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1) 香港近期有關自殺新聞的處理，引起社會部份人士深切關注。需要指出的是，外國學者對自殺新聞會否做成「模仿」效應仍然莫衷一是，有研究指出，報道這類案件可能引起「模仿」效應，誘使更多人選擇以自殺方式來解決問題；但也有研究指出，自殺新聞與該類案件的多寡沒有顯著關係。
(2) 本會曾比較海外傳媒組織對自殺新聞的處理方式，發現它們各有不同。美國和加拿大的新聞界有不成文的共識：除非自殺者是知名人士或有關個案對公眾構成重大影響，否則不會報道個別自殺案件，只報道自殺案件的總體趨勢和原因；大部份國家會一如英國和澳洲般，不對自殺新聞的處理作出規限，不過，當地傳媒報道這類新聞時會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約制，盡可能避免產生「模仿」效應。
(3) 本會認為，香港新聞界不宜完全不報道個別的自殺案件，而應在報道自殺新聞和避免產生「模仿」效應之間求取平衡。
題為編輯所擬
緊急呼籲
致全港各大傳媒機構的編輯：
本人梁梓敦（Arnold），是一位從事臨終關懷、哀傷輔導及生死教育超過八年的前線社工。鑒於近日連續出現多宗學生自殺個案，相信很多社會上很多人都感到痛心和擔憂。本人明白傳媒的天職是將公眾知情權讓市民了解，但有一點在報導上的手法希望各位編輯可以略作修改，就是報導有關死亡原因時不要太過簡化，例如「懷疑因學業問題」或「懷疑因功課壓力」。根據英國一份有關報導自殺新聞的指引表示，過度簡化報導死因有可能會令面對接近情況的讀者模仿相關行為。
連續5天4單的自殺新聞，雖然死者年齡不同，但全部懷疑因學業問題自殺，而且自殺的方法完全一樣，因此我擔心已開始出現模仿情況。相信各位編輯都非常關注此事，甚至希望可以盡一分力量停止此事繼續發生，所以我再呼籲大家盡量避免將簡略的死因當作標題，因為一個人的自殺原因可以是非常複雜的。
另外，本人以及一班從事生死教育的朋友正努力構思一些具體行動，希望在短期內展開，希望到時可以與大家繼續有緊密合作，謝謝～
梁梓敦
二零一六年三月九日晚
攝：Manson Wong
近日有網民和同事在媒體上談及內科病房爆滿，我就是正正每天都在巡內科急症病房，每天都要巡「滿瀉」和「倒灌」病床，所以小弟昨晚寫了「內科和急症室爆煲鳥?」一文，去親身解釋真正病房和同事的情況。不到24小時，誠蒙大家厚愛，文章竟然有10000個瀏覽記錄，5個報張請求轉載，和答了10多位記者提問。
香港醫療已經淪陷？醫療已到臨界點？
醫療人手嚴重不足？
圖：工黨社區幹事趙恩來
針對天水圍嘉湖山莊附近一個高達十米的「泥頭山」，政府召開跨部門會議，屋宇署將向業主發出命令，須於一星期內開展緊急噴漿工程，加設保護層，以防止情況在雨季時惡化。然而，噴漿工漿的建議是否可取？
1. 泥頭山的位置其實屬於「濕地緩衝區」，距離「濕地保育區」更只有百多米，這種做法有否兼顧后海灣濕地一帶的生境完整？
2. 規劃署以往如證明某行為屬違規發展，可要求涉事者把土地恢復原貌，然而噴漿工程會否阻礎土地恢復的能力？
3. 有地盤負責人曾指平整工程只不過方便將來興建高球場，噴漿工程會否製造既定事實，負責人可借此反證當地已噴漿，生態無法復原，變相增加發展項目批出的機會？
解決潛在危險斜坡，為何並非要求業權人移走泥頭？政府在會議的討論過程中有否考慮？政府應該向公眾交代。
題為編輯所擬，本文為中大大學輔導長吳基培於昨晚（3月9日）晚上10時許發出的公開信。
各位同事、同學、校友：
近月接連有同學輕生，每次噩耗傳來，我和各位同事既惋惜生命之流逝，更不斷思索同學致死的原因，希望從檢討大學的機制著手，探討如何進一步加強關顧服務，令悲劇事件不要再發生。
輔導組的同事分析過去發生的個案後發現，大部分同學都未有向學生事務處或書院求助，當中有不少更是成績優異，甚至在友儕間亦從未有異常表現，令人無從察覺其情緒出現問題。
為了更有效協助新入學同學適應校園生活，輔導組每年新學年會為新生進行心理健康普查，以了解新同學抑鬱、焦慮和壓力方面的情況，從而跟進同學的需要和提供合適的支援和輔導。本學年9至10月期間，已有3,543名本科和研究生參與心理健康普查，當中輔導組已跟進和協助860名顯示有一定程度情緒問題或有個人需要的同學。
此外，輔導組亦定時舉辦提升個人成長和心理健康的工作坊、情緒小組、朋輩輔導支援計劃（uBuddies）、精神健康推廣週、精神健康急救課程、正向心理學訓練和其他心理健康活動給同學。本組同時亦向教職員提供支援同學情緒問題的訓練。在2014/15年，輔導組共舉辦了60個工作坊、課程和活動，總參與同學為6,942人，參與教職員亦接近300人。
（獨媒特約報導）生活在被全面監控的國度，打一通電話可以多難？北韓人為講一通電話——會上山、保持通話時間不超過五分鐘、通話時不提及任何姓名、用暗號、把家中手提電話的電拆掉分開存放、靠中介人與外界聯絡⋯⋯然而隨著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北韓政府的監控技術也緊接提升。國際特赦組織今天（3月9日）發表的《音訊隔絕：北韓的手機和對外信息的限制》調查報告，把自2011年北韓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上台後，限制北韓人通訊的「新招」，透過調查與訪問脫北者，一一揭露。
金正恩「新招」：嚴打「中國手機」
現時北韓人普遍不能使用國際長途電話服務，也只能瀏覽國內的網站。正因國內的網絡被重重限制，因此興起了一種新的與外間通訊方式——鄰近中國邊境的北韓人，可透過黑市商販走私至北韓的中國手機及SIM卡，連接中國網絡，讓北韓人直接與外界溝通。
北韓政府固然絕不手軟，嚴打「中國手機」。如據《音訊隔絕：北韓的手機和對外信息的限制》調查報告，平壤政府已引入新的數碼系統監視及檢測設備，並在中國邊境附近使用信號屏蔽器，阻隔信號。
用「中國手機」被捕 脫北者親述經歷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財委會本周五續會審議高鐵196億超支撥款，面臨3月底「死線」，代主席陳鑑林極可能「剪布」，強行通過撥款。小麗民主教室、社會民主連線、土地正義聯盟等團體，連日到不同港鐵站設街站，今日傍晚來到旺角站，繼續呼籲市民關注，要求停建高鐵。約10名港鐵職員在場疏導人群，不少途人主動上前簽名聯署。
作為大專老師，近日多宗學生自殺事件真的讓我感到很痛心。於我而言，教育的本意是陪伴我們的下一代成長，讓他們在這過程中學懂珍惜自己，也愛護這個世界。
生命本來愁苦，我們需要智慧去刻服困惑，也需要愛心的滋養扶持，而這就是學校與師長的使命。是故在教學工作的眾多環節中，我比較享受跟學生相處的時光。
然而一路走來，發覺香港的教育制度真的越改越亂，越走越糊塗。無論門面上以哪種口號作為改革，活動教學也好、目標為本也好，教育制度在今天的香港，不過被視為把學生分流，掌握其命運的一種機制。所有改革的目標不過在於考量如何把學生評審得更為準確，更為複雜，把學生視為學習機器。
於是乎，本來有趣的課內知識就變成了枯燥的背誦，本來該是活潑輕鬆的課外活動，就變成了評審機制的無限擴張。現在的學生，彷彿生活中的每個環節都全天候被監測被評審，不斷的教育改革亦造成課程朝令夕改而需要補課補課再補課。
如果未能適應這種刻板，學校就給你添加種種規章懲治，許多學校充斥嚴苛校規。一個本應最人本的事業，現在卻墮落成為最高壓的社會領域，把學生逼得透不過氣來。還記得早前有位自殺女生的面書留言道，學校根本一個大監倉。辦教育的人面對這些情況怎能不難過？
這些自殺事件讓我感到，我們的教育制度實在已經病入膏肓，是時候我們一起思考，如何還下一代快樂的求學經驗。
讓我們的兒子有個快樂的童年？唔係咁易架，葉師傅。
學生自殺已是香港無可迴避的社會問題，再一次感嘆時代的惡之餘，也是沉痛反思社會的機會。當自殺接二連三地發生，並同樣發生在學生身上，自殺就不可能是個別事件。十九世紀的法國社會學家Émile Durkheim在綜合歐洲大量有關自殺的資料，提出自殺是一種社會常態，不同社會中的自殺行為有其社會脈絡並有不同成因，例如失序、與社會疏離、為集體犧牲，以及因無法改變命運而自殺等不同類型。
這兩年的香港政治與經濟氣氛均處於低潮，個體感受到在社會結構底下是何其的無力，也是這無力感再三把學生推下樓。在自殺的討論中，有見朋友將問題說成「情緒/精神病學生均有不同背景」、「應加強學校的輔導」，始終還是脫離不了把自殺看成個別情況。不能否定個人輔導或學校政策可作為治標之策，然而自殺(或抑鬱)本源是經濟與政治問題，不是學校政策所能解決。自問成長以來，聽大人最多的話就是要讀好書，畢業有好工賺到錢，未來就買樓過平穩生活。一路走來，我們都是活在大人幻想的「中產之路」裡。但另一方面，是誰怪責年輕人太多怨氣、吃不了苦、廢青，自己當年乜乜乜？諷刺地，當每人都在大談民主、自由，人唯獨在自殺時才能得到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