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曾麗芬Josephine，在這裏出生，自從我爺爺數十年前在菜園村買了一塊地之後，我們四代就開始在這裡落地生根。我爸爸和我一樣也在這裏出生，我爸爸用盡所有積蓄建立我們這個家，因此我們對這地方留下很深的感情。我家人一直務農種菜，爸爸就出外返工，媽媽種菜的同時就可以在家照顧我們四兄弟姐妹，我們幾個放學後就會在田裏幫手，農作物收成就和家人食，可謂自己養自己，自食其力，自給自足。
一件黑色衣服，引起馬來西亞政府逮捕116名反對派人士，這已直迫二十年前惡名昭著的「茅草行動」（Operasi Lalang），當時有119人被政府以「內安法令」捕，包括社運人士、反對派及宗教界人士。
按：兩年前筆者寫了一篇關於浸大學生會的文章，報導當年四月的就職典禮；今年的就職典禮在五月四日舉行，儘管致辭的都提及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但把遲來的典禮和那場學生運動連繫起來，筆者感到迷惑。
今年，是浸大學生會幹事會十年內第三度缺莊。在宣佈缺莊之前，學生會延長了招時間，間接押後了就職典禮。於是，在新舊莊交替的時節，即使候任臨時行政委員會(下稱臨政)會長已經產生，但仍由評議會會長擔任署理會長一職。這一切是早已安排妥當的。
陳一諤是這陣子的風雲人物，在他來去匆匆的短短幾個月，幾間大學也搞了一些運動，做了幾個動作，吸引傳媒的鎂光燈，還有各界的議論紛紛。城大發生六四特刊事件、師生齊抗議校方裁員，浸大學生露宿校園，保護宿堂文化，嶺大學生絕食紀念六四。
浸大的舍堂運動
浸大學生露宿校園，在這裏也有朋友寫過，傳媒也把事情報導了八九，若果讀者對事件有所了解，可跳往「檢視宿生運動」的段落。
遇上手握巨大資源和權力的國家機器，社會運動進行的抵抗頂多算是實力上強弱懸殊的對峙。像參與一場從一開始已被對手遙遙拋離的賽跑，注定落後的一方要拚命追趕，縱使機會渺茫也得設法迎頭趕上。既然是強弱懸殊，十之八九難嘗趕上的味；更多時候，特別於國家機器全力反撲之際，其實更要懂得抵住那一距離愈拉愈遠的形勢。民間反對者不常勝利，務須練就一股敗而不倒的精神，不放手任何可能實現希望的一刻。推至極致，他們會以最後之人的姿態出現，我第一個想起阿草。
他是兩年前留守至皇后碼頭頂上的人。戴上草帽的他履行了許諾，縱然碼頭仍是不保，烈日當空近十小時策略性地佇足於碼頭頂的最邊緣，至他能承受的最後一刻。不消說，責難阿草阻住地球轉的人並不少，特別當截然相反的兩種邏輯並存之際：人們愈堅持便愈構成阻礙，骨頭愈硬罪名愈大，風骨被剝去了所有褒揚的含義。但我想無論現在抑或未來，希望了解香港這段城市發展史的任何人，只要看看那些蹲據皇后碼頭邊沿的照片，都不會接受官方那套由漁村到都會的神話。這情在重建區更是如此。
兩個月前收到 Dorothy Kidds 的邀請，到三藩市大學，出席 Davis Forum，談新媒體對未來新聞業帶來的沖擊。到埗後才知道，原來三藩市近一百五十年歴史的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正面臨倒閉危機，現在記者工會、資方和投資基金正在洽商新的 Business Model。
百年新聞業大變天
聽說一直以來，當地的記者工作對新媒體都頗敵視，覺得他們不夠專業，為政治服務，把記者的薪酬代遇拉低等等，所以這次三藩市專業記者協會能與當地新媒體團體走在一起，搞一天的工作坊與論壇，可說是破天荒，亦足見這場危機，已到一個使記者專業不得不求變的地步。
五四乾涸時代的紀念—淺介兩本小書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可以想見官方和民間將會有大量紀念活動,並強調五四時代救亡愛國的意識,也必順道哼哼｢徳先生｣(Democracy) 和｢賽先生｣(Science) 的名字。最近港府常常宣傳航天科技的國家事業，人們總算在口號和實體間找得到｢賽先生｣的對應；可是，若換轉在今天中國處境下侃侃而談｢徳先生｣的話，則未免有點超現實，何況今年是六四20週年。誠然，類似的問題彷彿幽靈般反覆被提出：｢倘今天魯迅仍然在，他會怎樣？｣據魯迅兒子周海嬰的回憶錄，毛澤東這樣回應過：｢他要麼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由香港職工會聯盟主辦的2009五一勞動節「抗海嘯、反剝削、撐飯碗」大遊行，在五月一日下午兩點三十分於維園足球場展開，共有數十個民間團體上千人響應，其中有上百位來自石崗菜園村的農民，頭戴斗笠肩挑扁擔的遊行隊伍引人注目，今年八十一歲的高婆婆拿著自家種植的香花與盆栽，與眾人高喊著「不遷不拆，不搬不移」，抗議香港政府耗資港幣四百五十億元興建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在未妥善溝通的前提下將強拆菜園村農地興建高鐵廠房，居民們誓言抗爭到底。
「我在這裡生活幾十年了，這是我自己種的香花，我們一定不會搬家」，香港石崗菜園村居民高婆婆表示，香港政府自去年底公布廣深港高速鐵路的走線和徵收地範圍之後，並未妥善與被徵收地的村民充分溝通，也沒有廣泛諮詢當地村民的意見，在此情況下，當地有許多年長村民將被迫搬離居住了幾十年的良田家園，她要求與政府官員對話，不輕言搬遷。
五年前中國肺炎令香港鬧得滿城風雨。有人於愚人節慌稱香港變成疫埠，不久便被技術性的法律定罪；有一個香港旅台女孩疑似患有中國肺炎，導致全團人士被隔離，有人籍此挑撥原本己在猜忌的港台關係，指台灣當局做得太狠。今日，香港人與香港高官的論述，反映他們做得更加狠。
強制墨西哥隔離
強制隔離一些疑似患者，或強制隔離一些相信可能接觸過疑似患者的人，雖然在公衛意義上甚為牽強（我將指出牽強在何），但其惡意未算明顯。可是，強制隔離所有墨西哥的提議，或索性叫人地無病都唔好來港，這個根據是什麼呢？就算是明光社也在口頭上主張「排斥同性戀而不排斥同性戀者」，那底，這些高官是不是打算做得比明光社更加狠呢？
因為出現了屯門普高的疑似假球案，再加上林尚義突然去世，早已淪為小眾娛樂的香港足球重新走進了主流媒體的視野。談到香港足球，主流媒體不是緬懷昔日光輝，就是炮轟足總，繼而要求政府監管足總或者足總要大幅改革云云。在「五一」勞動節想起這些討論，卻發覺大家都忽略了球員應該扮演的角色。
球員權益被忽視
提起香港的甲組球員，很多人或許會痛批他們不但實力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個別球員的態度欠佳。這大概是事實。但要提升球員的競技水平，又或者令他們對自己的「專業」多一份尊重，不能不檢討既有的球圈究竟提供了一個怎樣的生存環境予他們。事實上，能成為炙手可熱的球星的球員並不是多數，不少球員的薪金微薄，要做兼職幫補生計，球員生涯毫無保障。既然球圈根本沒有提供一個健康的環境予球員，要有潛質的足球選手全身投入當職業球員實在不是易事。即使願意投身全職足球的人，也未必認同自己所選擇的職業是一有前途的行業。