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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孫中山有言：「政治乃眾人之事。」這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話，但同時也是大家都沒有深究內涵的話。
最近有人提出，說通識科由課程到考評，太過偏重政治內容，對學生不好，因此推論要要麼把通識科廢除、要麼把通識科轉為選修云云。先不說道出這種話的人是政客，靠政治混飯吃，但其所說的，就顯出了對本港教育的無知。
究竟通識科是不是太偏重政治內容呢？早前許承恩老師在《明報》的文章已說得很清楚，在此不贅。大家也要留意的是，通識科佔整個高中的課程時間，只有百分之十，即使整個通識科都是政治內容，也不過佔學生在整個高中生涯的一成時間，其餘九成時間，課程內容大都與政治無關。況且，通識科的六個單元，會直接涉及到政治內容的也不到三成，比例根本就是少得可憐。
香港社會常有一種思維，說「政治都是骯髒的」，不應在學校跟學生談政治，因為這樣會「污染」青少年的心靈。因此，學校要避談政治，進而有人要求「老師要申報政治取態」。說這種話的，竟然又是靠政治混飯吃的人。
於是，學校被認定要「政治中立」，老師要「不談政治」。
編按：日本漫畫《Liar Game欺詐遊戲》，是關於一個神秘遊戲的故事。參加者假如不透過欺騙、攻擊其他參加者獲勝，將會背負大筆債務敗退。主角神崎直及秋山深一卻了解到這個遊戲的本質，對手並不是其他參加者，真正的對手是為這場神秘遊戲設定規則的組織者。參加者互相猜忌分化，最終獲勝的必然是規則設定者，要勝出《Liar Game》，唯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及合作。這不就是香港的處境？題為編輯所擬。
上星期參與了一天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的非暴力工作坊，其中一個遊戲就是令參加者在遊戲過程產生猜忌和分化，造成彼此間的不信任。遊戲設計者的目的，就是希望參加者明白，制度本身的不公義，容易造成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現象，造成內訌。輸了自己，遊戲設計者就嬴。遊戲去到最後時，我就想起這份聲明。
聲明要求梁振英下台無問題；要求中央政府尊重一國兩制，別插手干預香港事務我亦同意；自由行的數量要限制，我不反對，但為何要殃及新移民呢？大部份的新移民來港是為家庭團聚，都是基層家庭，他們在日常生活所受到的歧視已經不少，民間團體的朋友，為何要多踩一腳？
全運會欖球決賽男子女組都出現疑似「黑哨」爭議。女子組北京隊在下半場初段被山東隊第三次達陣成功後放棄比賽，七個球員在球場一角聚集，由得對手不斷開球、達陣（七人欖球賽是由得分一方重新在中點發球），最後的比分是七十一比零。男子組大熱門香港隊最後時刻被山東隊逆轉，以十比十二飲恨。今天香港主流媒體大肆報道痛斥「黑哨」，當中的疑點主要是以下三點。
1. 香港隊上半場完場前有球員因 high tackle（按例攔截不得觸及對手頸部或以上位置）被罰黃牌，即要停賽兩分鐘。後來原領先十比零的港隊在少打一人的劣勢下被追成十比五。港隊球員認為該黃牌不應罰，因為接觸點是肩部。由於沒有慢動作／多角度重播，旁觀者難以判斷誰是誰非。
2. 今日多份報章均指港隊領先五分時，最後兩分鐘被吹罰八次。但如果大家願意自己花時間看比賽，我們可見由約下半場六分半鐘山東隊在港隊後場犯規後，剩下的三分半鐘內港隊被吹罰的次數是四次。就算當一次 Knock on（即球從手中向前跌）也叫吹罰（knock on是不會判罰球Penalty，而是會判Scrum或稱「鬥牛」），總計起來也只不過是五次。兩分鐘被罰八次這一說法與事實差距甚遠。
藝發局於2013年8月29日落實參選「2013年藝術範疇代表」候選人名單，由藝術團體申報為「會員」而獲藝發局確認為選民的人數亦已公布。
早於2012年12月，「香港文化監察」發表公開信，要求藝發局解釋《藝術範疇代表推選活動諮詢文件》（2012年11月）中的「藝術團體」是否須符合藝發局的使命？例如，藝發局是否接受業餘文藝組織成員為藝術工作者？業餘組織若因此而當選成為界別委員，將如何推動業界的專業發展？
「香港文化監察」亦於2013年1月17日，在信報撰文《建於空中樓閣的諮詢》，在更廣泛的媒介平台向藝發局提出相同質詢。
然而藝發局沒有對以上關乎局方職責本位及使命的質詢作出回應，旋即推出選民登記資格最後定案。故此，「香港文化監察」於2013年3月24日發出《遺憾聲明》：「本組織對局方以公帑運作，卻不為香港藝術發展深度把關，以放任態度考量『藝術』，表示遺憾。」
2013年合資格選民共8512人，其中藝術團體遞交的登記「會員」人數共7523人，佔所有選民88%。以下為會員人數超過50的團體及會員數目：
被指為破壞百年上環舊城區，耗資2億的磅巷扶手電梯的諮詢將於9月3日截止。然而磅巷扶手電梯匆匆上馬，疑是當局為了酬庸地區利益，不惜違反當局所訂的政策目標及制度，打尖上馬，在效益成疑的磅巷建扶手電梯。諮詢將於今日9月3日截止，磅巷關注組呼籲一人一信反對。
圖：亞視今日在新聞前後播出廣告讚揚盛品儒
圖為編輯所加，作者為前亞視主播吳秀華
多位新聞部資深主管近日相繼離開亞視，原因各有不同。有人因無法配合公司管理層的要求而選擇離開，有人因人事變動而提早離開。小妹早在七月一日辭職，與公司高層變動完全無關，離開只是對一些新聞人、新聞事感到意興蘭珊。
接近兩年前，我戰戰兢兢地重返亞視新聞部。那時候，亞視因誤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死訊而被廣播事務管理局裁定報道不準確及延誤更正，罰款三十萬元，創同類個案最高紀錄。我當時仍未踏入亞視大門，看見報道後曾一再認真考量應否回巢。當時，我認為自己既然早已決定，便不應舉棋不定。
加入亞視後，我失去不少很難得的機遇，但同時，新聞部主管們也給了我很多非常寶貴的工作空間和發揮機會。重回新聞部不足三個月，我獲派出席財政預算案電視論壇；新聞部人手緊絀，但上司仍間中容許我不用協助日常新聞採訪，讓我發掘不同新聞故事；到最後，我有機會出席施政報告電視論壇。這一切一切，我是很衷心感謝我的新聞部主管和上司的。沒有他們的提㩗和包容，我的工作生涯肯定失色不少。
圖：獨媒舉行沙龍，嘉賓探討面對暴力政治的出路；左起：麥馬高，黎汶洛，吳文遠，主持人Chole Lai，何家達，龔蔚菁
（獨媒特約報導）自曾偉雄上場、梁振英上任後，政府不斷打壓示威者，出動不同「愛字頭」組織，甚至疑似黑社會對付示威者。民間記者採訪亦處處受制。政府不斷運用公權力鎮壓異見。面對今日窘局，香港獨立媒體網昨日（八月三十日）舉行〈暴力政治，有咩出路？〉離線沙龍，探討如何面對暴力政治，現場約40多人出席。吳文遠提到，「愛字頭」的行為旨在擾亂其他示威者的訊息，令更多人厭惡政治。席上無論民間記者及主流記者，均認同政府的打壓不斷上升。
澳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已經正式進入為期兩週的宣傳期。雖然，今屆選民增加近3萬，候選組別也由上屆的16組增至20組，共145名候選人競逐，理應是回歸以來競爭最激烈的一屆。但為何到目前為止澳門整個社會的選舉氣氛都依然「咁Q悶」呢？
直選議席「牛步增長」，選管會為選戰「冷處理」
其實這也是必然的結果，自去年政改一役，「+2+2+100」政改方案通過，行政長官的選委會人數加100人至400人 ，而立法會直選議席由12席加2席至14席，間選議席（類近香港的功能組別）由10席加2席至12席，另外由行政長官委任的7席數目不變。換言之，直選議席由1999年第一屆的8名（佔不足三分一），增加至今屆14席，依然不過半數，繼續牛步政改步伐。因此，一直為公眾所詬病的「垃圾會」，依然不改其「垃圾」的本質。另外，政改諮詢期間，由建制派社團合力營造出來的「白色恐怖」氣氛，製造反對加速政改的所謂「民意」，掩蓋其他聲音，更是使不少人對澳門的政治環境心灰意冷。
審查教師政治立場的說法，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對教學專業的最大威脅，對教育質素的最大威脅。
特別在校本管理條例實施之後，《資助則例》中的紀律程序被篡改為無須調查，學校即可開除教師，假如教師政治立場會被審查，整肅教師會否就是梁振英可向中央邀功之處？政治問題會否成為隨意解僱的藉口？洗腦灌輸單一政治價值、愛國變成愛黨會否名正言順？唱紅歌、跳忠字舞會否昂然進入音樂和體育的課程？
對如何教授爭議，教學專業向來有一定的標準，不容教師個人的政治立場左右。例如：
1. 教學目標首重慎思明辨，而非強制認同；
2. 內容選材必須充份包括爭議中的不同觀點，不得偏頗；
3. 教學策略必須理性客觀，不得單向灌輸；
4. 學習過程必須足以讓學生思考判斷，不得硬銷；
5. 學習成果在於讓學生明白不同觀點、論證和理據，而不是逼迫及誘導認同單一立場；
6. 爭議既為爭議，就要接受難以達成共識，更不必強令通過教學達成共識，這其實已是教學專業的常識。
這些教授爭議的專業標準，與教師個人的政治立場沒有關係。一個政治立場再民主的教師，如果在課程內容裡沒有納入不同觀點，則其教學也不算專業，因為，這位教師誤以認同單一政治價值取代思辯判斷為學習目標；一個政治立場再親近建制親近政權的教師，如果做到了以上各點，則其教學是合乎專業規範的。
圖：《海豚灣》電影，紀錄了日本太地町漁民捕殺海豚的情況。
（獨媒特約報導）數百年來每逢初秋，位於日本東南海岸的太地町居民便展開為期數月的捕豚殺豚行動， 直到今天，3,000多名居民也是以此為生。但這數十年來由於海豚娛樂產業發達，因為數以十億的龐大產業利潤，海豚被捕被殺的數目急速上升。在每年持續6個月的行動中，共約2,000至3,000條海豚被捕獵及捕殺。
太地町漁民捕殺海豚行為，記錄在 Ric O'barry 參與的《海豚灣》，這片於2010年奪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後，引起國際注意，往後幾年，都有日本當地及國際保護海洋生物團體前往太地町示威抗議。今年9月1日，太地町漁民同樣展開捕豚殺豚行動，日本組織Flippers Japan 及 Ric O'barry 所代表的 Dolphin Project 等均前往示威。
在往太地町示威之前， 8月30日晚上，他們更在首次於東京澀谷街舉行了一場「無聲示威（Silent Demonstration in Shibuya）」，從香港專門前往參加示威的 Suzette Ackermann、Ric O'barry 和曾參與捕獵海豚、現投身海豚保育工作Izumi Ishii等動保人士，手持手提平板電腦和紙牌，在人潮湧湧的街頭展示過往在太地町海豚被屠殺的血腥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