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調查研究便沒發言權。重建項目越來越多，不同重建項目便成為了考驗重建的法例和政策的適用性和合理性的最佳測試。原有的法例如政策是否夠周密、具體細節間有沒矛盾，重建的後果對舊區的人事物有沒改善，怎麼樣的改善等，全部逃不出一波又一波浪奔浪流的測試。

先來一課市區重建的「人口凍結」

雖然《市區重建策略》話重建是「以人為本」，又話重建是要「改善原區街坊生活」，但眾所周知，重建為大生意，無一個重建項目不是剷平舊區建豪宅，大建特建大賣特賣大賺特賺。不過，就算如此，做生意有錢賺時，都好應該要有付出，官家拆人樓趕人出家園，當然也要先賠償安置。然而，賠償是依據什麼來計算的呢？所謂 的「人口凍結」就是作為計算賠償的依據：凍結人口當日，有關單位是業主自住還是空置還是租用，有關單位的租客是誰，誰人獲多少賠償或是否獲得安置，就是依據人口凍結計算。而凍結當日，一般理解就等於是重建項目的公佈，因為大眾媒體都會報導。

漏洞：在〔市區重建政策〕與〔業主租務條例〕之間

然而，在人口凍結及市建局實際收購之間，存在著一段幾乎無法確定的時差。深水埗順寧道重建項目的街坊，正是被這段時差搞得既不順亦不寧。不無弔詭，街坊的雞犬不寧，並不純粹是甚麼社會要改善必經的陣痛之類的屁話，而是因為重建的政策及法例之間，內藏一筆荒謬矛盾的「混」賬。

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數百人選擇參加支聯會主辦的爭取中國人權遊行，在下午三時許由遮打道出發，終點是西營盤干諾道西中聯辦門外。對不少沒有提早離隊的遊行人士來說，這次示威相信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事緣在示威結束時所發生的連串衝突，帶出了三個問題：一、為何警方要無理打壓香港市民的表達意見自由？二、警方為何要在不必要的情況下，不先發警告便向示威人士施以武力？三、支聯會大老們究竟如何看待示威民眾？

〈以下內容主要根據筆者在現場觀察寫成。歡迎其它在場人士補充，讓大眾了解當時的情況。尤其是就沒有爬上車頂的兩位被捕者──陶君行和另一名示威人士──的被捕過程，筆者特別希望有人詳細描述。〉

警方打壓表達意見自由

由中環走到西營盤，一路相安無事。但當殿後的長毛等社民連/四五行動成員準備將棺材送到中聯辦正門時，一場警民衝突宣告展開。當時，大部分示威者都已經圍繞中聯辦走了一個圈。當回到干諾道西中聯辦正門附近時卻發現警方正在阻止示威者抬棺材到中聯辦門口，於是不少遊行人士齊心高喊「開路」等口號。由於警方堅持不讓棺材通過，最後示威者便強行闖關，以捍衛自己的示威自由。

提起「十一」，除了記得是自己的出生日子外，不知為何，總記起七十年代中在澳門渡過的某年國慶節：在街上一片五星旗旗海中，母親牽著兒時體弱多病的我，步往工聯會的工人醫療所。我一直弄不清楚，是我記憶有誤，還是工人醫療所的醫生與護士真的連國慶節也不放假，為人民服務。

我當然不會知道，文革末期的中國大陸人民如何過國慶節，就連澳門當時是如何，我也沒有太多印象。事後看來，那真是奇特的節慶。1966 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跟香港的「六七暴動」相反，經此一役，葡澳殖民政府面目無光，想把澳門交還中共，親國民黨組織幾乎要挾著尾巴逃走，北京政府卻暫時拒收澳門，但親北京組織全面控制了澳門的民間社會。十一國慶節當然成為公眾假期，從此熱鬧非常。

不過，除了五星旗海之外，在澳門生活的那段日子，我仍然感受到這個小城的殖民氣息。原因不單因為北京政府不想立即收回澳門，而是這個社會的變化實在太少。除了有權勢的葡萄牙人不再敢對草根華人太粗暴，以及可以大肆慶祝十一國慶外，一切似乎不變，甚至「一二三事件」的勝利者也拒絕變化，這種情勢想起來也實在不可思議。

(圖：東涌 2009.09.27)

正在展出的「上下斜睥：李香蘭上・下禾輋原稿展」，迫爆aco，連可遙看跑馬地的窗都封埋，變成鳥語花香的新界鄉村；而牆邊一角，晾衫竹更掛住阿婆著過的婆仔底衫褲。為免羅永生與張少強兩位教授要在婆仔底衫褲下進行新書發佈，「為什麼還要討論香港（後）殖民？」遂移師獨媒辦工室進行。

沒有了婆仔衫，換來的竟是國慶巡行的鑼鼓宣天。自遷入富德樓，見識過無數大小遊行，愛國的、愛港的、愛港又愛國的，都在眼底走過，卻沒有像這次的精神刀裂後現代。不怕失禮，從聚精會神的四十多名聽眾中穿過，靠在窗邊─沒有比這更詭異的表演─從三點式森巴舞女郎(什麼？這隊伍是麗星郵輪？)、到米老鼠夾着大耳朵推着三層大蛋糕緩緩前行─圍觀的人不多，以自由行居多。我想，他/她們大抵也跟我一樣，對兩種(甚至更多種)中國人的冷熱差別莫明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