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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剛在報紙上發表《老老實實，是不是要革命》一文，把佔中公民抗命，等同民主陣營「為所欲為」，要搞「自決」、「獨立」、「革命」，最後「同歸於盡」。
這些話出自行政會議成員，令人更加懷疑他的智力。公民抗命，但不拒捕，反而單方面忍受警察的「合法」暴力，則「為所欲為」一方，只能來自警察，不可能來自公民抗命者。既然如此，演變為流血鎮壓常見，而演變為革命罕見。
和理非，犯和超
舊民運講來講去「和理非」，已經不夠了，已經被新世代超越了，變成「和理非犯超」：犯，就是不怕犯法，以犯法達義；超，就是在政改上不怕超越中共劃定的框框。這是新世代對港人的一大貢獻。現在學生們號召罷課，更是大張港人民氣。這些手段能夠給統治者壓力，但此遠非革命，請黨棍不要肆意抹黑。
對於「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爲三跑道系統」環評報告之意見
第二部份：第三條跑沒有需要興建，並有可行替代方案必須加以研究
1. 本意見書集中指出，環評報告書（下稱「本報告」）的主體「第三條跑道」（下稱「三跑」），沒有需要興建。
2. 根據有關環評報告的技術備忘錄，所有環評報告必須包括 NO GO （即工程不進行）的選項，本報告對此沒有討論，因此犯了基本性錯誤，是不合格的，環保署署長應予否決，以及不可以發出環境許可證。
3. 本報告機場管理局討論需要興建三跑的理由，單純以航空業「增長」為基礎，聲稱機場接近飽和，必須興建三跑應付。以下將根據相關數據論述，機場管理局的聲稱是片面的和誤導的，以及沒有反映自身管理赤鱲角機場的失效。
2014年7月16日，我向環境保護署遞交了一份意見書，談第三條跑道環評報告中有關中華白海豚的部份，指出其嚴重缺失和錯誤，認為報告不合格，環保署署長不可以發出環境許可證。稍後會再遞交另一意見，指出第三條跑道沒有需要興建。
對於「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爲三跑道系統」環評報告之意見
第一部份：海豚
1. 本意見書集中指出，環評報告書有關中華白海豚（以下簡稱「海豚」）保育的部份，有嚴重和根本性的錯誤和遺漏。
2. 環評報告對於中華白海豚的生態環境損失，只以第三條跑道（以下簡稱「三跑」）項目將來佔用海床的面積計算，所謂補償措施亦以此為根據，建議設立相應面積的「保護區」或「海岸公園」。
3. 首先「保護區／海岸公園」所處的水域，本來就是海豚的活動範圍，加上一個人類給予的「保護區／海岸公園」名字，根本沒有增加海豚活動的水域面積。三跑建成後，以前的海面失去了，所謂「保護區／海岸公園」不會為海豚製造額外的水域，所謂「補償」，從海豚活動總面積來看，是不存在的。機管局建議把三跑周圍水域命名為「保護區」而視之為」補償，犯了十分顯淺的基本概念錯誤。
4. 根據香港法律，設立「保護區」或「海岸公園」的權力在香港政府，機管局沒有任何相關權力，他們的在環評報告內的單方面「建議」沒有任何保證會兌現。
有沒有看世界盃？我有，我喜歡看足球，我沒有特別喜歡的國家隊，所以，我當然會選覺得好看的球賽來看，而且年紀大了，也不會場場半夜三更起床硬撐。正因為如此，我跟朋友討論球賽，只會針對該場比賽球員表現，教練調兵遣將等等。
我慶幸我有收費電視台，看世界盃若果撞正神一般的桂神或者荷蘭叻有份講波，我都會轉台睇低俗講波團：不是他們講得特別好，而是他們擺到明柴娃娃，即等如當年我頂唔順劉舜文之類，我會睇球彩台的道理一樣。
說到荷蘭叻，其實今年偉大的CCTVB已經將其出鏡率與開聲機會減低，特別是分組賽期間其盲目喪捧荷蘭但無乜相關知識，別說對方球員，連自己喜愛球隊較新一代的球員都不大清楚，而一味在節目中唱好愛隊，實在嘔心。可能因為這個原因，無線作出相關調整，在四強戰他雖然人到現場，但有Keyman與潘文迪兩個夾住，而佢只會在非球賽期間開口，雖然一樣厭惡，但好了不少。
不過不得不佩服荷蘭叻的影響力：繼上次跪回家令到無線台慶收視跌嚇餐死，今次其旗熾鮮明地支持荷蘭，的確令不少唔係好識波又無乜特別鍾意邊隊既朋友因而想荷蘭死，你話，若果一日香港有普選，有辦法請到叻哥高調支持對家，成件事真係事半功倍架！
昨晚讀到一篇寫有關叻哥的文章，實在讓人拍案叫絕，瞬間在面書瘋傳，可想而知大家有幾共鳴。我突然想起，其實人生中遇到不同的人我地都應該以此為鑑，學習好的，避免重蹈覆轍。
圖：fifa官方網頁
其實自2002年日韓世界盃，宣告上一代巨星的時代告終後，已很少認真地看足球比賽，原因是無論球員或戰術的進步都很慢。無非只有美斯加巴塞、沙維加西班牙，十年如一日的tiki taka；2004年在葡萄牙已看過C朗，10年後看葡萄牙還是C朗！連開電視看比賽的意欲也少了很多。但今年作為水準奇高的世界盃，還是湧現了大量新的思考空間：
一、無論如何厭惡叻哥，大家都必然會同意，1974年是現代足球的分水嶺，米高斯則不但是荷蘭、而且是現代足球之父。1974－2014歷時長達40年，基本上都是西歐和南美輪替奪冠，分庭抗禮；但2010年西班牙繼意大利後再下一城，2014年德國更成為首支南美奪冠的歐洲隊，意味兩大陣營的均勢已被完全打破。
二、自1994年彭利拿探用雙防中，巴西接連取得了兩冠一亞的佳蹟，大菲亦只是他的跟隨者。隊長鄧加成為巴西「筋肉人」的代表，而朗拿度則是單箭頭以一敵十的模範。現在回看起來，4231實在僵化呆板得可以，無論是古斯達和、保連奴或費蘭甸奴，都由巴西成功之匙頓變場內小丑，費特就更足以令全隊少踢一人，也許只能慨歎時也命也。
作為一名實習記者和聖保祿中學舊生，日前文憑試放榜，關於母校首出文憑試狀元和小師妹回應對佔中看法的風波，既不忍小師妹被口誅筆伐，又對母校有著複雜的情感，有些話在心頭，還是決定寫下來。
簡介一下星期一發生了甚麼事：當天文憑試放榜，母校出了兩位狀元：徐詠然和黃曉晴同學，她們分別想入讀中大政治與行政學，和中大或港大法律系。當日852郵報引述有線新聞，指黃同學被問到對佔領中環的看法時答道「唔好意思，呢條問題（佔領中環），我哋學校唔係好准答」。 這是媒體呈現的畫面。
後來晚上徐同學在面書澄清，指大家誤會了學校，她在現場作證：「我在現場，是傳媒不斷問無關成績的政治問題，我主動去問Miss Wu（母校前校長），她說我們有自由去選答，自行判斷合場合之問題。我轉告Anson（即黃曉晴同學）後她誤會了，Anson在受訪時說這句後，我在她身旁馬上澄清學校沒禁止，可笑是我的話就cut了不出街，令諸位擔心真不好意思！」這是同學的版本。
事件發生後，我的想法如下：
為師妹感到喜悅
跟警察打交道有幾年，都沒有嘗試認真寫下與警察這種工種的種種糾纏，是時候嘗試把這段關係疏理，也順便給各位呀Sir看看。
一直以來對警察（特別是經常接觸的警民和前線）都沒有甚麼特別的憤恨，除了6月13日反新界東北集會後有幾名朋友在警車上被虐打、恐嚇和侮辱，令我巴不得想打人外，其餘的時間都沒有太大感覺。原因是於我來說警察跟法律一樣，都是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兩者都是維持制度運作的手段，整體社會意識形態不變，其他維持制度運作的東西也不會改變。
最近聽到有人說，不應假設警察是奸的、警察和市民是同一條船，我不禁苦笑；又有朋友說，前線的警察自己選擇這一工作，即使背後有再多的理由，上頭下指令後最終仍是國家機器的打手、執行不義的指令，與人無尤。又聽到有警員說，現在的警民關係處於歷史的極不信任高點，雙方的怨氣如壓力煲般越來越高，終有一天兩方都會受不了而爆發出來……
我不知道這個臨界點還能撐多久，也不知道臨界點以後的香港會否再走67的後塵，只想在現在仍能說理的時間盡一分力，抛磚引玉。
「希望在明天」，「生命無take two，前路由我創」——諸如此類廣告標語植入我這輩人腦內，廣告裡那幾個戴著眼鏡、雙手交疊於腦後、大字形躺在雨中球場笑著的少年身影仍栩栩如生。憂鬱是個「不正確」、「不好」的東西，孩子常被灌輸「正面」的字眼 :希望、選擇、創造。然而許多事身不由己——非指人力所不能及，而是指我們從來不是那些能作出選擇、左右大局的「人力」之二——其中一項便是我們小區的未來。
之於一般蟻民如我，領匯的運作與裁決神秘過魔術的竅門 : 黑箱中一對大手躲避眾人目光，彷彿只在萬籟俱寂的晚間才活動，於是我們一覺醒來，驚覺物是人非，嚷著「哪家店之前還在的，現在怎麼不在呢」，那邊又有人發現新大陸似地大叫 : 噢，你說不見了的店開在這裡了。
為什麼拆這間舖？為什麼是這一間能重開而不是那一間? 為什麼要在屋邨商場開一間賣洋酒的店？為什麼天天有學生光顧、立足幾十年的文具店被淘汰，而不是那間門可羅雀的連鎖鞋店？
2014年7月號《街報》
街頭話題——做自己的媒體系列（三）
面向共同 打造多元
獨立媒體之香港篇
葉蔭聰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HK）創辦人之一
公民團體“獨立媒體（香港）”執委
整理／鄧婉晴、楊潔
在剛過去的七月一日，超過51萬人為爭取香港普選而上街遊行，並徹夜佔領遮打道八小時，遊行人數創下10年新高，幾乎平了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歷史記錄。
這則新聞登上了許多國際媒體的頭條版面，但是在香港當地卻發生《明報》編務董事呂家明在編輯部門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於凌晨叫停趕印報紙中的印刷機，將頭條標題「爭普選」的敏感字眼刪除，企圖淡化遊行主題。
這當然已不是第一次親中商人干預新聞自由，但卻也再次驗證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對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刻意扭曲與民意的漠視。這幾年親中商人大舉收購香港媒體（張曉卿收購香港《明報》即為一例）；特區政府的限制性廣播牌照政策（2013年政府拒絕向《香港電視》發執照牌，引發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民間改革廣播業運動，數万民眾自發上街抗議）；再加上多位著名傳媒人被辭退、威嚇及襲擊，都讓言論及新聞自由日漸形成大眾關心與擔憂的議題。香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已停刊的《陽光時務周刊》老闆陳平、《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等無故遇襲，暴力潛藏於媒體界，警方卻從未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