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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機管局第三條跑道環評已經截止，機管局聲稱第三條跑道對香港十分必要，否則將未能應付日後的客量增長。然而機管局的評估早有失敗前科，07年啟用，落成至今不足10年的「二號客運大樓」啟用不久便被譏為「假客運大樓」，主要航空公司也拒絕進駐。「二號客運大樓」原計劃是全商業用途的「航天廣場」大商場，服務對象為出人境旅客，然機管局高估此商業計劃的成效，大樓人流疏落。機管局更建議如興建第三條跑道，將把「二號客運大樓」拆剩骨架，最終亦有可能全面清拆，當年28億開支白白浪費。機管局發言人回覆指一旦落實興建第三條跑道，「二號客運大樓」將擴建成為一個全功能的客運大樓以應付需求，擴建安排仍是設計階段，「具體情況尚待落實。」
客運大樓原是商場
當古希臘人把「勇氣」當成一種「公民美德」來構想的時候，他們腦子裏頭想的一定不只是個體面對僭主和獨裁者的勇氣，而且還是一個公民（甚至主要是）獨自面對其他公民以及整個城邦的勇氣。我們今天有時候會太過偏重前者，喜歡歌頌一個有良心有骨氣的知識人如何敢於對權力者說真話；卻忽略了他對自己的「伙伴公民」（fellow citizens）說真話，其實也是一件很勇氣的事。請注意，這裏所指的「真話」，並非客觀上一定正確，近乎真理的言論；而是發言者自己真心相信，以及真正表露出他個人信念與價值的話。
例如上回我們在瑞士內亞本塞州州民大會上看到的那個故事，少數幾個支持又或者喜好裸體健行的州民，當着全州熟人的面前公開偏好，無懼於身邊大多數人的異樣目光，也不怕他們的反對，以及以後可能會發生在己身上的排斥，就是要投票捍衞自己的看法。這就是「說真話」了。一個人在公眾領域的赤裸敞現。問題並不在天體健行到底對不對，合不合理；而在於肯定和否定他的人是否真的認同自己的抉擇。
我不是因為討厭主場抄新聞所以 unlike 的，事實上我認為抄新聞這回事，已經是互聯網的定律和廣泛現象，任何類型的網站都在互相抄來抄去，就算是傳統媒體也不見得沒有抄。
所以與其說主場是「抄」，不如稱之為「剪報」，《主場剪報》或許是更準確的名字，「新聞策展」或應理解為「新聞冊剪」。不論「策展」這個字的解釋，如何富有公共知識份子的感覺，或有當代美術文化館的氣息，實際上出來的效果，就是「選擇性報導」，即是他們根據自己的想法和立場，向公眾呈現各種現實的詮釋和意義。換言之，其實不少媒體都有做，例如蘋果日報和 TVB，看他們的內容，你自有一套理解世界的框框，例如甚麼是中國，或甚麼是社運。當然，策展也有討好的，與不討好的，高手的，和低手的。
至於 Unlike 的決定，來自兩個關鍵處。
第一，是葉朗程的 A 餐與 B 餐。原文刊於蘋果日報，不過也有在主場刊出，簡單來說，八婆文，在一個充滿八婆八公的香港，這種猜測別人家庭生活，然後意淫謝安琪、順便嘲笑陳奕迅的文章，理所當然走紅。然後主場那篇文在 Facebook 也引起瘋傳，然後人人關心 A 餐 B 餐，人人都肆意發表偉論。
學生既是公民，也是香港人。在資本和政權的壓逼底下，每個對社會尚有關懷的人都應站出來反抗，實踐人民的主體性。但是，為甚麼香港此一社會，處處強調學生的獨特性，把諸多社會責任都託付到學生肩膀上？這是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當這樣的問題有所釐清後，我們就可以理解學生在香港的社會抗爭當中，扮演著一個甚麼樣的角色。
學生之獨特性
其實在世界各地裡，學生普遍都被賦予了一個特別的位置，原因在於學生的「純潔性」。在高度資本化的社會當中，每個人被假定（assume）為經濟人，而經濟人的特質是其主要的抉擇都是建基於物質利益，每個人都是逐利者。因此，一個個獨立的經濟人視社會上的他者為市場競爭對手，長期處於一個緊張而不信任的狀態：對方隨時可以在市場上把自己淘汰。學生作為仍然在學的一個群體，既未完全踏進市場受污，亦理應保留著對理念的堅持，於是乎學生的一言一行往往被認為是外於利益考慮，出於對理想的崇高追求，社會遂對學生群體有更高的期望。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過後，被喻為最受全球球迷歡迎的英超亦即將在兩週後開鑼；不過近日不乏球迷討論的是印度足球。聽到印度竟和足球掛勾起來，是否很驚訝講不出說話？因為最近先後有龍格堡、皮利斯和查斯古特等球星落戶印度超級聯賽。而該國在政策上亦看似漸趨改革開放，印度足球能否成功改革，這次機遇是一大契機。
印度給港人的印象可能不太好，和朋友談起這個南亞大國，普遍的第一觀感就是咖哩和強姦。筆者兩年前曾到過印度的加爾各答，最受歡迎的運動是板球；走在街頭不難發現人們都是在打板球。這項運動普遍性之高是難以想像，為甚麼印度這一次會強勢宣傳及推廣足球？背後都離不開政治和該國的商業發展模式。
圖：筆者兩年前走在加爾各答的街頭，都是打板球的少年
（獨媒特約報導）民陣與學聯昨日（8月2日）於灣仔警察總部門外舉行「繼續和平抗命 堅持公民提名」集會，逾百人參與，有七一遮打道511抗命者與支援者作分享，各界人士包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梁國雄、香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Timothy O'Leary、「佔中三子」陳健民亦來站台。面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藐視80萬人全民投票選出的政改方案和原則、特首梁振英及眾高官高調支持建制派反佔中，大會堅持「沒有公民提名，繼續公民抗命」，不會接受「袋住先」的方案，並宣揚「人人都可以是511」，呼籲更多市民參與公民抗命。
集會人士朗讀宣言，並一同撕掉被補警告信，象徵不怕強權打壓，堅持繼續公民抗命。大會並認為8月中將是香港的關鍵時刻，呼籲更多人參與抗爭，才有辦法迫使政府推出沒有篩選的真普選方案。
抗命者心聲：其實我們都只是普通市民
不少抗命者在7月2日零晨第一次被拘捕，於和平集會中被清場抬走，他們只是普通人，也會感到害怕，但無阻他們繼續公民抗命的決心。
文：Tam Daniel
四面牆圍住一個人，你會想到甚麼？今時今日，大家可能想起劏房。我心裡想的卻是更亭，中間有個保安員。
八十年代後期，我父親不再駕駛，也做過保安員，最初叫watchman，似守門大漢，後來換了個較煩的名字，叫property attendant，則像行政人員。那些年，他偶然抽很淡的香煙，回家被母親發現後給罵個半死，也不在意，講多句都懶。我哪裡明白世道艱難，只知道那應該是很沉悶的工夫，常常懷念他的專線小巴那段曲折的山路。
保安員當然不是「自有永有」的職業。就是在那個溢滿鄉愁的九十年代，在這個城巿，他們隨著中產屋苑的普及與管理主義的蔓延，漸漸「興起」。這種就業結構轉移，其實是微妙的社會管治工程。工業勞工隨資本北上失業轉行，舊的行業或公司被淘汰，「不夠競爭力」的員工被裁員，保安員與清潔員，便往往成為收拾這個社會問題的職業（保安永遠是再培訓中心的主菜）。因此，從一開始，他們便是議價能力較低的一群。
先說說我的歷史。我於2001年在香港大學社工系畢業，那時社福界正值風雨飄搖的時候，註冊制度剛設不久，社工是否需要專業化的爭議還沒有結論；還有一筆過撥款和七折支薪的問題，都令不論現職社工和學生都沮喪非常。可惜當時社工們即使努力咆哮，卻不能改變政策推行的命運。社福界的厄運告訴我，我選讀時所抱的希望-推動社會變革、讓基層活得有尊嚴，似乎在社福界難以實踐，因此我畢業後，都極少在社工專業的前線工作，反而在社會運動中愈來愈積極。
但後來，在2009-2010年的菜園村保衛運動中，我找到了社工和社會運動的關係，也發現了社工在社運中獨特和不可取代的位置。
社會運動除了鎂光燈下的領袖和鏡頭焦點的社會行動外，紥實的群眾組織才是社運的成功基礎，我們會搞集會抗爭的行動者，回到社區，還是需要和村民建立信任關係，社區調查、家訪、每星期開村民大會、處理個案的工作，而我也是因為社工的訓練，讓我更能好好進行組織的工作。
當我以為和社工漸行漸遠的時候，我卻發現，這些能力，不就是社工最擅長的工作嗎？和弱勢同行，不就是我們所學習的社工價值嗎？可惜的是，在村內出現的社工，只是協助港鐵搬遷村民的社工隊，令村民對社工產生極差的印象。這時候，我就想通了，有許多同工默默耕耘，但社福制度卻生病了。
賓圖與李主席一同出席他離職的記者會。
如果世界盃有個最佳教練的獎項，相信哥斯達黎加主帥佐治雷斯賓圖肯定可以入圍最後三甲，他帶領一支不被看好的球隊，在死亡之組連贏烏拉圭及意大利，以首名姿態打入淘汰賽，最後在8強與荷蘭周旋至加時，終以互射12碼落敗，雖敗猶榮。傳媒對這支哥斯達黎加的關心大部分隨他們出局而告終，有少數還會報道他們回國後，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之後，就沒有之後的事了，或者4年後，人們才會再想起這支中美洲黑馬曾於巴西閃亮。
也許很多人不知，在這支代表成功的哥斯達黎加國家隊背後，其實存在一場權力暗戰。當球隊在世界盃高歌猛進時，教練、助教及球員暗地裡刀來劍往，最後功勛主帥佐治雷斯賓圖被迫走，在上星期四宣佈不再績約，並在記者會上大爆自己受盡委屈，過去年半與敵同行，無日安寧。這個記者會在哥斯達黎加足總舉行，由足總主席伊度亞度李，以及教練賓圖出席，宣佈賓圖不再續約。
記者會前，伊度亞度李跟賓圖有個君子協定，不如好來好去，大家一會兒說些客氣話，別讓權力鬥爭的醜聞暴露出來。賓圖假裝同意，但他已經準備好向記者爆大鑊。記者會上，李主席先發言，大讚賓圖是個好教練，雙方在續約問題上有分歧，為他離開而感到惋惜，並期望未來有合作的機會。總之整段說話非常官腔，大家可以自行想像。
作者是左翼21成員、工黨秘書長
根據報導，政府將會改變內部資源分配工作（resource allocation exercise）的方法，每年度節省 1% 開支，以減慢開支增長，把「以往100元成本提供到現有服務，希望壓縮到99元」，並同時檢視其優先次序。此外，通告又改變一直沿用的資源分配機制，把以往「由下以上」，由各部門構思新服務，向高層爭取加人加錢，改為《施政報告》初步定了有何新政策，才邀請相關部門「入標」。各部門如果沒有獲邀，但又要加開服務，就要自行處理。
過往政府為限制經常開支增幅，會以經濟趨勢增長的百分率來增加下年度的經常開支。在決定如何分配這筆俗稱「新錢」時，先要扣除政府開支物價升幅和已規劃的開支項目，剩餘的「新錢」才能用以開展新措施或改善現有服務。
經常性開支不足早已為詬病，並做成現時各項社會服務設施不足的苦況。但是，政府竟然反其道而行，要求政策局及部門削減開支進行儲蓄，而非增加社會投資，為香港長遠發展打下基礎。上述反智的做法，足見財爺理財哲學只是掌櫃思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