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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今日(6月8日)討論就難民、酷刑聲請者及尋求庇護者的福利事宜,議員讚賞新推行的食物券是一大進步,但設有太多限制,並關注難民不能在港工作。政府代表回應指,食物券使用範圍和方式正在優化,當局也將盡力提高「免遣返申請」審核速度,但難民在港沒有工作權利這一點不會變,政府對申請人的援助「是人道援助,不是福利」。

新服務合約增兩新措施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胡德英介紹最新向「免遣返申請人」提供的人道援助情況,新服務合約由唯一投標者「國際社會服務社」繼續承辦,在考慮各方意見後,新合約主要加入兩條新措施,一是合約履行按服務地區一分為三,分別為劃為香港島及離島、九龍和新界三個服務地區,並鼓勵更多非政府群體提供服務;二是派發食物券以代替食物援助,每位服務使用者每月可獲得價值1,200元「食物券」,到超級市場購買食物。

胡德英還指出,目前要求提供人道支援的人數已增加至8,700人,創下自2006年政府開始提供有關支援以來最高數字,而政府在2015至2016年度財政預算中,有關開支預算暫為3.29億元。胡德英承諾,社會福利署將繼續嚴格監管新服務合約的推行,政府也將繼續致力於更快更好的審核程序,儘快遣送非法移民離開香港。

女子世界盃星期六揭幕,東道主加拿大在揭幕戰迎戰中國,並以1:0取勝。明報加拿大版昨日A1頭條用上「輸的雖敗猶榮 贏的不見精彩 女足世盃開鑼首戰 加拿大1:0中國」,引起網民廣泛討論,質疑該報偏幫中國隊,有欠中立。

加拿大憑前鋒洗佳亞(Christine Sinclair)在補時92分鐘射入罰球,全取三分。中國前鋒趙容在回防時,在禁區內侵犯加拿大的連儂(Adriana Leon),中國未能力保一分。

中國隊主教練郝偉在賽後表示,自己無法判斷這球十二碼應該「俾定唔俾」,只強調「我地係嚟比賽」。國內傳媒如新浪使用「女足補時被吹點球惜敗 魯媒:這回潛規則找上了女足」作標題,搜狐亦使用「補時爭議點球 揭幕戰中國0:1加拿大」,而明報加拿大版不但用上「輸的雖敗猶榮 贏的不見精彩」作標題,更把新聞放在A1頭條。網民批評明報加拿大版自吹自擂:「贏就是贏,輸就是輸」。

「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Umbrella Movement Visual Archives & Research Collective

上月18日,「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 發起人之一楊雪盈曾在本欄撰文(見〈一次社會運動中民間自我庫存的經驗〉一文),解釋該計劃之緣起、理念與實踐。我們知道,去年雨傘運動持續逾兩個多月,期間觸發了不少藝術家與市民的創作靈感, 連儂牆、撐傘巨人、各式各樣的裝置藝術、畫作、攝影作品,都成為了三個佔領區的重要文化標記。一場自八九六四以至零三七一以來動員最幅員廣闊的雨傘運動,除了包含了如雨落下的催淚彈、沉重的汗水、腥臊的血與淚,還包含了各式各樣的情感與記憶,而運動期間的種種創作與文化實踐,都為這些情感與記憶留下了文化的印記,是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與歷史的一筆重要文化資產。

佔領區是短暫的,場地終歸會清場,一切便回復「正常」,但如何將這些寶貴的文化記憶保存,供運動的後來者借鑑,讓學者理出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整個時空的社會狀態,對於不少曾參與與關注雨傘運動的人來說,都是逼切的課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雨傘運動期間,先後出現了 「雨傘運動藝術存庫」、「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畫」等民間組織,嘗試有系統地詳細記錄佔領期間出現的各類藝術創作與視覺文化實踐,並為清場作準備,一則建立網站作長遠資料庫存,二則為作品或相關物件尋找短期或永久的庫藏歸宿。

文:嶸仔@運動公社

在剛舉行的國際足協大會上,除了選出連任卻又旋即請辭的主席白禮達外,還通過了國際足協的財政報告。報告指出,在2011 至2014 年國際足協4年間收入高達57億美元,當中最大的收入來源是電視轉播權的相關收益,有近25 億美元,第二大「財源」來自市場推廣的相關權益,有約16億美元。

這樣涉及巨款的財政報告,在七十年代以前是沒可能想像得到的。1974年,巴西人夏維蘭治成功爭取亞非拉國家足總支持,在國際足協主席選舉中擊敗競逐連任的英國人羅斯,成為史上首位非歐洲籍的國際足協主席。

前主席夏維蘭治開拓財源

他當選後,為了報答和鞏固第三世界國家對他的支持,就要尋找足夠資金來支持當地足球事業。但當年的國際足協雖是管理世界足球的最高機構,卻其實只得幾名職員。錢從何來?

適逢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經濟邁向全球化和後工業時代。後工業時代不但見證先進資本主義地區製造業式微,也見證了商品化邏輯進一步擴張。競技運動的商業化或者是商品化當然不是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但足球管治者決定擁抱而不再抗拒商品化,則是在七十年代才出現的事。

(獨媒特約報導)市區最後一條圍村衙前圍村面臨市區重建,製刀師傅范先生本獲市建局承諾安排復業,但商討未完成,市建局卻申請執達令,要范先生於5月19日交舖。范先生向法庭申請暫緩執達令,今天法官裁定把執達令押後3個月,到9月7日執行。范先生對判決感到無奈及徬徨,對前景感悲觀,只希望能「有尊嚴地自食其力」,稱會繼續爭取「先安置才清拆」。

扼殺製刀行業

范先生在作供時提到,他的行業具有歷史價值,應該獲得保育,市建局不應隨意收回,「如市建局不保育,便扼殺了小刀行業」。而且他跟市建局已有口頭承諾,承諾先安置、後收回。

他又批評市建局沒有誠意與他簽租約,市建局總經理黄麗娟曾幫忙尋找合適的工廠,「全部都是不通風的,只可作寫字樓用途」,而且租金更比原先商討的價錢貴,批評市建局「趕盡殺絕小市民、小行業」。他指自己「不為求賠償,只求復業租約,並為市民及社區服務」。

市建局否認復業協議

市建局代表律師回應指,未有確定復業協議,加上執業與否不是法庭考慮酌情權的因素,法庭只會考慮他需要多少時間搬走,而且未有証據顯示范先生轉了地方經營就會結業。市建局代表律師又指此事已拖了18個月,不能再作延後,「如果范先生不願離開,難道就等於可以永遠霸佔地方?」

攝:Alex Leung

高官坐巴士「落區」,宣傳政改,但卻不敢下車面對民眾,被譏諷為「堅離地」,似乎預示了語言偽術、公關政治的破產,以至於中央官員在深圳會面時進一步撕破面紗,赤裸地表露8.31政制改革袋一世的真實面貌,為政改三人組叫泛民港人不要心存「幻想」背書。高官「堅離地」,卻呼籲他人不要「幻想」,自然很有點自相矛盾,但卻揭示出當代香港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一個根本面貌。

港式的「現實政治」,就是指僅以短期可見的利益作為行動和決策的原則,完全不必考慮倫理道德、價值願景。筆者過去曾指出,中港政權建制的「別無可能」、「面對現實」論,與排外本土所高舉的「現實政治」觀,其實是在互相強化,嘗試消滅任何不願墮入俗套的政治想像和實踐。而中港政權樂於誇大「港獨」、廣泛報道「光復」/「反蝗」行動,客觀上也強化了建基於「中港矛盾」的「現實政治」議程,一方面轉移政權不願或無力解決特權橫行、兩極分化的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則助長排外本土在香港的影響。而民主運動內部的一些論述和實踐,包括強調「妥協」和選舉工程的慣性操作,也或多或少呼應甚至強化了上述兩種「現實政治」。

今年參與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明顯比過往幾年較少,是否因為一些要與大陸完全切割的本土派言論影響而至人數減少?影響會是有,但應該不很大,因為認同這些極端言論的人應不會很多,亦非過往維園燭光晚會的常客。至於是否受港大學生會和熱血公民分別另起爐灶的影響,看來也影響不大,參與港大悼念活動約千多二千人,熱血公民的活動則聲稱有三千人(據說比去年減半),而維園始終維持數以萬計的參與者(但一定沒有支聯會所言有十三萬五千,因為支聯會聲言六個球場及草地坐滿,其實球場還有很多空位)。

也許去年雨傘運動「一無所獲」地結束後,很多人不免感到灰心,因而遠離任何政治活動。也許過去幾年政治活動太多而有人常靜下來。也許⋯⋯數字其實並非一切。

備受批評的支聯會(批評支聯會的並非只有本土派),看來也想回應一下現在香港新一代「覺醒」的新形勢,不唱《中國夢》改唱《一起撐傘》,亦讓幾所大學學生會的代表在台上發表與支聯會想法不同的宣言。這多少反映支聯會如何「圍、威、喂」也好,總算是一個需要面向廣大群眾的組織,與一些信眾/教徒簇擁精神領袖/教主的封閉小組織相比,還是比較「民主」。

【地區政治系列】青年新政反攻黃埔:唔打就唔會輸,要打就一定要贏!

(獨媒特約報導)青年新政的游蕙禎在網上討論區中有「女神」之稱,在網民心目中可算是最為人熟悉的「傘兵」。相反,同為黃埔區社區主任的鄺葆賢則極少在鏡頭前露面。那晚,幾個人拿著青年新政的宣傳用品進入咖啡室。正當記者疑惑哪位是鄺小姐時,一位架著幼框眼鏡,外表仍帶著稚氣的少女卻先自我介紹:「我是鄺葆賢,可以叫我阿葆。」這個小小的身驅要去從政本已是稀奇事,得知她已在公立醫院行醫五年,更是始料不及。

雨傘後走出網外,以己之力改變社區

跟不少年輕人一樣,去年9月28日發生的事深深地刻在她倆的心中,同時亦是她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928當天,鄺葆賢身處在金鐘的醫療站進行急救工作。「最深刻記得,在催淚彈發射後,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學生在現場一邊喊,一邊問『點解個政府要咁樣對佢地』。」那一幕令鄺葆賢反思,自己身為大人,怎樣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她決定跟朋友一起到「屋企樓下搞街站」,及後更認識了青年新政的朋友,決意要從社區改變香港。

雨傘運動亦令游由「鍵盤戰士」的角色走出來。「那時高登有一個『區議會計劃』的討論,我亦參與了計劃參選油尖旺區的小組中」,後來該小組的成員都加入到青年新政,最終變成現時最大規模的「傘兵」組織,在各區都見到他們社區主任的身影。

文: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鄧敏琳

港人愛吃花膠,全因花膠滋補養顏,有豐富蛋白質,不過花膠種類繁多,產地不盡相同,功效也未必一樣。綠色和平近日在香港和廣州進行調查,發現有不法商人為牟取暴利,竟走私極瀕危石首魚花膠,將其充當「山寨黃唇魚」繼續天價出售。

黃唇魚盛產於南中國海一帶,昔日不少大澳漁民也曾捕獲牠,故又稱為大澳魚,漁民取其魚肚再風乾成金錢鰵花膠,價錢高昂但仍有價有市。不過,由於漁民過度捕獲,現時已極難找到黃唇魚的蹤跡。我們將黃唇魚食到幾近絕種後,並沒有得到教訓,商人為了滿足市場需求,開始尋覓與黃唇魚外形相似的近親,最終鎖定遠在墨西哥的加灣石首魚,近年更開始大量走私石首魚至香港及廣州。

加灣石首魚早於1976年已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一,嚴禁商業買賣,墨西哥政府亦禁止漁民捕捉石首魚。原本近年石首魚的數量已慢慢回復,不過,自從被海味商人「看上」然後出高價購買石首魚魚肚後,當地漁民便不惜非法使用刺網捕魚,一網將極瀕危的加灣鼠海豚及石首魚打盡。由於只有魚肚能製成花膠,當地漁民捉到百多斤重的石首魚後,只會割取魚肚部份,然後將整條石首魚拋回海底,任由其死亡,過程和殺鯊魚以製作魚翅的過程可為大同小異,同樣血腥暴力。

從向民主烈士獻花到聆聽著每位含恨而終的天安門母親背後的故事與多年的辛酸,筆者總是帶著激動,浮現起一個問題:「到底要多少的義憤,才能支持一個人風雨不改、不畏壓逼而必須要中共還子女一個公道?」同樣地,到底要多少義憤、堅持,才能使香港人二十六個寒暑以來連續不斷舉辦和參與六四集會,高呼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筆者生於90年後,未親眼目睹過六四屠城的即時畫面,但卻多少感覺到,自己真正認識到香港的可貴,是與六四事件離不開的。

「六四」與香港身份認同

「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而重要的身份,第一波的討論出現於回歸前夕,而後來沉寂了相當久的一段時間後,終於再被諸如《香港城邦論》到《香港民族論》等書重提而成為香港政治議題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筆者在此無意回顧與評論各種香港人身份的論述,但卻想提出一點:我們很難離開六四去理解「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群體。

如果身份認同是指一個人到一個群體如何定義及理解自己的特徵的話,那麼身份認同的建立過程就必須透過與「他者」區分來突顯及讓自己看清楚自身以致所屬群體的特性。六四作為一個時代的分水嶺主要是由於它清楚讓香港人看到一種價值的區分與斷裂──諸如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對正義的最基礎要求、對民主的追求等等。六四在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之間製造了一個缺口,繼而令兩種身份背後的價值取態產生了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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