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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波榮像一位街坊的名字，你可以叫他一聲「波叔」或「榮哥」，親切得如每朝碰到面的街坊。其實是一間油麻地街坊食店的名稱。
說到蘇波榮現時的運作模式，聽落有點複雜，就不妨由他的誕生說起。蘇波榮是由9位年輕人「一時衝動」地成立，由看舖到簽約只不過是兩天的事情，甚至成員之間都不算十分熟絡，大家只是參與活動上談得投契的人。不過眾人都想經營一間類似日本漫畫《深夜食堂》中的食店，跟街坊可以邊吃邊講，所以每人出數千至數萬元不等，一圓「深夜食堂」夢。但開店三個月左右，當中不少成員開始感到吃力，就找油麻地的社區組織協助，當中包括活化廳，「他們大多都有正職工作，每晚九時至凌晨四時就開店賣串燒，其實很困身。但奈何簽了租約，就想找一些社區組織協助。他們先找德昌里（德昌里2號3號舖的社區組織）的人幫忙，後來覺得還是不夠，又找了我們。」活化廳負責人Vangi說當天就決定參與其中，就欣賞對方理念夠單純，不求利潤，只求有一個地方跟街坊交流，「好少人開食店不求賺錢，他們只求收入可以應付租金和日常開支。我們很快就決定加入。」
在大家所熟悉的聖誕故事中，耶穌的父親約瑟或許是最受忽視的人。
聖誕的主角當然是嬰孩耶穌，然而除了聖嬰以外，聖誕故事裡還有很多其他人物，例如，耶穌的母親馬利亞、耶穌的父親約瑟、在野地裡看守羊群的牧羊人、給牧羊人報佳音的天使、在聖殿裡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的西面和女先知亞拿，從東方來尋訪聖嬰的博學智者、心裡不安想要殺害聖嬰的希律王、心裡同樣不安的耶路撒冷百姓、奉希律王命殺害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兩歲以下男孩的兵丁等。當然，聖誕故事還有那顆伯利恆的星和野地的羊群等。
當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向童女馬利亞預言她將要懷孕生子時，馬利亞即刻而正常的反應是：「我沒有出嫁，怎麼會有這事呢？」雖然童貞女生子不可思議，但馬利亞最終順服地說，「我是主的使女，願意照你的話實現在我身上。」因著順服，馬利亞得以成全上帝大能的旨意，也因此成了順服的最重要表徵。
約瑟同樣也無法接受還沒有出嫁的馬利亞已經懷了孕，於是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在夢中同樣有主的使者向約瑟顯現，要他把從聖靈懷了孕的未婚妻馬利亞迎娶過來。試問，究竟哪一樣比較容易呢——是接受自己童貞女生子，抑或接受自己的未婚妻童貞女生子？
大約在10月中到尾在右的時間，在朋友的Facebook中，得知有一齣紀錄片正在上畫，大約是說一班中學生在籌備大型音樂劇《震動心弦 The Awenking》的情況，而他們在過程中有一些轉變。
及後，有很多朋友看到感動落淚，我心想太誇張了吧？於是，為求證，我決心要盡快到戲院欣賞。可是，中間有很多的事發生，拖著後終於到了聖誕節前夕欣賞。
整齣電影你不能用「評」來形容。畢竟，受訪的十多個學生，全都是活生生的真人真事。當中包括屢教父母師長失望的阿博、與父母不咬弦的肥然、失去視力一年的子諾、身邊滿是名校生朋友的Tab、新來港的阿穎、難以專心的Coby等，這些同學都是在一些常人眼中很「次一等」的學校讀書。在常人眼中也許是失敗者時，偏偏就有社企選中了這幾間學校，也剛好這幾間學校的校長、以及這些學生亦有興趣而報名後，促成了這個表演，更甚是這齣電影。
對這些「主角」的背景和個人特性不太了解。於是，在欣賞前或後，看過一些有關對他們的評價。很可惜地，大部份都是負面的評價。當然，他們心腸其實不壞的。
然而，整齣電影有兩個場面令我感動的，甚至不禁流淚。
圖：Duncan McCosh（明報）
佔領剛完，警隊已急不及待勉回內部士氣，姿勢上進行一次大反擊。「慈母論」話音未落，警隊就在冬至當日向19名高層派「紮職」信，當中更有無理拘捕一名不滿警方安排的市民的西九龍總區副指揮官Duncan McCosh。面對過去兩月的警權爭議，警隊不但未有向公眾解說，修好警民關系；相反，曾偉雄更高調地肯定警隊的執法方式，以氣燄壓住兩千多宗的投訴、以「紮職」回應市民的指責。這不是一次內部「紮職」而已，而是警隊紀律崩潰的開始。
向市民示威
以McCosh為例，當日警察封鎖彌敦道南行線一小段路，一名市民因不滿警隊態度引起口角，最終被McCosh為首的小隊以暴力拘捕，壓在地上後被打得不似人形，連雙眼都出血。McCosh一事所反映的不單是警察無需證明市民有意圖擾亂公眾秩序而拘捕的法律基礎問題，更甚的是，McCosh所表達的是「警察是不容質疑的」的「執法」態度，只要向警察提出質疑，你已經構成危險，並以「非法集結」、「阻差辦公」將你拘捕。
McCosh事實上是警隊濫用拘捕權力及濫用武力的「典範」。然而，警隊不但未有檢討「執法」的法律基礎和重申《通例》所限制的權力，反而以「紮職」肯定McCosh的「貢獻」，這無疑是曾偉雄向市民進行一次示威，甚至是宣戰。
佔領行動隨警察清場而結束，不少論者都認為運動需要進入新的階段，也不乏各路觀點解讀佔領運動的前因後果，異口同聲宣告香港社會已徹底改變。常言道，說改變得多，往往不變的更多。筆者希望唱一唱反調，比較佔領運動和過去20年來各式政治運動相似之處，從而提出一點警惕。
行動以來，學生領袖獲得無盡讚賞和辱罵，就算是抗爭者之間對他們也常持兩極意見。回顧香港民主路上的造神運動從無間斷，跟紅頂白成風。八九民運促生了主流民主派，九一直選後更是士氣高昂，直到九七後因政治制度和形勢改變才失去地位。到了○三七一，又促生了專業人士參政，大律師成為了新的明星。然後是2006年以來歷次城市運動抗爭，主流政黨未能回應，媒體出現了80後社運的說法。到了反國教科，則又捧紅了學民思潮，然後再變成佔領運動的「雙學」。每一波的民主運動當中，我們好像都要先把上一次吹捧出來的處決，然後找一個新的對象吹捧。
「捧殺周期」無限縮短
時代變了，每個人都標榜自己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方向，不崇拜任何人，只崇拜自己。
這本來應該是一件好事。
但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都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由我們不需要偶像，不需要英雄，到我們要拆毀偶像，鄙視英雄，稍有光環的都首當其衝被嚴打，被追殺。
社會都變得越來越犬儒，每日比拼著尖酸刻薄，陰毒的言詞，是為「絕核」。做公眾人物，越「口賤」就越招話題，越易呃LIKE。咄咄逼人單單打打才是風格。 謙謙君子已沒有多大的市場。
我的員工廖廖在上星期當義工時被炸斷了三隻手指，我本來就以為這是一件潑水不入不折不扣感動人心的善事。邏輯簡單不過，那天若不是廖把鴨皮炸彈拾走，也必會由其他義工拾走，或最大可能被動物吃掉。換言之，廖代替「別人」捱了這一劫，不管如何解讀也是一件值得大家尊敬的事吧！但教人大開眼界的是，竟然有人看不過眼，唱反調批評廖是多管閒事，自討苦吃，別人只不過是想吃豬，現在無辜被你累慘了！ 更有指責他是出於貪念，拾遺不報死有餘辜。 也有動物義工 (不是自己人嗎？) 向我「舉報」，說廖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義工，並非風雨不改的餵貓，他所餵的範圍也有貓隻懷孕，沒有為牠們做絕育，實在不負責任之嫌………其他還有更荒誕的我不說了。當然稍有常識的也不會回應或駁斥。
【譯按：去年，為了守住伊斯坦布爾的Gezi公園，土耳其爆發了反政府抗爭。伊斯坦布爾的三大球會（費倫巴治、加拉塔沙雷和比錫達斯）球迷竟然團結起來在公園內為同一訴求鬥爭。這場抗爭早已落幕，而當日身為示威者矛頭的總理埃耳多安在今年已贏得總統大選成為國家元首。十二月十六日，35名比錫達斯Ultra成員被送上法庭受審。這次審訊是否象徵著埃爾多安要收緊公民權利？此文作者Mark Bergfeld介紹了這個叫Carsi的比錫達斯Ultra組織和其政治信念。】
身為比錫達斯球迷，身為Carsi Ultras的一員並不只是足球迷那麼簡單。由一群學生在1982年成立的Carsi Ultras在過去三十多年一直與專政和暴政鬥爭。著名土耳其作家Esber Yagmurdereli更曾說過：「我不是因為是比錫斯達球迷所以是反對派；我是比錫達斯球迷所以我就是反對派。」
對35名Carsi Ultras成員來說，這說法是真實的。今天（十二月十六日），他們就去年參與Gezi抗議而受審。他們被指控策劃推翻政府，且面臨長期監禁。同時，他們被控是非法武裝部隊的成員和藏有無牌武器。
領導Gezi抗爭
（圖片來自蘋果日報）
冬至，過澳門探親被拒入境，澳門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的通知說，「因發現台端對『內部保安的穩定構成威脅』，故採取警察預防借施而被拒絕入境。引用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第17條第4項。」
其實一直收到自己及獨媒部份編輯被列入黑名單的滋擾訊息，在過關前也有心理準備有可能被遣返，事情發生了，不太憤怒，只感到煩厭。保安室像街市般，又小孩、又菲傭、又大陸拖喼自由行，甚麼人都有。
不過，心裡還是不停地咒罵著：「習總不是離開澳門了，怎麼警戒級別還未下調？黑名單就黑名單咯，用不著查兩個小時吧？」
旁邊的先生更燥，不停罵是香港政府出賣了港人的資料給澳門。我帶點疑惑地為香港政府辯護：「若是真的把我們的資料給澳門這邊，他們可以即時遣返了，用不著花那麼長時間查吧？！」
先生解釋說，自己因為工作關係每兩個月要到澳門一次，從來沒有問題，但兩個星期前，因為跟妻子一起到旺角「鳩嗚」，被查了身份證，結果這次兩人都被截了。
查身份證變成搜集政治黑名單的手段？
文：泡泡
國內社交媒體平臺像是微博，微信等從興起到發展至今，有一個看似不起眼，但是在用戶和管理者中間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按鈕，「舉報」。對於用戶而言，瀏覽到不良信息的時候可以舉報，接收到威脅信息的時候可以舉報，甚至在瀏覽到自己不喜歡的內容的時候都會舉報，用戶舉報的內容似乎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和界線。對於管理者而言，「舉報」一方面能得到用戶反饋，及時處理社交媒體平臺上不合時宜的內容，另一方面，似乎給社媒平臺的「內容審查」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托辭。「賬號被大量用戶舉報，涉嫌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已被永久封禁」，已經成了一句萬能的刪帖封號金句。被封號刪帖的用戶也只能表示：聽上去好有道理，我竟無言以對。
由商業大廈的近鏡慢慢擴闊至盡見整個維港夜景，這是紀錄片《無涯︰杜琪峯的電影世界》（下稱《無涯》）的開始。我在電影院內看着這個不算短的zoom out鏡頭，愈看愈覺得陌生和冷漠，香港最叫人認得的繁華一面，原來這麼不耐看。《無涯》的開始彷彿是一段為遊客而設的影像，想不到看畢整片，讓我看到的不止是杜琪峯的電影世界，還有我們所熟悉卻久違了的香港。
導演林澤秋是香港演藝學院碩士生，《無涯》正是他的畢業作品。今次與林澤秋電郵訪問才得知，林澤秋一直是杜琪峯的影迷，但他原本並無確切要拍攝杜琪峯的計劃，「有一次我跟舒琪老師在亞洲電影節，看完一部由法國導演拍攝的杜琪峯紀錄片（二○一○年由Yves Montmayeur執導的《杜sir有種》)，我和舒琪都覺得該片的探討角度偏向獵奇，閒談間便提議不如由我自己拍一部，怎知舒琪真的走去跟杜琪峯談起來，就因此有了《無涯》這個紀錄片計劃」。
《無涯》用了兩年時間走訪了杜琪峯片場內外的生活，戲中包括了《盲探》、《奪命金》、《高海拔之戀2》和《毒戰》拍攝時候的片段，但林澤秋着墨的，不是杜琪峯作為導演如何現場調度拍攝場面、構思場景或者指揮工作人員，他捕捉的多是杜琪峯對各項小事親力親為，如搬運拍攝儀器或者跟演員夾對白等等。林澤秋雖然也捕捉到杜琪峯在片場大爆粗口，但粗口夾雜的並非無理獨裁，反見杜琪峯作為團隊領袖的親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