一點。十年，只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還有很多先行者，梁耀忠是其一，亦相信是當中最悶的一個。

紫田村村民在今年八月及九月九日，成功阻擋了政府兩次的收地行動。上週，紫田村村民的司法覆核的申請敗訴，昨日亦申請禁制令失敗。法律渠道不通，注定紫田村村民今日難逃被清場。上次九月九日的清場行動，劉皇發到場調停，今日他當然不在，剛巧在台灣參加「香港區議會主席」訪問團團長。《明報》的即時新聞，幾乎照抄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稿，說「由於得到紫田村村民普遍的理解和合作，政府今日成功收回屯門第54區第2號地盤。 在近200名地政總署及警務人員大軍壓境之下，你還可以不「理解」及「合作」嗎？

日前中大學生會會長黎恩灝向中大全體師生及校友發表公開信，題為：「中大人的驕傲: 給中大人的家書」。我身為中大校友，閱畢全信，不禁汗顏。與其說這是一封叫中大人引以為榮的家書，倒不如說是感激皇恩浩蕩，對沈祖堯校長批准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的感謝信，及學生會會長對民主女神像成功落戶中大的慶功演講辭。

公開信只在末段表示「如果校方與同學對神像的安排和方案在商議過程中仍存在重大分歧，我們相信全民公投是一個出路」，卻由始至終沒有提及中大校方及學生之間究竟有甚麼重大分歧，當然也沒有陳述把民主女神像安放「文化廣場」或火車站廣場之間的利弊，更沒有重申學生會的立場(除非「公投是出路」就算是一種形式主義上的立場的話)。如此關鍵的問題，整封信幾乎隻字不提，卻花大篇幅去講述火車站廣場與民主女神像如何結合得天衣無鏠，看來這是讓學生會會長最感驕傲的事了。要不是看過新聞報導，還真會以為民女已經找到好歸宿，中大人和市民可以齊齊慶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