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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文章

上星期,家貓小說急病走了。臨走前幾小時一直在診所陪著她,本來決定跟她一起打這場仗,但看見她的痛與惶恐,最後阻止醫生為她插喉急救,看著她心臟慢慢的停頓。 

心裡很難過,尤其是過去五年,小說一直陪著我在家裡工作,她的缺席就像一個很大的洞,使這個家處於惘然的狀態。 

獨媒進入五周年

不過,每天仍舊處理著案頭的工作。儘管有數不清的事情要辦,仍然慶幸自己不用進入 My little airport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的狀態(見獨媒電視頻道),能做自己喜歡的事,並養活自己。 

不經不覺,獨立媒體(香港)自04年組隊埋班以來,已運作了五年,第四屆會員大會即將舉行。一直以來,我們都希望有更多個人或小團隊,以 DIY 的精神,搞自己的媒體。其實,過去幾年亦有一些集體的網誌出現,但隨著社會性網站和微博的出現,以至多媒體的興起,新媒體的資訊傳遞越來越分散與個人化,網絡動員雖此起彼落,資訊的整合、分析,卻仍舊依賴主流,儘管大家都批評它們在「河蟹」的脅迫下,表現「事事旦旦」。 

劉保禧:〈林夕‧佛學‧愛情〉

(原載2009年8月12日 佛門網: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1422

林夕、填詞與佛學

「我寫詞,在時裝學角度而言,即是好多條line,我現在主力鑽研的叫『佛line』,1998年我為了王菲寫了〈守望麥田〉、〈百年孤寂〉與〈開到荼靡〉,都是嘗試用佛家精神,solve戀愛的問題,很難流行,希望日後糖衣再放多一點。」 林夕在2004年接受訪問時如是說。這條佛line,漸漸成為林夕詞作的一股主流,無論是直接說理的〈難念的經〉、〈觀世音〉,還是借以談情的〈人來人往〉、〈愛情轉移〉,佛學的意味均十分濃厚。

林夕援佛入詞是近十年左右的事。他在一次訪問提及,以佛學來填詞源於1998年自己經歷的一場大失戀,湊巧他要為之填詞的王菲也經歷婚姻問題,於是林夕開始以新的手法書寫:「我想了很久,一個人可以怎樣保護自己,想了很多道理,後來又寫了《給自己的情書》。之後開始睇佛經,發現它和我之前想的道理類近,佛的主旨是如何解脫痛苦。」 起初林夕的詞只是碰巧與佛理相通,經過十一年時間洗禮,林夕這條「佛line」日趨圓融。到底林夕如何以佛理書寫愛情,做到佛學與愛情兩不相礙?

誰說一個女生不可以梳化旅遊

上年暑假,我乘火車從卑爾根到達奧斯陸,那時差不多晚上11 時了。我在電話亭入了5 元挪威克朗,撥個電話給莊。我在Hospitality Club(HC)認識他。我們輸入個人資料,介紹自己的旅遊經驗和興趣,並且提供護照號碼,讓將來的東家確認客人身分。它像 CouchSurfing(CS),同樣是旅行者互相免費交換住宿的網頁。住過他家的人在網上留言,對他的評語都不錯。

他叫我在漢堡王前等。有些神情混沌的中年男人,呆呆望着我不放。莊是個怎樣的人?個子如何?我行李裏有什麼?有沒有刀?

如果我到他的家,他攬緊我,我應該用什麼打他?

水樽?應該拿行李逃走嗎?忘了拿護照怎麼辦?晚上應在哪裏睡呢?他來了,比我高一個半頭,胖。他說車站滿是道友,辛苦我了,然後一手舉起我的15 公斤行李,拋進他的車內。我們進了屋,他給我鎖匙,把巴士票放在桌上,說明早要去倫敦開會,晚上就回來,叫我自己開門,雪櫃的東西隨便吃。我打開雪櫃,看見他為我買來的士多啤梨、藍莓、番茄和薯仔。這時我的臉就通紅起來,怎麼我會這樣想人?

臨走前一晚,他說要請我吃晚飯,帶我去碼頭旁的餐廳。我進了一個城堡迷了路,到了碼頭的另一端,跑了15 分鐘才到達餐廳。他說隨便叫,不要客氣,於是我點了價值60 港元的橙汁,竟然是樽裝濃縮果汁。

要驗毒,請由家庭開始!

文化理論家齊澤克(Zizek)有一個最近不斷被香港評論人引用的笑話,謂一個人在黑暗的角落掉了他的門匙,他趕忙跑到附近有街燈照亮的地方去找,遍尋不獲。途人問他,你知道門匙是掉在這裏嗎?他說﹕不,是在那黑暗的角落。途人問﹕那你為什麼還在這兒找門匙?這個人答道﹕因為這裏有光!

齊澤克用這個笑話來嘲笑當代的犬儒主義文化,而這個笑話在香港不停地被文化評論人引用,正好說明香港的犬儒主義現象,俯拾皆是,例子層出不窮。這個笑話愈多被引用,會發笑的讀者就愈少,因為人們在堆積如山的犬儒現象背後,已日漸抵擋不了它背後的苦澀。

最近城中熱話是「校園強制驗毒」,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燈光下找尋暗處掉失的門匙」的荒誕。當一個社會已經沒有勇氣再去面對青少年濫藥的各種成因之際(尤如我們沒有膽量在一片漆黑的環境下找尋門匙),我們唯一的寄託就是在燈光照亮的地方,用盡氣力繼續尋找。因為,只有燈光能夠證明,我還未絕望。

這可不單是一種讓人嘲笑其愚昧的犬儒主義,而是一種將犬儒、無力和絕望,巧妙地包裝在「積極主義」底下的sentimental cynicism。

「河蟹」社工 :記 812「從局長向機構施壓看社工事業自主 — 大澳同工被調職的啟示」分享會

自從潮語「河蟹」一詞在大陸出現後,不少香港人都有鳴,它準確形容回歸後的保守管治如何侵食民間社會和各專業範疇。。今年六四、七一,網民很快就借用了「河蟹」形容香港政府和媒體。最近「河蟹」一詞流行於社工專業群體,社工於八月十二日更動起「從局長向機構施壓看社工事業自主 — 大澳同工被調職的啟示」分享會,商討反抗民政事務局曾德成這只「河蟹」大怪物的策略。

大澳「河蟹」社工

原本只能坐兩百人的城大演講廳,擠進了五六百人,連樓梯都坐滿了,出席者都想聽主角謝世傑被曾德成逼走的親身經歷,謝開場就說:「我的事件已經完了,但這不是社福界的單一事件,這是社工專業精神和核心價值被粗暴踐踏的事件,所以要行出來跟同工分享」。

早於零八年六月,這位前大澳女青年會社工眼見民政署對該區六月和九月兩次大水患的救災工作「懶懶行」,於是與居民自發組成救災小組處理災情,水災後更向立法會申訴部和政府部門表達意見,怎料最後被鄉事委員會投訴「破壞社會和諧」,最後由民政局局長曾德成向女青年會施壓而被逼走。謝說:「我儲了一肚子氣,請給我時間向大家交待事件來龍去脈﹗」

最近一直在關注內地一些民間組織突然受到連番打壓的新聞,當中牽涉很多中國政府限制民間組織「登記」和接受海外資助的問題,因為筆者略知內地教會長期也受到所謂被政府機關要求「登記」的問題,民間團體與教會都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所以想藉此文淺談一下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一直長期關注弱勢社群權益及努力推動法治的北京民間組織「公盟」,在過去一個月以來連番遭到中國政府的打壓,先是7月14日北京市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認定「公盟」自2006年以來收到五筆包括來自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捐贈屬於法定企業收入,並以偷稅為由,以法定最高 的標準擬處以「公盟」5倍罰款,合共重罰142萬多,7月17日北京市民政局以「擅自以民辦非企業單位名義開展活動」,即日到公盟其下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辦公室進行取締。 及至7月29日,「公盟」創辦人著名法律學者許志永博士及財務出納莊璐女士以「涉嫌偷稅」被扣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筆者曾就此事問過多位內地律師,他們翻查內地所有法律、行政法規與規章,完全無法理解為何以工商登記的「公盟」,會突然被民政部門調查,完全無法理解取得資金支持非牟利的工作,如何能被看成是「收入」而需要納稅,究竟法理何在?

殊殊樂

學生心聲。

歡迎來到所多瑪,且讓我為你介紹這座城市裡所剩不多的善人。

例如許志永,香港中學生鄭詠欣最近才在報刊上發表公開信,呼籲溫家寶「用法理來說服我」,有情有理,令人慨嘆,是一時焦點。在我看來,這封信最令人神傷的,是鄭小姐記述許志永被捕幾個月前還親口對她解釋別看截訪的公安很野蠻,而要注意事情好轉的那一面;他說:「中國政府已很努力,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

你知道,每次在香港和台灣向別人介紹今天大陸的情況,都有人批評我的立場太過曖昧,取態太過溫和。他們認為中國政府仍然是大海中那頭兇猛的巨獸,獨裁專制,噬人無算,而且絕無任何溫和漸變的希望。而每一次,我都會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很複雜,不要簡單地總體化中國的問題,不要用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我說:「要對政府有點耐性」。

我的朋友許知遠也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我們這一代》,他說許志永兩年前曾經意氣風發地對他表示「2008年的奧運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巨大變革機會。當全世界都盯著北京時,政治權力將有所收斂,而不同民間組織都刻利用良機,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這番話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我也表達過類似的意見,我也曾對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之後的中國充滿信心。每當外國記者找我談論中國的黑暗角落,我都會在最後提醒他們,永遠要看到光明的那一面,就如我曾提醒你一樣。

inmedia沒有日本線記者,但yahoo的即時新聞,說剛落網的酒井法子,又藏毒又運毒,又不倫婚姻又把孩子托給第三者照顧,彷彿都是因為毒癮的關係。新聞當然是善忘的,今天的新聞不用俾面昨天的,毒癮可以令酒井法子容忍與好友同侍一夫大被同眠,可以把孩子交托,昨天言之以關懷口吻鑿鑿說酒井是避走負面新聞,今天已可以用道德大長老的身份口誅筆伐,視乎你與所謂「事實」保持哪種距離,站在它甚麼方位。但不管你的立場是責難或憐惜也好,報導指警察嘗試替酒井法子驗毒,結果是:陰性反應。即鳥都驗不出一隻也。

甚麼為叫藏有,叫甚麼吸毒,定義難免各有難處。在我家檢獲的就是我的嗎?我家有其他人又怎算?有疑似吸毒的管子,用來騷癢挖鼻通櫃清腸胃難道又犯法嗎?最有趣的,似乎還在甚麼叫吸毒。報導稱酒井法子吸毒已有幾年,但到警署投案經一輪驗毒後還是驗不到甚麼出來。當然,警察如何處理一個自行投案自首卻驗不出體內有毒品的人,這是日本警察的事。有趣的倒是香港這個鏡像:昨天看午間新聞,看到副局長陳維安說為鼓勵青年人自願驗,可叫家長教師齊齊驗。一肚火,不如叫學校操場邊那棵又驗一驗如何?大門那道鐵閘是否又要驗一驗,以壯同學的信心?

搬家應該是開始: 觀塘文化中心與保留牛頭角的契機

前幾個月,文化團體舉辦<牛下開飯>的策展吸引很多香港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趕到牛頭角下邨拍照,生活原本就是這樣的徙置區一時鬧哄哄的,數碼時代的年輕人用數碼相機向本土文化致敬,社會上有讚有彈,筆者覺得唯一可惜的是,一段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徙置區歷史,沒有人好好告訴過他們。對時代的脈絡缺乏認識,就像看一套沒有聲音的電視劇,觀眾都曉得明星好靚,但聽不到對白的他們無從了解劇集的情節以致故事的推演。所以我們不用批評到牛下拍照的人只懂一味去懷舊,問題只是電視機有一些地方壞了,它發不到聲音,看的人只能望著畫面靠估。

在牛下住了四十二年的人,他們有他們各自獨特的經歷,現在政府決定大興土木,大灑32億元在牛下的重建地皮去建「跨區社區文化中心」,決策者有沒有想過把他們的故事放進去,讓後來的人知道社區的發展?先不評論政府突然由原來1億3千萬到最近大幅提高至32億的巨額建造「文化中心」是否值得(註1),但四十二年的徙置生活文化,是否更加值得社會重視?是否值得我們投放多點資源去把社區的歷史、網絡珍而重之的好好保存?32億,究竟怎麼用才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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